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度。临走时，把父母的骨灰埋在了万安公墓。也许，正是沾了她的光，白天明才能从小县城调回北京，回来看守那已经破落的小院儿，四间瓦房。那毕竟是“侨产”。然而，他对那度过自己童年、少年、青年时代的老屋，并没有多大的亲切感，对于大姐，则简直万分地鄙视。他始终闹不清，大姐怎么会爱上一个胸脯上长满黄毛儿的洋人？不错，爱情是没有国界的，而且，近来的时尚似乎崇扬大姐这路的“国际”主义者。从优生学的角度看，大姐似乎也够得上改造人类本身素质的先驱者。然而，他知道，大姐的远嫁外邦与这些主义和科学无关，甚至也远异于古代的和番。大姐不过是喜欢乔·方登身边的生活而已。大姐自己说：“乔尼有个了不起的姓：方达，说不定是亨利·方达的亲属，将来也会当电影明星。天明，瞧，乔尼多帅！”
白天明那时还小，闹不清“方登”和“方达”是不是一个外国字，更不知道“亨利·方达”是谁。在他眼里，电影明星绝不会比胡同口儿卖豆腐脑儿的老孙大爷更亲切可爱。但他知道，大姐不是因为乔尼的电影明星家系才嫁给他的，是她早就想到外国去，没有乔尼·方登，她也会找一个“橡皮泥·圆凳”嫁过去的。
白天明并不是个狭隘的民族主义者。他尊重和理解海外侨胞思念故土的心，并不简单地认为移居国外便是背叛母邦。但他恨自己的姐姐。无论怎么说，那时他才十五岁，还在上初中，姐姐竟忍心抛下他，远走高飞。要不是那象母亲般慈爱的吴老师，白天明的少年生活将会更加凄凉和清苦。他变得沉默、内向、郁郁寡欢。在学校里除了念书之外，他和一切活动远离。但是，他的内心却奔腾着炽热的熔岩，他要用优异的成绩给姐姐一个颜色。只有在吴老师那简朴的小屋里，他才变得象个少年，和吴老师的侄女儿吴珍一起说笑，一起听吴老师在一架旧钢琴上弹出悠扬的曲调。吴老师早已在“史无前例”的烈火中烧尽了自己的生命之烛，如今埋在黄土丘下，听秋虫的弹唱。吴珍也已不知去向。白天明考上医学院之后，一心发愤读书，想用未来的薪水回报吴老师的慈爱，惩罚大姐的良心。可是，他的努力无损于大姐的自尊，而大姐幸福的婚姻却给他的生活投下浓黑的影子。多少年来，他经受了一次次政治运动的冲击。要不是实事求是的理智终于占了上风，他大约永远会在周而复始的政治运动的圆圈中，带着枷锁舞蹈。
没有亲人的旧居，便是一个没有生命的躯壳。这样的栖身之所到处都有，何必非要回来？
他并不特别高兴回来的理由，还因为在北京他有过两次还孕育在内心便被掐死的爱情。
一次，是他的初恋，那对象自然是吴珍。吴珍比他大三岁。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就象是亲姐弟，有说不完的悄悄话，唱不尽的中国与外国（更多的是俄罗斯的）民歌。吴珍买了什么好吃的东西，除了捧给姑母，就是偷偷用手绢包起一份，等着天明放学的时候交给他。当天明津津有味地吃着这些美食佳味的时候，吴珍总是坐在一边，用似乎是母亲的目光，笑咪咪地盯着他。白天明从来没有感到自己已经爱上了她，只是觉得一天也离不开她。直到有一天，在一九六O年吧，他刚上大学二年级的时候，在音乐学院钢琴系读四年级的吴珍，跑到学院来找他。在西郊学院路的林荫道上，吴珍慢吞吞地告诉他，某歌舞团的乐队指挥给她写了一封热烈的求爱信，她不知道该怎么回复这个求爱者，想听听小明弟弟的意见。白天明当时什么也没感觉到，只是说：“这要看你自己的意思了，你觉得可以和他交往，也不妨跟他作个朋友，接触一段再说嘛。”
吴珍听了他的话，站住脚，在夕阳的余光中眯起美丽的大眼，忧郁地说：“可是，我已经爱上了一个人呐，怎么办？”
白天明笑了：“你可真会保密。爱上了谁，怎么不告诉我？”他看看吴珍，又说：“那你就告诉写信的人，说你已经有了爱人。这很简单嘛，发什么愁？”
吴珍不再说话，只是在秋天的晚霞中慢慢地走着。路旁高大的白杨，抖落着一片片黄叶，他们踏着落叶默默地行走。秋风掀起吴珍的紫色薄呢大衣，也拂动着她浓密的黑发。她只是一言不发地走着。他俩一直走到北太平庄，在学联食堂吃了晚饭。送走吴珍，白天明才发现，自己衣袋里已经连坐车的钱也没了，只好在秋夜里步行赶回学校。
他走到花园路的时候，一股悲凉突然袭上心头：“哎呀，她有了爱人！她将会和另一个男人生活一辈子。我再也不能，再也不能象现在这样和她一块儿生活了，我将会失去她，永远失去她！”
