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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明知只有国际奥委会才能决定恢复我席位问题，罗马各国奥委会总会不能最后决定我席位问题，但领导还是决定对罗马会议也要开展全方位攻坚，以造成舆论压力，影响国际奥委会洛桑会议。所以我们于1975年3月底有些仓促地致信近30个友好国家，并于4月9日向国际奥委会寄出了“关于恢复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即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在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中合法权利的提案”。我作为法文翻译除了翻译法文初稿外，还在会前陪领导会见了一大批友好国家驻华使节。特别是3月20日伊朗新任驻华大使拜见赵正洪副主任，给我们带来了伊朗奥委会坚决支持我国的立场的信息。
尽管非洲体育最高理事会提前于1975年4月27日至5月3日在扎伊尔首都金沙萨召开了全会，通过了支持在国际体育组织，特别是在国际奥林匹克大家庭中“纳我驱蒋”决议。但在罗马会议和国际奥委会第76届洛桑全会上，会议成果却远远不如我们所想象的那样乐观。
派代表出席罗马会议的国家奥委会达92个，其中17个国家代表发言支持我方提案内容，但主张“纳我而不驱蒋”的有24个国家代表。出席洛桑国际奥委会全会的国际奥委会委员达70多位。其中7位委员发言支持我国提案，而另有14位委员明确表示“纳我而不驱蒋”。
在此两个会议之前，台湾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据伊朗朋友告知，台方为了拉选票，在欧洲和中、南美洲兵分三路，大搞民间的“金钱外交”，十分活跃。我们在会前和会议期间的工作不可谓不努力，但结果却不尽如人意，症结何在？
通过前哨战，我们在一线从事恢复我合法席位工作的同志们隐隐约约感觉到，通过我们的工作，在国际体育组织中支持恢复我席位的力量正在扩大，但在国际奥委会委员中反对驱蒋的力量也很有市场。在短期内，说服后者难度很大。
与此同时，我们并没有放松在其他国际体育组织中的工作。但由于“文革”并没结束，极“左”思潮不时冲击着我们恢复席位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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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足联主席在京受批判（1）
1975年5月5日，在香港著名实业家、香港足球总会会长霍英东先生的安排下，前一年刚刚当选为国际足球联合会主席的阿维兰热先生应邀访华。
5月4日，国际司一位负责人和当时的中国足协主席会见了先期赶到北京的霍英东、霍震霆父子。参加会见的有驻香港新华分社的李大达及我和吕圣荣同志。霍英东先生重点介绍了阿维兰热先生的情况。阿是国际奥委会的资深委员，目前排序第一，讲葡萄牙语、法语、西班牙语，能听懂英语，但说有困难。他是律师出身，现为多家公司的董事长、总经理。阿为人正直，在国际体育界影响很大。他曾作为巴西国家水球队运动员参加过两届奥运会，在巴西担任了近20年的体育总会主席、副主席等领导职务。阿维兰热先生对华很友好，他在参加国际足联主席竞选时就承诺，他当选主席后一定要解决把八亿中国人民排除国际足联之外的不正常现象。
在会见中，霍英东先生还用他那粤语味甚浓的普通话告诫我方领导，他和震霆已在亚洲和国际上为恢复我国在国际足联的席位做了很多工作。现在好不容易把国际足联主席及秘书长请来了，请我方务必耐心细致地做好工作。
5月5日，阿维兰热主席由国际足联秘书长凯泽尔（瑞士人）陪同抵京。考虑到阿的祖籍在比利时，他的法语讲得很好，领导决定让我做翻译参与接待工作。但考虑到会谈的重要性，临时借了外交部的葡语翻译担当会务谈判翻译，但我也少不了要加班为葡语翻译准备相关参考资料。
5月6日，还是由国际司那位负责人和当时的中国足协主席出面与阿维兰热和凯泽尔先生会谈。霍英东和霍震霆先生坐在国际足联一方参加会谈。
出席会谈的还有国际组织处的副处长王亦洲、张千同志和工作人员楼大鹏、吕圣荣同志以及从欧美处借调来讲西班牙语的王正夫同志，我兼作会议记录。
当阿维兰热主席把当时国际足联关于解决中国席位的主流观点介绍了一半时，我方领导就迫不及待地指责说：“这种观点实际是###论调的翻版”，“是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强加给中国人民的。”阿维兰热主席被中方两位主谈判者的态度弄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张口结舌。好在霍英东父子打圆场，谈判才继续下去。当我方两位领导听完阿维兰热和凯泽尔的建议后，又以训斥的口吻教训对方“要站到中国人民的立场上来解决问题，不要为帝修反帮腔”。阿维兰热是位十分耿直的人，虽然耐心听完了两位的“教训”，了解了中方的观点。但他也一肚子气，会谈开始时的笑脸随着会谈气氛的沉重一直未能再现。
