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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愤怒了！一种憎恨和反抗的欲望强烈地在他的心中燃烧，他的愤怒再也抑制不住地爆发了！他要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反动派作坚决的斗争。他向共产党的组织提出了入党申请，在白色恐怖高潮中，毅然决然地投入到党的队伍中来了。
介绍周扬入党的是他当时在大夏大学的一个同学，又是同乡的夏钟润。在周扬的心目中，夏钟润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可以信赖的人，他觉得和这样的人在一起为党的事业奋斗，自己就有了依靠和力量。
不久，暑假到了。周扬决定离开上海这个反革命政变的策源地，到武汉去工作。那时，武汉国共合作尚未完全破裂，周扬还抱着一些幻想。然而，当他在武汉住了一个月之后，那里的国民党政府也公开同共产党决裂，实行所谓“分共”了。他仅有的一点幻想完全消失了。
周扬回到湖南益阳家中。湖南在五月“马日事变”之后，到处抓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处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家乡不可久留，他的组织在上海，他要赶快回去，在组织的领导下进行革命斗争。他没住多久，就告别了家人，又回到了上海。
他万万没有想到，同他两个多月前的情况相比，这里已是一切皆非了。党的组织没有了，以前的同志许多都不见了，夏钟润也已去了日本。自首的自首，消极的消极。周扬不知道到哪里去找组织关系，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他就像一只离群的孤雁，感到从来没有过的苦闷和孤单。
此时，周扬已读到大学三年级，离毕业还有两年。他对大夏大学本来就极端不满，现在更是度日如年，还要再熬上两年的时间，实在让他难以忍受。于是，他转入了高师科，改学教育专业，仅用不到一年的时间，就拿到了毕业证书。他一拿到毕业证书，就东渡日本，去寻找组织关系，寻求革命的真理去了。
周扬于1929年初到达日本。那时的日本，正是左翼文化运动蓬勃发展的年代，知识界正处于学习马列主义的高潮之中，普罗文学十分繁盛。日本的左翼文###动开始于20年代初，各种左翼文艺组织很多，除了无产阶级艺术联盟之外，还有劳农艺术家联盟、前卫艺术家同盟，全国艺术同盟、斗争艺术家联盟、左翼艺术家同盟、农民文艺会等。后来，共产第三国际作出决议，日共的福本主义路线受到批判，于是在这些组织的基础上，于1928年成立了日本左翼作家总同盟，并接着组成全日本无产者艺术联盟，简称“纳普”。日本本是一个善于学习外来文化的国度，马列主义和苏联方面的著作翻译介绍非常之快，也非常之多。那时的日本对中国的进步青年很有吸引力，很多人都往那里跑，去那里取“火”，取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火”，取无产阶级革命文化之“火”，普罗文学之“火”。 周扬来到东京，住在小石川区林町的“国师馆”。这是一座两层的木屋，约有二十来个房间，住在里面的多是留日的中国人。周扬住下之后，一是拼命地找日本左翼文化人的关系，二是拼命阅读左翼文艺书籍。他见到了夏钟润，可是夏也失去了组织关系。他加入了日本左翼文化人所主办的暑期外国语大学，参加了中国青年艺术联盟，这是一个“左”倾的中国留学生组织，沈西苓、许幸之等都是它的成员。周扬不懂日文，主要是看英文书。他后来回忆说，他常到有名的丸善书店去，那里有很多英文书刊，他在那里一看就是半天。每次去都要买很多回来。令他特别感兴趣的是那里的夜市，书都摆在地摊上，价格很便宜。在这期间，周扬看得最多的是英文的日本作家的作品，也看了一些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小册子，社会科学方面的书。他很欣赏布哈林的唯物史观，还产生过把这本书翻译成中文，把它介绍给中国读者的念头。他经常和同住“国师馆”的邻居方信讨论一些文学方面的问题，给比他小几岁的谭林通介绍读有关文学和社会科学方面的作品。
周扬的“左”倾行为，很快就引起了日本警方的注意。在日本大检举时，有一次他到一个左翼团体去找人，那里已被日本警署搜查过，他要找的人被逮捕了，周扬找上门来，警察就把他也给抓了起来。他和一个“左”倾的日本朋友一道，被关进小石川区警察署的拘留所里。警方虽然早就盯上了他，但并未掌握什么证据，经过搜查他的住处，也没有找到任何罪证。在审问时，周扬自辩自己只是一个研究者，没有任何活动和组织关系。警方把他关了一个月，什么犯罪证据也没有发现，最后只好取保释放。保他出来的是方信和谭林通，这两位他到东京来以后才结识的新朋友。
