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到巴黎之前，福恩斯和哈丽雅特在塞纳街上的普瓦都旅馆同居，用哈丽雅特的话来讲，她和艾琳“斗得来劲儿”时，阿尔弗雷特基本上便成为她们之间的“和事佬”。阿尔弗雷特是出柜的同性恋，尽管他讲话来可能是恶声恶气的，但他爱这三个聪明伶俐、胸怀抱负的女人。事实上，他对桑塔格着了魔，曾考虑娶她。他也非常喜欢艾琳，动辄就提到她的看法。爱德华·菲尔德记得，阿尔弗雷德说着说着，就来一句“艾琳说……”。在纽约有段时间，这三个女人都深爱着他，在他周围形成了一个小圈子，一如当年雅各布·陶布斯身边的圈子。
但是，三个女人之间的关系也时常有些紧张。桑塔格和福恩斯没有把她们的私情告诉哈丽雅特。即使知道了，哈丽雅特对福恩斯还是一往情深，只是恨苏珊，苏珊有段时间一会儿和哈丽雅特好，一会儿又和福恩斯好。大家都说，艾琳是个很棒的伙伴，对女性有非同寻常的感觉。艾琳爱打扮，人又靓丽，她也让别的女人觉得她们自己同样的**。
铸就成功（3）
哈丽雅特也生阿尔弗雷德·切斯特的气，他明知道苏珊与艾琳之间的事却不告诉她，他经常在他的萨利文街平房里招待她们。哈丽雅特觉得大家全在欺骗她。她一直都参加由苏珊和艾琳发起的女性写作小组的活动。阿尔弗雷德称她们为“女同性恋匿名会社”。哈丽雅特记得自己有一次去苏珊在韦斯滕德街的公寓，要和她当面对质，却发现苏珊和大卫都不在。过了一会儿，她接到艾琳打来的电话，说“苏珊在我这儿。她请你从她公寓走开。”哈丽雅特气得开始发抖，她记得自己接下来两个礼拜一直都在抖。她服了镇静剂，并与一个朋友搬入新屋同居起来。苏珊开始打电话，说这是个天大的误会：“亲爱的，我爱你！”哈丽雅特不相信她讲的那一套。她离开纽约，搬到普罗文斯敦。哈丽雅特和苏珊再也没有能真正重修旧好。
阿尔弗雷德·切斯特并不希望伤害哈丽雅特，她最终也意识到了这点。他发现桑塔格…福恩斯这对情侣让人啧啧称羡，尽管谈到她们窃取他的脑力劳动成果的方式时，他的话听起来有点恼火。他在给朋友爱德华·菲尔德的信里说：
苏珊让我光火，艾琳不知道要打我什么主意。女人都不是好东西！
但是，他认为，和他在男同性恋酒吧遇到的大多数男性相比，她们的相伴令人愉快多了。到八月份，切斯特向菲尔德报告：“苏珊和艾琳的婚姻现状渐渐露出大多数婚姻都有的样子来。苏珊毫无爱意，艾琳则因爱而活受罪。”
苏珊呢，也有自己的麻烦。菲利普·里夫当时在斯坦福大学教书，夏天他对大卫有监护权，但他想把儿子带到德国呆一年，因为他获得了富布赖特交流项目的资助。用切斯特的话来讲，桑塔格担心里夫“把孩子拐跑了”，所以，就在旧金山提出起诉，结果，赢回了大卫跟着她的权利。
大卫乘飞机去看望在加州的父亲时，生病了。他憎恨父亲想方设法要把他从他母亲身边弄走。“我和妈妈之间有一种共生的关系，”大卫对记者佐薇·海勒说，“这多半是因为我们俩在年龄上只差十九岁。我意识到，这与多数孩子和其母亲的关系都大不一样。结果，很难与母亲分开，极有可能花上漫长的时间才做到。”
桑塔格可能是一位对孩子不那么亲近的母亲，她要闯事业，谈恋爱。朋友们看到一个接一个的情人（多为女性）在她的生活中进进出出，心想这对大卫会有怎样的影响。她极少为大卫提供一种居家生活，承认自己不给他做饭，只给他“热饭”。他们生活在一种大卫后来称为“令人愉悦的邋遢”之中。大卫像他母亲一样容易激动、喜怒无常，发泄起情绪来，比起他妈妈小时候来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哈丽雅特·索姆斯记得桑塔格对他可以是非常严厉。但他总是站在她一边。她声称，她写长篇小说处女作的时候，会把他抱在膝盖上。她带他去听关于精神病的讲座，去听音乐会，去参加聚会。朋友乔纳森·米勒记得苏珊和大卫“相互依恋地抱在一起”。有位纽约编辑到桑塔格公寓拜访，看到小大卫也参与大人的谈话。
当然，大多数父母都在某种程度上认为自己的孩子是被保护人，不过，桑塔格和她儿子却非同寻常。连孩子们也注意到了。大卫穿的衣服完全就是方特勒罗伊小伯爵 穿的衣服。他像个小王尔德，自由地徜徉在大多数孩子从未到过的世界里——这是苏珊·桑塔格童年时代魂牵梦绕的文学世界。在纽约城，大多数孩子都有早熟倾向，甚至在他们当中，大卫都是奇才。有一天，桑塔格的一个编辑朋友走在街上，瞥见桑塔格和她那衣着颇有特点的儿子，这个编辑是和他两个小儿子一起出来的，他跟经过的苏珊和大卫打招呼。过了一会儿，他的一个儿子对其兄弟说：“这道风景你可不是每天都能见到呵！”