这思绪使他烦躁，使他恐慌，使他好象坠入了无底的深渊。他不知道自己这是怎么了，为什么不愿意象姐姐一样的，比姐姐还亲的吴珍找到自己的幸福。他昏头昏脑地回到宿舍，头一次没有翻开书本就倒在床上。他睡不着了，心里翻来覆去是那个恼人的念头：“她要和别人过一辈子了。”
躺在下铺的小胡从床上爬起来，凑到他的耳边悄声问：“天明，你怎么了？陷进爱情的网里了？”
他的头一下子胀大了。啊！原来是这样，是他爱上了，而且大概早就爱上了吴珍！是这个才使他听到这消息后这样痛苦……
单纯的青年呐，竟然不知道自己在何时陷入了一张紧密的痛苦的网，而这个网，就叫做爱情……
第二天，他给吴珍写了一封信，把自己在花园路黝黑的走道上突然泛起的心潮，以及整夜不眠的思考告诉她，请她原谅“我不知道你已经有了爱人。相信我吧，珍姐，我将克制我不应该产生的情感，永远象弟弟般地爱你，绝不干扰你的生活……”他把信投进邮筒的时候，心突突地跳，仿佛做了最丢人的事。
吴珍又来找他，红红的脸，满溢着兴奋和幸福。她对他说：“我也爱你，象姐姐爱弟弟一样地爱你。我比你大三岁呀，是吧？我可不答应不再理你，而是要更好更好地跟你在一起，比过去对你还要好。咱们老是这样在一起，多么好哇。别再说傻话，别再痛苦。我怎么能不理你呢？瞧你长这么高，可还是个孩子。咱们拉拉手，都算过去了。你毕业前，咱们谁也不说这件事，跟从前一样，好不好？嗯？好不好？”
白天明自然不希望离开她，听了她的话，也就化忧为喜，以为那未来的“姐夫”，毕竟还在遥远的地方，自己在珍姐的心头也还占据着一个位置，便答应了她。
那天他们一起到了北海，划了船，在飘满落叶的湖水上，吴珍为他唱了一首歌：
还记得在那年早春时节，
是你把含羞草投进我的小窗。
你眼里闪耀着快乐的光芒，
我的心也不禁激动地跳荡……
吴珍的眼里是温柔的光，那歌声象轻柔的丝线缠绕在白天明的心头。
谁知道，第二年，吴珍一毕业，就被一件谁也说不出缘由的事所累。据说，她从未见过面的父母是出卖同志的叛徒，在生下她不久，就把她交给姐姐吴蕴芳收养，双双出走，逃奔美国了。吴珍因此不能得到较好的工作位置，而被分配到云南。她走后，一封信也没有给姑母和白天明来过。直到一九六四年，白天明才收到一封信，说她已经结婚，在云南省一个县城的文化馆工作。她什么也没说，只是祝白天明幸福。
白天明没有幸福过。那遥远的祝福只是内心缥缈的希望。从此他更加沉默。只是在袁亦方的家里，他才觉得自己又有了一寸立足的地方。
后来，他懂得了人生，开始能意识到什么叫做爱情了。当他发觉自己的眼睛总爱看袁静雅的时候，他又陷入了痛苦。他知道自己没有资格去获得这个纯洁、端庄的姑娘的心，但是他有勇气和义务保护这位“师妹”的圣洁。然而，当他知道老师看上了风向标一样的安适之，并且静雅也开始倾慕这个潇洒而又缺德的翩翩公子时，他的心碎了。他觉得自己无能，不要说爱，连兄长般的护卫也不能给予静雅。他从此更加孤独和惆怅，丧失了追寻爱情的任何冲动。往昔的一切，都变成了苦涩的梦。他不愿重温旧梦，不愿揭开心灵上的伤疤。
但是，回到故乡，毕竟是他生活的转机，他不可能无动于衷。特别是这次调动，并不完全靠侨眷的关系，主要地还是由于他医学上的成就。
在偏僻的县城小医院里，白天明早突破了内、外、妇、儿、五官等等科目的界限，在整个人体的疆场上同疾病搏斗。有什么病人他便治什么病。因此，他曾经在极其简陋的条件下，以外行之身，居然成功地做了两例断指再植手术，还救活了几位被大医院宣判了死刑的重病人。《光明日报》无往而不至的记者，象发现了一个新的天体一样，以难于抑制的兴奋之情在报上披露了这个杂科医生的功业，并且勇敢地为他不公正的遭遇发出呼吁。郑柏年立即四处奔走，还拉上德高望重的林子午老院长一齐上书国务院，终于使他又重回新华医院。白天明并不知道郑柏年为他所付出的力气，但是他知道这次的回归与自己无数昼夜的辛劳有关，他并不是一个需要照顾的侨眷，而是一个合格的战士，又站到应该站的岗位上了。他有理由兴奋。
呵，北京，故乡。在贵州的山乡里，偏僻的县城里，每个夜晚他都会想起北海的清波，知春亭边的嫩柳，长城上的劲风，圆丘台上苍茫的天宇。日日夜夜都好象有个温存的声音，梦一样从遥远的地方吹到他的耳边，喃喃着：“回来瞧瞧吧，孩子。”
他终于回来了。
出乎他的意料，他接到调令时是那样的平静，心底竟没有泛起什么波涛，大概两种不同的情绪象酸与碱一样地中和了吧。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