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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领着干部走上二楼，头一眼就看见楼梯拐角处，横放着两只氧气瓶。他立即停住脚，睁大细眼睛，扫视着随从，问道：“怎么回事儿？为什么把氧气瓶放在这儿？”
安适之急忙也问：“这是哪个科的？”
林子午接着问管后勤的老赵：“老赵，这氧气瓶是用过的，还是没有用过？”
老赵觉得今天林院长有点儿不同寻常，急忙走过去看看氧气瓶上的压力表，说：“还没用，是备用的吧。”
“那，它应该放在哪儿？”林子午问。
“放，放在病房，或者……”
老赵还没说完，林子午就打断他：“派人把它们推到急诊室去。”
“是是。”老赵急忙答应。
林子午用手摸了一下楼梯扶手，看看手掌，恼怒地：“这儿怎么这么脏？哪个科负责？让他们今天彻底清扫。下班后加班。”
“好。”安适之答应着。
这一路，林子午不断地发问，指出毛病，下达指示，随行的人一个个都提溜着心，只有袁亦方颇有兴致地看着他。在内科病房，林子午看见一个年轻的护士正给病人打针。这姑娘手拿酒精棒，碘酒棒，二棒合一，跟轰苍蝇似地在病人臀部上一蹭，就要把针捅进去。林子午严厉地轻叫一声：“住手！”
那姑娘吓了一跳，抬起头来瞧着这胖老头儿。林子午说：“给我背一背，注射的要领，先说怎么消毒。”
“消毒？”那姑娘又害怕，可又表现得满不在乎，说：“就用酒精、碘酒呗。”
林子午朝她一伸手：“把酒情棒、碘酒棒给我，你看着。”他接过棉棒一边操作一边说：“先用碘酒棒由里向外顺时针方向作圆周式消毒，不能这么来回蹭，那就不是消毒而是反复污染，跟没消毒一样，或者比那更坏。然后，再用酒精棒同样消毒一次。这不能偷工减料，不能搞什么快速操作法。给我针。”他接过针，看看针管，轻推一下，把针管里的气推出去，然后快速地把针插进病人的肌肉，一边缓缓地推着药液，一边用小手指轻轻搔着病人注射区的皮肤，说：“进针要快，推药要慢，可以用手指轻轻触摸注射区的皮肤，以转移患者的注意力，减少疼痛。”他推完药液，又很快地拔出针来说：“拔出针头要快。”他用一根棉棒按住病人的针孔，问那姑娘，“你没学过？”
“学过，上护校的时候早就学过。”
“那你为什么不按操作规章办？嗯？”林子午看看安适之，“你这个主任……”
“是我平常讲得不够。”安适之说。
“因为注射而引起感染的事例，并不是少数。你们为什么不注意？我们是治病的，不是给人家添病的。”林子午说着，扭头问那姑娘：“你叫什么？”
“徐翠香。”
“通报全院，给予批评。”林子午指着安适之，“你呢，扣除本月奖金。”
“您做得对。”安适之说，“这可以教育全院职工。”
那姑娘拉长了脸，撇撇嘴：“哟！”
林子午本来已经走向屋门，听见这声“哟”，猛地转过身：“哟什么？不服气？那，下班后你交一份考卷，把护士守则和护理常识给我默写一遍，内容包括换床、注射、配药，为病人洗头、洗澡，嗯，还有……”他看看病房，“病房医护人员须知。这几项一项也不能少。考不及格，不许上班，工资减半。”说毕，扭身走了。
那姑娘呆了半晌，一捂脸跑出病房。全病室的病人，一齐开心地笑起来，七嘴八舌地说：
“哎，这才叫懂行呢！”
“这才象个医院。”
“这帮护士小姐，早该这么治一抬。”
“这老头儿行。”
“瞧小徐，这回得哭两天，脸上的白粉得冲掉一层儿。”
“哈哈哈！”
这回的查房，让林子午着实生了一回气。他头一次发现，医院正在向自由集市方向发展。医生的责任心，他精心制订的各种规章，还有医院本身的卫生状况，都在动摇、涣散、崩溃之中。他头一次感到自己的无能，也头一次对安适之的能力产生了怀疑。他责令安适之七天之内让新华医院重新精神焕发，倘再有玩忽职守，私自开假，滥开药物，病历不齐，交班不全，大声喧哗，扎堆说笑，早退迟到，蛮横粗野，或损坏器械者，一律停职扣薪，作出检讨，否则，绳之以纪律。
这天下午，林子午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怒气冲冲地起草了一份通告，要求各科室负责人对本单位进行一次清查，堵住任何违章的死角。一个星期后，七月二十五日，全院大检查。倘有不合格者，“勿谓言之不预”！
写罢这份通告，他头朝椅背上一靠，竟昏过去了。
第七章
