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富的两极分化，需要加大国民的福利工程。此次美国引发的金融危机引发全球经济的放缓，可能正是中国在经济上加大建设和谐社会的机会，只要构建了经济正义，中国就可在危机中走向长远的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对中国长期发展的两个忧虑
叶楚华：总结一下，也就是说，中国经济社会持续发展至少需要具备三个基本的必要条件，即技术进步、藏富于民、推动民生工程。但是，经济发展也离不开政治和制度等问题，仅就经济谈经济就未免偏颇了。邹老师对中国的制度性问题有什么忧虑呢？
邹恒甫：不仅是制度性问题，还有道德问题，市场经济离不开法制，也离不开道德体系，所以从经济以外的角度，我对中国的长期发展有两个忧虑。
第一是制度失衡问题。当代中国的国家具有强烈的物质主义精神，倾向于追求国家对物质财富的控制。在80年代之前，体现为国家对物质的直接占有，此后则表现为对经济增长速度的迷恋，由此形成了以GDP为核心的官员政绩考核指标体系。
各级官员追求经济高速增长，政府权力的运作就偏离了常态政府的合理职能，从而导致经济活动过程中政府权力与民众权利的制度性失衡。政府也系统地采取“亲商”政策，在企业与消费者、投资…经营者与劳工的关系中，本能地倾向于前者。政府为了经济增长，也可以牺牲民众福利，牺牲生态。
因为在政府权力与民众权利失衡、在不同人的权利不能得到平等保障的制度环境下所出现的繁荣，必然呈现为财富分配的不公平。经济繁荣的过程也正是部分民众不满和怨恨积累的过程。一旦繁荣结束，这些怨恨就会以某种破坏性方式宣泄出来。这也正是中国经济减速的真正风险所在。
第二个忧虑是道德危机。2008年的三鹿奶粉事件不仅折射了中国食品行业的现状，更是把整个中国企业的道德危机展露无疑。这种不注重产品和服务质量，仅仅追求短期暴利的行为，必将深深的戳伤消费者的心，严重损害中国企业的形象。如何形成健康的道德范式，是摆在中国经济发展的一道难题。
特殊利益集团怎样掠夺百姓财富
叶楚华：谈到制度失衡和官员，我想到的是地方政府与房地产的问题，现在事实很明白，高房价地方政府拿去了一半以上。全国工商联在今年的全国政协会上，递交了一份名为《我国房价为何居高不下》的大会发言。全国工商联房地产商会去年就全国9城市“房地产企业的开发费用”的调查显示，在总费用支出中，流向政府的部分（即土地成本＋总税收）所占比例为％。其中，三个一线城市中，上海的开发项目流向政府的份额最高，达％；北京为％；广州为％。土地财政让政府成最大受益者。
在经济危机条件下，外需严重收缩，而中国内需不举，内需不举可能很大程度上与地方政府通过土地对老百姓财富的盘剥有关，人们积累几十年的财富，一下子就被政府拿去一半（地产商拿去另一半），口袋里没钱，又怎么消费呢？
曹建海老师是地产专家，对此问题有更深入考察，请你剖析一下。
曹建海：你完全不用这么委婉，你直接说地方政府本身就是地产商就得了。当然，确切地说，地方政府是土地商，是卖地不卖房。谁是我国最大的土地供应商？是地方政府。目前的地方政府就是一个典型的土地商。从产业链的角度，可以把地方政府归于房地产业的一个上游环节。当前我国的土地市场可以归结为政府垄断下的市场。这种市场可以划分为征地、储备和出让三个环节。地方政府之所以可以归结为地产商，是因为现在存在征地、储地、出让的巨大利益机制，激励了地方政府为卖而买的征地行为。
征用市场是指政府以公共利益为名义，以城市规划为工具，用比较低的价格征用包括商业用地在内的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如同商人进货的目的是为了销售一样，征地的目的是为了出让。而作为土地被征用的一方，农村土地由于其所有权的虚置和对政府权利的依附性缺乏自我保护能力，形成了政府剥夺农民利益的巨大剪刀差。据估计，从改革开放开始到2003年底，这种剪刀差已经累计高达万亿元。
政府储备土地，名义上是进行宏观调控，实际上储备阶段往往是土地升值的过程，储备周期的长短取决于出让收益与土地储备成本之间的利润。
土地出让是政府前期环节的最后阶段。在出让阶段，如果剔除*因素，政府还是有动力采取招标、拍卖方式的，但考虑到工业用地的长期性及其对政绩、就业等综合利益的影响，采取差别地价对地方政府而言是合理的，由此必然推动以地方政府为主导的建设活动。现在一些人把协议出让看作是市场化行为，而把招标拍卖看成是土地的市场化行为，这是对市场化的重大误解。市场化的前提是生产要素的市场化，即能够从制度上保障对生产要素所有权的自由买卖。可现实的矛盾是，如果地方政府采取最严格的方式拍卖土地，将会导致社会财富向政府层面、开发商和拥有多套住房的社会阶层迅速集中，在税收增长超过GDP增长速度的情况下，将会加大企业的经营成本和居民的生活成本，并诱发地价暴涨、失业增加等宏观经济问题，这是理性的市场经济政府最应当回避的。