从拘留所被保释出来之后过了一两个月，周扬就搭乘海轮，离开东京，回到了上海。留日期间，党的组织关系没有找到。虽然这个目的没有达到，但无产阶级革命文化方面的知识倒是学习了不少。普罗文学此时正在中国大地上特别是上海如火如荼地发展着，年方22岁的周扬离日回国，此其时矣！他立即投入到红色文艺的行列中来，犹如蛟龙入海，左翼文化运动翻江倒海地闹腾起来了。
3 艰险火热的斗争生活3（1）
艰险火热的斗争生活从“跑龙套”角色到“左联”常委 周扬是1930年夏回到上海的。开始，他只是作为一个普通的赤色群众，参加了“剧联”的一些活动。他经方信介绍，认识了“剧联”负责人之一名乙。方信和名乙都是田汉的“南国社”的成员。
名乙回忆说，周扬开始没有参加“剧联”，只是经名乙介绍参加了进步剧团“摩登社”。后来剧团解散，才和其他人一起进入“剧联”。
“9·18”事变后，“剧联”党团书记同意让周扬参加苏联话剧《第四十一个》的演出，演一个红军战士。因为他不会讲普通话，一口湖南话，土音很重，别人听不懂，剧中的这个红军战士不说话，所以就让他去扮演这个跑龙套的角色。周扬在“剧联”期间的活动，人们能够记得的，大概就是这么一件事了。
1931年底，周扬加入“左联”。革命事业需要年轻有为的人。
他加入“左联”不久，便被推上了常委的工作岗位。这一年，他23岁。
此时，他还是一个没有同党的组织接上组织关系的党外青年，也没有重新向党组织提出入党申请。这是为什么呢？他在延安时期写的自传中曾这样说过，从客观原因来说，是由于对当时党的错误路线下对知识分子革命青年的态度的不满。“我那时并不认识立三路线的错误，我还没有那个能力和基础。但使我长久不能忘记，刺伤了我的自尊心的，是当时遇到的一位区委同志对左翼非党知识分子所表现出的那极令人难堪的鄙夷的态度。当时我得到了这样一个印象，他们且正式这样说过：要谈马克思主义，就要是党员，否则就是空谈，就是假革命，就是最可耻的行为。……从此我见了他们仿佛感到羞愧，局促不安，我渐渐避免见他们了，我孤独地抱着革命的志愿并无行动地生活着，成了一位朋友批评我们的所谓‘革命的高蹈派’。”周扬感到，现在自己已经成为“左联”的一员，而且是常委了，不应该再留在党外了。于是，他向党组织提出了入党要求。
由同是“左联”常委的冯雪峰同他谈了一次话，很快就被通过吸纳为中###员。没有冯雪峰的赏识，他就进不了“左联”常委，恢复不了党的组织关系。周扬对此一直心存感念，多少年之后，还不时提起。
“左联”是“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简称。它以鲁迅为首，成立于1930年。左翼文学，或曰普罗文学，是一个国际现象。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使苏联成为左翼文学的发祥地。在苏联出现的“无产阶级文化派”，曾受到列宁的批评，但其“左”的影响并未肃清，随之出现的“拉普”更“左”，从20年代到30年代，形成一种世界性的潮流，世界各国的革命文学者纷纷起而效仿，影响及于全世界。
左翼文学，普罗文学，即无产阶级文###动，其突出的一个特点就是政治性强，集中体现在文学与革命、艺术与政治的关系上强调政治而忽视艺术。各国的革命文学组织都是受该国共产党的领导，成员大都是共产党员，领导人不少都是革命家。他们都主张文学应当充当革命的武器，阶级斗争的工具。他们片面强调世界观在作家创作中的作用，以为有了先进的世界观必然会产生优秀的作品，鄙薄艺术技巧、轻视文化传统的倾向十分严重。思想政治上的“左”倾错误和组织上的宗派主义、关门主义，是各国左翼文学的通病。这一切，不仅可以从各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中找到根据，尤其可以从苏联国际革命作家联盟、苏联“拉普”那里找到源头。
中国左翼文###动是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发生的。正是在这前后，在中国文学史上破天荒第一次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口号，围绕着“革命文学”这个问题，各进步文学社团和个人之间爆发了一场大论战。在这场论战中，五四新文学被作为资产阶级文学而遭到否定，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也成了“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