林子午因为血压陡然升高，住进了北京医院。他本来有过一个建议：卫生部门的老干部生了病，应该在自己所领导的医院诊治、住院，不必都按照级别，挤到保健医院去。这样，既可治病，又可以亲身体验一下本单位的工作作风，还可以了解下情。谁都知道，在住院的情况下，病人与病人，病人与医护人员之间，最容易成为朋友，就象在旅行中，旅客很容易就交谈起来，并且成为无话不说的伙伴一样。“山和山不能相遇，人和人总能相通。”人们的心灵之间，本来有一道桥，只是被世俗的观念，诸如职务的高低呀，事业的贵贱呐，官阶的大小哇，这些石头所阻隔。当这些石头被搬掉之后，人们的心会很快地交往、碰合的。可惜，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喜欢这种心灵的交往。在许多人们易于相识的场合，却往往用许多设施提醒人们知道自己的身份。于是，人和人用自己手造的樊篱把自己分割成不同的圈子，使那些本来不大易于接近大众的人，更加远离了大众。不幸的是，有人特别喜欢这种状况。倘或让他与大众一起进餐，他就大发雷霆，仿佛少发了他的工资似的。住院也是如此。林子午的建议，本来是自然而又合乎情理的。然而，在有些人看来，够了相当级别的医院院长，生了病住自己工作的医院是不可思议的事。小病还可以凑合，大病呢，你们那里有专家吗？有高级药品吗？有特别护理吗？有最新的设备吗？这一连串的问题就勾销了最平凡的真理：医院院长生病，不在本院治疗，那就意味着他不相信自己的医院，自己的医护人员，那就是给本院职工头上泼去一瓢冷水。
林子午昏厥之后，是在新华医院急救的。可是他醒过来之后，却被无微不至地关怀他的上级，派人把他送到北京医院，说是在那里养病更安静一些。老头子坚决不去，又生了一顿气。然而生气归生气，制度归制度。他的病历在北京医院，为了那几张纸，他这个大活人必须屈尊枉驾。
“这点就需要改革，谁也不背着病历出游。假如碰上个危急病症，难道非要千里迢迢赶到放着你病历的医院去吗？荒唐！”他想，首先要在新华医院开始，不是合同单位的病人也应该收诊。
不管他怎么想，他还是拗不过制度，住进了北京医院。
在他住院期间，院党委委员、医务处主任安适之果然负起了责任，在副院长郑柏年和党委副书记孟宪东的支持下雷厉风行地进行了一次规章制度的大检查。院风立即有了明显的变化。这当然不是安适之个人的功劳。群众渴求改革的心，是那样强烈，以致于只要是一点点真正切实的改革也会引起他们的欢迎。正如春风呼唤着绿草，人们的心也呼唤着美与进步。十几年全民族的大跌宕，把丑恶与痛苦从监牢里放出来，让它们在社会上横行无忌。其实，知道痛苦的民族，才是有希望的民族。最可怕的是人心的麻木。有些人确乎被污浊、丑恶、痛苦的大棒打击得麻木了。麻木于落后，麻木于虚假，麻木于愚昧。疗治民族的特别是后代受过伤害的心，是改革的关键。所有规章制度与人员的更迭、变化，都应当激发起人们心底的热潮，点燃群众心脏的炉火，否则，便是纸上谈兵。新华医院的职工，对于改革的看法，大部分是观望。这观望并非消极，而是希望一个真正致力于改革的聪明人来带头一呼。林子午无论如何，在群众心里算个明白人。而且大家也知道，这老头子并不把自己的乌纱帽看得怎么重要。他这次的发病，便是他没有多大私心的明证。要是一个混事由儿的老爷子，睁一眼闭一眼，就可以安享晚年，何必生这份儿闲气？所以，群众见他为工作气病，确也感动，都想改变一下目前的状况。因此，安适之雷厉风行也罢，消极怠工也罢，医院一定会有所改进的。他的大刀阔斧只不过适应了群众的心意。其实，他所耗费的力气，无非在嘴巴上和脚杆上，喊叫一番，奔走一番，结果，那成绩便归在他的帐上。
一个星期以后，他写了一份检查规章制度的总结，送到部局。很快上级便批下来印发全市各医院，要他们都参照新华医院的经验，来整顿一下医院的工作。安适之便成了名人。记者采访，报刊宣传，连电视台也跟着凑热闹，来了一帮人，把新华医院里里外外拍了一遍。第二天便在新闻节目里加以广泛而有节制的吹嘘。那拍电视的导演，是章秋丽的同学，这次报道自然与秋丽的奔走有关。安适之不由得对她更增加了爱意。
一天下午，郑柏年把白天明叫到自己家里。他的所谓家，不过是一间筒子楼里的宿舍。白天明刚分到新华医院时，常常到这筒子楼里来找郑柏年。当时，郑柏年和安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