上午会谈结束时，阿维兰热主席仍不失真诚地说：“今天了解了你们的要求和观点，我将向国际足联执委会通告。但请你们相信，我本人是真心实意愿意解决中国问题的，只是需要找到一种合理的途径。”
下午我和王亦洲同志陪阿维兰热等去登长城。不知是时差影响，还是上午会议气氛太压抑所致，在一个多小时的车程内他只讲了几句话，就打起了瞌睡。只是在登上长城后，他才做出少有的伸展双臂的动作，笑着说：“解决中国席位问题，像登长城一样，要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登，欲速则不达。我绝不是反动派！”
三十多年后，时任香港奥委会主席的霍震霆先生在与我提及阿维兰热先生的第一次访华时，仍会提起当时他们的尴尬处境和对阿维兰热主席具有讽刺意味的“反动派”一说。
当天晚上，当时的国家体委一把手庄则栋（王猛同志被江青“四人帮”打击排挤，已调离国家体委）会见并宴请了阿维兰热、霍英东一行。然后根据我们安排的日程又去看了中国和芬兰队的篮球比赛。
5月7日上午，我陪主席先生一行去参观故宫。由于他是首次访华，我尽可能详细地向他介绍了有关故宫的建筑、历史和趣闻。他对宏伟的故宫建筑表示钦佩和震惊。当天下午，我们在首都机场为他送行时，他除了表示感谢外，还使劲握着我的手说：“我不再重复了，请相信，我绝不是反动派，解决中国问题，我们会有办法！”
阿维兰热先生是个真诚、耿直的性情中人。我通过与他老人家三天的朝夕相处，确信他会兑现自己的承诺。如果不是极“左”思潮的干扰，阿维兰热先生第一次访华可能会收到更好的效果。
恢复我国在国际大学生体联的席位（1）
早在1959年时，我国就派队参加了在意大利的国际大学生比赛。但由于当时意大利仍与台湾当局保持着所谓“外交关系”，意方不允许在赛场升五星红旗，由此而引起许多国家同情我国，纷纷降下本国国旗，以表示对我国的支持，造成了赛场上竖立着许多光头旗杆的奇特局面。此后，我国不再派队参加国际大学生体育联合会的活动。
1973年4月，来华访问的国际大学生体联副主席、南通社总编辑奥里奇先生明确提出，希望中国加入国际大学生体联。
1974年年初，阿尔及利亚青体部副司长、国际大学生体联执委塞尔卡先生再次向我国体总提出希望我国提出入会申请。同年国际大学生体联主席内比奥罗先生在与我国体总领导谈话中，也提出希望我国加入国际大学生体联。但由于当时江青“四人帮”正忙于在国家体委打击、排挤王猛同志，抢班夺权，所以虽然我们把尽早提出申请的请示报上去了，但当时的领导仍然坚持“暂不接触，待大多数会员都欢迎我们时再表示”的做法。
直到1975年初，国际大学生体联秘书长比诺（法国人）告知，台湾当局已正式提出申请，要以中国名义入会。他个人认为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不能代表中国。他已把台方申请压住，希望我方尽早提出申请，这时才惊动了体委领导。在宋中同志的力促下，3月28日，我们上报了“关于参加国际大学生体育联合会的请示”。4月12日，宋中同志以中华全国体总秘书长的名义致函国际大学生体育联合会主席内比奥罗先生，表示中国大学生体协是中华全国体总承认的在全中国管理大学生体育活动的唯一合法组织，全国体总支持它加入国际大学生体联。同一天，由中国大学生体协主席史道同志签署并向国际大学生体联发出了入会申请。但事情并没有结束，台湾方面从他们在意大利的代表机构了解内情后，随即向国际大学生体联执委会展开了猛烈的抨击。我们在分析了国际大学生体联17名执委的情况后，也及时发函电做了重点人物的工作。
6月20—22日国际大学生体联华沙执委会会议顺利通过了我方的入会申请。执委会决定提交9月份的代表大会讨论，并向我方发出正式邀请，希望我方派代表参加9月份在罗马召开的国际大学生体联代表大会。
1975年9月9日，我作为国际大学生体联外事主管和翻译陪王亦洲同志前往罗马出席国际大学生体联代表大会。10日抵达罗马后，我们就马不停蹄地拜会了国际大学生体联主席内比奥罗、秘书长比诺、首席执委海尔米达（西班牙人）以及几位副主席和塞卡尔（阿尔及利亚人）、冈巴纳（比利时人，后为大体联秘书长）等执委。在代表大会期间，我们与许多国家的代表进行了交流，获得了十分积极、有利的信息，并争取到了最广泛的支持，特别是国际大学生体联领导层的支持。
1975年9月16日上午，代表大会对中国的入会申请进行讨论，请我们俩临时退席。后来我们听说，内比奥罗主席和秘书长比诺先生在大会上作了倾向性十分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