铸就成功（4）
桑塔格在大卫的房间摆满了玩具，但是，她承认，因为她把对“家的感觉”的全部需要倾注到他身上，所以，大卫觉得做个孩子挺不容易的，也难以长大成人。大卫说过：
我小时候并不快乐。我更倾向于认为我的童年时代是服刑，青年时代是保释……有文友说过，我思想上是有某种渊源的，但地理位置上和种族上，我不知所属。他说对了。我对住过的地方并不感到依依不舍。
现在，像他妈妈一样，里夫也是记者，整天在外面跑。他希望呆在外面，希望处于前沿，他写难民，这也许是因为他像母亲一样，自己就是个难民。
桑塔格和她儿子对古巴、古巴革命和古巴左派，对反巴蒂斯坦 难民感兴趣，这一兴趣的产生源自他们刚到纽约时不稳定的生活情形。他们和艾琳·福恩斯住在讲西班牙语的社区，与古巴诗人赫伯托·帕迪亚 （ Heberto Padilla ） 交朋友。古巴人帮着照看大卫。他高兴地记得“隔壁两个动作利索的美人儿那时会几乎是神奇般地出现，把我抱抱就走，带到阿姆斯特丹街上的古巴餐馆（维克多餐馆）吃那些她们叫做“巴提朵斯”（Batidos）的稠稠的热带奶昔。”母子俩一九六0年六月到九月一直呆到卡斯特罗建立了新古巴，大卫在那里砍小甘蔗，桑塔格则考察古巴革命文化。
一九六0年秋，二十八岁的桑塔格开始在哥伦比亚大学宗教学系教书。雅各布·陶布斯刚开始在那儿任教。在哥大，陶布斯是个杰出的、但也是孤独的人物——实际上他是系里的光杆司令，系里像桑塔格这样资历浅的教师有时会替他判卷，有时在他的系列讲座里穿插上一些课。苏珊·陶布斯也教宗教，但像桑塔格一样，她也一心想当作家，因此参加了桑塔格和福恩斯组织的写作小组。
福恩斯记得桑塔格是如何来和她谈谈想法的，她需要一个能对她的想法作出回应的伴侣。如果没有福恩斯的帮助，桑塔格照样可以写作。对此，福恩斯并不怀疑，但是讨论一下，她们确实促进了彼此的创作。可是，这些创作仅仅流于口头形式，除了谈还是谈。福恩斯最后说：“我们真傻！想写，干吗不坐下来写呢？”她们的写作小组就这样开写了。接下来紧张的六个月坚定了她们当作家的信念。
的确，桑塔格是为她的艺术而生活，而其他人则沉湎于家庭，极其小资，桑塔格让这些人觉得相形见绌。桑塔格指导理查德·特里斯特曼，称赞他一开始写的小说，并在他还是个大学生时就接受他参加写作小组。特里斯特曼完全被这群才貌双全的女人征服了，觉得自己能分享她们的抱负是在享受特权——但他感到自己几乎不配。他相信他还什么都没有做，不值得桑塔格对他这样充满信心。但是，她已看过他的不少作品，足以让她相信他的潜力，她极想发现有才华的新人。在城市学院，她会帮助培养奥斯卡·希裘利斯（Oscar Hijuelos）的写作能力，后来，他描写古巴…美国生活的小说《曼博舞王演奏爱情歌曲》（The Mambo Kings Play Songs of Love，一九九0）获普利策奖。
其他学生发现桑塔格很热情，比大多数教授平易近人。在“比较宗教”课上，她谈及自己在巴黎大学的经历，并讨论起萨特来。陶布斯的大多数学生只是把桑塔格看成大师的影子。她是名神秘女郎。她和陶布斯到底是什么关系？没有人真正知道。
铸就成功（5）
陶布斯痴迷于犹太教和基督教对弥赛业或救世主的期待。研究陶布斯的学者提到他的“启示录式的政治态度”。换言之，世界在等待的就是历史的断裂，那种由耶稣故事和保罗改变信仰所揭示的历史断裂。神学提供具有爆炸性的政治潜力的隐喻；这一潜力几乎等同于“别在这种世界上进行精神投资”的训诫。陶布斯传递给别人的印象是他知道不为人知的东西，他期待着一个变化的世界；在这种印象中蕴藏着他的诺斯替力量。他的时间表掐得分秒不差，因为他的时代就要在简称为“六十年代”的时代猝然降临。世界，借用陶布斯某弟子的一本备受称赞的书中的说法，就在伊甸园大门口。真正的变化与历史决裂，正如圣保罗所争辩的，它们是天启式的。会有上帝的新教徒（基督徒），或者用世俗语言来讲，会有一个新的政治世界。这极有可能意味着暴力和革命。“作为一个预言者，我能想象到世界将被摧毁，”陶布斯写道。后来，他对他以前的学生理查德·特里斯特曼说他已成为毛泽东主义者。
的确，陶布斯为他所认为的圣保罗式方式——为了确立一个新秩序的合法性，必须摧毁旧秩序的合法性——而辩护。所以才有毛泽东/卡斯特罗。但是，革命者以什么为权威去摧毁？陶布斯争辩说，圣保罗式的经验包含了似非而是的“自我授权的权威”的循环。圣保罗选定了自己，他那干预的个性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