尽管我发誓决不去上海，可到了下午4点，我还是匆忙赶到了机场，登机口的乘务员对我说：拜托先生，飞机就等你一个人了。
小可并没有到机场接我，我赶到篮园度假村，对小可说的第一句话是：我是来跟你吵架的。小可咯咯地笑，她说这我早就预料到了，并且，我已经做好了准备。我气呼呼地坐在床上，看着幸灾乐祸的小可，突然，我萌生了作案的念头。
一个月以后，我从澳洲回国，一下飞机，就被公安人员“请”了去，不消二十分钟，我被戴上了手铐子，那是我平生第一次戴那冰冷而坚硬的东西，不免增加了恐惧感。
警察先是确认了我的身份，我叫坚尼·张，今年34岁，持有澳大利亚国籍的护照，身份为袋鼠牌电热水器代理商。确认了我的身份之后，他们并没有急于对我进行审讯，而是把我转到了我家乡的D市。
在转接我的过程中，我无法跟外界联系，只在D市的飞机场，我见到了昔日的棋友——老乔。我跟老乔打招呼（押解我的警察立即阻止了我）。奇怪的是，老乔瞅了瞅我，并没有认出我。我想，大概是我留胡子的缘故吧。
到了D市，我被关押在一个单间里（我想，并不是所有的犯罪嫌疑人都享受这样的待遇的，当然，所有的东西都是免费的，包括开道的警车），接着，就迎接了一个又一个不间断的审讯。
主审我的人是一个跟我年龄差不多，长得十分英俊的马处长，他的表情一直是严肃甚至是严厉的，我对他一点都不反感，我知道他在与我进行包括智力在内的多个方面的较量。他先是与我确认了一些问题，比如我是不是上个月13日离开中国的等等，我做了肯定的回答，我知道，海关会有相关的记录，我说谎也没用的。当时，我特别希望他问我一些没有记录的问题，这样，我就可以“发挥”一下。一直到当天夜里，他们才结束了臃肿的开头，似乎切入了正题。马处长问我，你什么时候认识张志刚的。我回答在四年前，具体时间记不清了。我复述了我们在一起合作的有关情况。“张先生是我在大陆唯一的授权代理。”我对英俊的处长说。马处长说：张志刚死了，你应该是知道的吧。我说是啊，我在澳洲知道的。马处长诡秘地笑了一下，他说据我们了解，张志刚死的时候，你还在D市。
“我在D市，并不能说明我就知道他死了。”
“……你们是密切的合作伙伴，你会不知道他死了？”
“什么事情都有例外。”
“可是，如果我们在案发现场发现了大量与你有关的东西，你怎么想？”
“……我不知道你说的东西是什么，即便有我的东西也很正常，正如你说的，我们是密切的合作伙伴。”
“如果，你是本案的第一嫌疑人，你怎么解释。”
“我没什么好解释的，把我确定为第一嫌疑人是你们单方面的行为，并没有征求我的同意。”
马处长显得很有耐心，他说：“如果你不同意，说一说你的理由。”
我想了想，说：“没有理由。”
接下来的审讯就没开始那么温和了，显然在头儿回合的交锋中，我被他们确定为杀人者，起码，增加了他们的信心。他们开始问我为什么杀了张志刚，怎么杀的张志刚，而问题的核心是：我是如何毁尸灭迹的。我说我没杀张志刚，所以就无法回答下面相关的问题。
然而，坚持到第七天，我坚持不下去了。
我管马处长要了一颗烟（平时我并不吸烟），马处长的眼睛里跳跃着光芒，凭借他以往的经验，知道被审讯对象该坦白了。
我说我没杀人，张志刚也没死。因为我就是张志刚，张志刚就是我，如果张志刚死了，我怎么还活着？所以这个案子是不成立的，就如同逻辑学公式，大前提不存在，无论推论过程多么合理，也不会有结论的……
马处长愣住了，没等我说完，他厉声道：请你认真一些！
我说我本来就是认真的。
马处长说我见过各种各样的狡辩者，可惟独没见过你这么荒谬的，你不觉得太小儿科了吗？你这些谎话连小孩子都糊弄不了。
我苦笑着，我说你不信我也没办法，我只能告诉你，我说的是实话。
“你说的是鬼话。”
“好，”我说，你认定我说的是鬼话，那么请问，张志刚的尸体呢？
“这个，正是我要问你的。”
“没有尸体，因为我还活着。”
我这样说，旁边一直不说话的、文静的小记录员也忍不住了，她大声说：“不要狡辩！”
我被她的声音吓着了，倒吸一口冷气，喃喃着：我没狡辩。
马处长和几个同事交换了一下眼神，他们当然不会相信我的话，他们大概觉得我的精神有了问题，是不是考虑给我做精神科检查或者鉴定。
在上海蓝园度假村那个月亮很圆的夜晚，我突然萌发了作案的念头，当然，我作案的对象不是小可，而是我自己。有了这个想法之后，小可眼中的我一定很忧郁的样子。我哀伤地对小可说：也许不久你就见不到我了。