中国要寻找下一个接棒者
叶楚华：我很佩服曹老师，不像有的地产专家仅仅把矛头引向地产商，避而不谈更大的庄家——地方政府。事实的确如此，不但大城市人们深受其苦，就是县域之内，那些打工仔辛苦积蓄二十年，到头来都城里买一套一百平米的房子（县城房价一般都在2000元/㎡左右），一下子就花光了，而这其中的十万元以上是到了地方政府的腰包，相当于打工仔为地方政府劳作了十年。中国的劳工真是很辛苦，受到双重盘剥：资本家和地方政府。
谈了这么多国内问题，现在我想转换一下角度，中国已经日益走向一种大型的开放经济体，在全球视野下，中国应该有一种什么样的定为呢。刚才邹老师也谈到美国，谈到中国要向美日欧学习，我觉得除了学习他们的福利和社保制度，学习他们的技术创新和藏富于民之外，更重要的一点，是要学习他们的“剥削”精神——把自己的富裕建立在虹吸别国的物质资源和产品的基础之上，这是所有发达国家的共同特征，也是一个国家之所以发达的必要条件，离开了这一点，不可能成为发达国家。
第三产业比重高被当做发达国家的标志，这背后其实是一个全球经济发展不平衡基础上的国际分工的问题，关着门来讲提高某国的第三产业比重，是一个伪命题。
打个比方说，发达国家A国人口是10人，发展中国家B国20人，A国7人从事第三产业，3人从事一二产业，B国14人从事第一、二产业，那么A国正是利用其先进的品牌、技术、金融服务业等，以大大超出其价值的垄断价格大规模交换了B国的物质形态产品，A国才成其为物质丰富、百姓富裕的发达国家。
说白了，富裕国家之所以富裕，之所以大多数人可以从事非物质形态的行业而物质产品极大丰富乃是因为，发达国家用具有垄断性的、稀缺的、无形的东西去大量交换了发展中国家的竞争性的低价物质产品。这不但在国与国之间使用，就是在一国之内，农民比城里人穷，很大原因也在于城里人的产品比农民的产品更具垄断性和稀缺性，而农民只能生产近似于完全竞争的农产品，经济学告诉我们，完全竞争市场价格是最低的，低到利润为零。
现在假定B国就是中国，中国要转变为A国那样的国家，就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第一是中国拥有了品牌、技术和服务业优势，第二是中国成功找到一个接棒者C国为中国生产物质形态产品。中国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这两个条件，需要国家意志的引导。这一点要向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看齐，当年他们就是这么走过来的，中国就是他们的接棒者，直到今天他们仍然是寄生在中国大陆的无数物质产品劳动者身上的，我们不能永远安于被人寄生，而要找下一家接棒者。
非洲会是一个好的选择。经济危机条件下，发达国家正在从新兴市场抽离资金；这是中国的机会，我们对非投资；可以大规模转移国内过剩产能。金融危机背景下全球矿业将进入新一轮衰退期；矿产品价格进入低位；使以出口矿产品为主要外汇来源的国家外汇资金更加紧缺。非洲对外资、外援的需求更迫切。这就为我国国内企业投资非洲提供了机会。另一方面；目前我国国内部分产业生产加工能力的富余；增加了我国企业走向国际市场的动力和压力。从目前看；非洲是我国比较理想的投资地。最近几年中国对非洲、拉美等新兴市场的投资增长较快。截至2008年年底；中方对非洲的直接投资存量已超过50亿美元。
此外，朝鲜将来如果能够实行开放政策，也将产生千万计的上好劳动力。
还请曹建海老师指正。
曹建海：这个提法不错，中国的确需要寻找下一家。按你的说法，寻找接棒者就是用我们的垄断性的、稀缺性的、无形的东西去大量交换他们的物质产品，这一点基本可以同意。但不能把寻找接棒者归结为新殖*义，也不能简单地界定为对穷国的剥削，这应该是双赢的，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也是通过接发达国家的棒来完成的，我们也曾经承受了这么多年的被剥削，今天中国找下一个接棒者，也是一种经济正义。中国的发展多亏了被剥削，中国的下一家如果要发展，也需要被剥削，除了这样他们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呢，道理很简单，他们只有劳动力、物质资源这些到处都有的东西，也就是你所谓的竞争性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