小可愣了一下，她问我为什么。
我说有人要杀了我。
小可笑了，她说别逗了，谁会杀你。你得罪人了吗？
我说是啊，你知道坚尼吗？
小可摇了摇头。
我告诉她坚尼是我的老板，我只是坚尼在国内的代理。这两年，我在国内挣的钱没转给他，他很恼火，说要找人收拾我。
“那你把钱给他不就行了吗？”
“可是，我现在拿不出来。”
“怎么会……多少？”
“八十万。”
“我以为是多少呢？才八十万……”
“……美金。”
“美金啊，你怎么会欠他那么多？”
“是啊，所以，我现在没路可走了。……你那里有多少？”
“我没多少。”
“不然，把你的房子和车卖了……”
“不会是真的吧？……卖我的房子和车，卖了也凑不到八十万美金啊。”
“凑——凑呗，有多少算多少。”
小可想了想，她说我知道你跟我开玩笑的。
“不，是真的。”
小可说你不是设圈套吧？想把我的资产弄到你的手里。
我说你喜欢怎么想就怎么想吧，事实如此。
回到D市，我就伪造了一个凶杀的现场，这个场面是我精心设计过很多次的。现场有我的血迹，我的头发，一把粘有血迹的匕首，还有沾了血迹的尼龙绳。然后，我离开了现场。失踪了。
我伪造的现场就在我的住宅——也就是张志刚的住宅。小可有那个住宅的钥匙，她一进房间，就会发现这一切，并且，很自然地确信我（张志刚那个我）被人谋杀了。这个假设成立的前提是：A、人们能够进入人为制造的“情景”之中，比如，人们相信小说、电影、电视、网络甚至道听途说的事件，并确信是真实的。小可也不例外。B、现实中，我有双重身份，D市的张志刚和澳洲的坚尼·张，其实，区分这两个名字很简单，他们同属于一个人，就像我们同一个人在社会生活中有很多不同的角色一样。
至于我为什么要设计这样一个案子，与我内心某种隐秘的好奇心有关，也与小可有关。我当然知道这个案子——姑且叫案子，不仅会惊动小可，同时也会惊动警察先生，这个恶作剧首先是献给小可的礼物，当然，恶作剧大了一些，或者说是一个更加一本正经的恶作刷。同时，我也考虑到所有的后果，我知道现行的法律并没有相关的罪名，比如，“冒充作案罪”。没有这样的罪名就无法定罪，毕竟，我们这个国家所奉行的是大陆法系中的“罪行法定原则”。进一步说，我的设计是不是客观上推动了法律建设？从这个角度说，我还是贡献者。我所以这样想是基于我经常思考的一个问题：“人类有很多需要完善的地方”。
归根到底，我有一个最简单的开脱方式——比如我说我这样做的动机是：想考验女友的忠诚。谁也没办法。
事实上，事情并不像我想象的那么简单。
在我被羁押的一个月时间里，警察们拼了命地侦察我，收集我作案的证据。
一天夜里，我又被提审了。
马处长胸有成竹地说：我爷爷原来是长白山有名的猎手，他说过的一句话是：再聪明的狐狸也逃不过猎手的眼睛。
我说你爷爷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你的意思，从环保的角度说，狐狸应该被保护是不是？可惜，法律就是法律。”
我说对，法律是法律，法律不应该冤枉任何—个好人。
“说的没错，可还有一句，法律也不应该放过任何一个坏人。”
“可你们用什么来证明我杀了自己呢？”
“你没杀自己，你杀了张志刚。”
“我是怎么杀的？”
“用刀杀的。凶器在我们手里。”
“可是，你们怎么知道是我的凶器？”
“是啊，尽管你没在凶器上留下指纹，可按‘路卡德交换原理’——任何两个物体相互接触时，总会在两者之间出现某种交换——当然，你不会知道路卡德……”
“可那又怎么样？”
“我们已经做了DNA鉴定，证实你使用了凶器。”
我哽住了，沉吟一下，说：就算我使用过凶器，可那又能证明什么？我杀了我自己……
“不是你自己，你杀了张志刚。”
“好，就算杀了张志刚，可尸体呢？”我笑了，马处长目不转睛地看着我，在他眼里，我的笑是侥幸的笑。看了看我，马处长也笑了（这是我认识他以来，第一次见到的笑容）。
“你听了一定很失望，”马处长说，“我们已经找到了被肢解的尸体。”
“张志刚的尸体？”
“如果不是他的，那会是谁的呢？”
“我怎么知道？”
“那你知道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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