璃，我毕竟还是捕捉到了它的些许影子，领略到了它的几分神韵。
笑与哭的过错
我自幼爱笑，为一点小事能笑出眼泪。每当我想讲个笑话时，从来都是刚开个头就笑得直不起腰，喘不上气，谁也没法听我说完过一个笑话。虽然经历了疾风迅雨的洗礼，我却依然收不住笑，在书桌上的小镜子里，我曾看见带着微笑的两行泪。
丈夫说我这种时候最可爱：晚上闹别扭时还眼泪汪汪，第二天一早便会一本正经地问：“昨晚我们是为什么事儿吵架的？”然后咯咯乐个没完。我的记忆似乎有舍弃眼泪而存储欢笑的天性。大概，在娘胎里我就已经会笑了。
就这样，我把这笑带到了日本。虽然我面对着一个崭新的世界，一个艰难的开端，但我年轻，还不懂得害怕；我忙碌，还没来得及烦恼。
努力，不懈的努力之末，我考取了东京大学大学院，迈进了日本学界的最高殿堂。踏上日本岛以来，我第一次有了新鲜的欢笑，而不是惯性的笑。我急不可待地走进大学院办公室，我有些激动地呼唤办公小姐，我兴高采烈地办入学手续，我喜在心头，乐在眉梢，我笑啊笑。
不料，接待我的小姐眉头紧皱，悄悄地把我叫出办公室，两眼直直地望着我，认认真真地说：“你和我讲话的时候，为什么一直在笑？你不知道这样很失礼吗？”
我平生第一次知道，笑是可能伤害别人的。
我一直以为一张带着笑的容颜，一颗带着笑的心灵是可以和整个人类、大自然乃至无限的宇宙圆融的，是我与人，与天地精神往来的桥。我好委屈。一瞬间，我的笑容被满面的泪水洗净了。
后来，我看了一个电视节目，介绍日本与其他几个国家护照上照片的表情，证明日本人护照上的照片是最缺少微笑的。在这里，开怀的欢笑应该留给自己，当面对他人时，需要罩上一块毛玻璃，让笑含蓄起来。
日本的地铁像神经网络一样四通八达。瞧，车厢里面的日本小姐，她们的穿着是多么入时，秀发是多么飘逸。可你再观察一下她们的表情，是何等的木木然。她们醒着？睡着？高兴着？苦痛着？不得而知。
在我眼里，日本职员的个性整整齐齐的。就像大工业生产的产物。小姐们的表情似乎也是批量生产的产品，近乎一个模子。那一对对不会说话、不会传神、散了焦的眼睛，哪里还是什么心灵的窗口，最多是两块毛玻璃。透过这两块毛玻璃，你可以隐隐约约地望见，在她们的内心深处也飘忽着红红绿绿的色彩，但你永远也看不清。
在我的笑容里，从此有了理性的加入：如果欢乐只属于我，我不必对着别人笑，如果欢乐属于对方或我们的共有，我可以适当地笑，但依然要适度，要含蓄，不要笑得太舒畅。
不来日本，我怎么会知道在这里连表情都需要设计？可是，事情并没有到此为止。正当我开始努力把握自己的笑时，却又知道了在日本，哭同样艰难。
我有一个名叫藤田的日本朋友，当初还是一个少女。她总是向我提起她的父亲。在很多日本家庭中，父亲被称为“送工资的陌生人”，他们在孩子们梦醒前走，在孩子们梦深时归。他们的时间，他们的精力，乃至他们的整个人生都尖尖地描向一点：工作。只要有一丝的偏离便不再找得到生活的价值。而藤田说她的父亲是一个觉醒的父亲，是一个热爱家庭的父亲。
可惜，他早早地去了，才四十八岁。他说好要在那个金秋带女儿去北京登长城的。父亲没有对女儿信守诺言，平生第一次。
我被邀请参加遗体告别式。我深知藤田和父亲之间的父女情结，我深知藤田的心中塌了一片天，陷了一片地。我在心中酝酿了一大堆安慰的话，缓缓步入告别式大厅。
只见藤田正和妈妈、妹妹一起向来访者一一致谢，没有一滴眼泪，有的只是投向大家的频频致意和淡淡的微笑。这时，我的心头掀起一股巨大的悲哀，禁不住上前将藤田紧紧地搂在怀里，没头没脑地说了一句“一定到北京来玩，我领你登长城”。眼泪扑簌簌地落下，沾湿了她那束紧的长发。我这泪不为她的亡父而流，而是为她，为她不能在父亲的棺前痛痛快快地哭一场。你为什么小小年纪竟要把巨大的悲痛全部扣压在心底？
一个毛玻璃世界（2）
今天我终于明白了，在日本属于自己的悲痛是不该辐射给大家的，自己的悲痛要自己收好，不要丢在外面。即使是最最亲爱的人永去无归了，你也不能给别人添麻烦，哪怕只是情绪上的。
日本啊日本，在你的怀抱里，为什么连欢笑与眼泪都不能任性？为什么要让人们真实的笑与真实的哭统统躲在一面毛玻璃后进行呢？
困惑的礼仪
来日不久，就赶上了梅雨季。牛毛雨像帘子似的总是挂在窗前。老天爷成天到晚地哭，日本岛就像一个巨大的盆，虔诚地接着每一滴天泪。
一个雨天，我向校园走去，撑起一把小花伞。它遮住了头顶的雨，也遮住了那张随着天气阴沉下来的脸。走着走着，我把小花伞收了起来，宁愿让雨淋着，一把伞又能撑住多少乡愁，多少情思呢？
“今天，我们一起去吃午饭吧！”身后，一位叫横山的日本同学跟了上来。在这样灰蒙蒙的天色里，竟然还有浪漫。
中午，我与横山从研究室一起来到东京大学的学生食堂。
在亮堂堂的大厅里，眼前是香喷喷的饭菜，身旁是亲切友好的同学，我的心放晴了。
我拿起筷子刚要夹碗里的米饭，横山突然开口：“碗应该拿在手里。在日本只有猫吃饭才不拿碗。”他的话有点刺耳，可语气却柔软得像是在开玩笑。于是，我拿起了放在桌上的碗，一筷子把一口米饭送进口中，没有跟他生气。没有吃早饭的我已经很饿了。
“夹饭时，只能用筷尖。瞧，你筷子上沾的米粒离开筷尖都快有一寸了。”横山自己迟迟不动筷，而是盯着我的吃相品头论足。我顿时没了胃口。
我闷闷不语地又吃了两口，便说吃完了。
“吃完饭，筷子不该竖搁，而应该横放。”横山竟然没完没了了。
“日本有日本的习惯，中国也有中国的习惯。你如果看不惯我，我们可以不一起吃饭。”我实在忍不下去了。一顿诱人的午饭，竟让饥肠辘辘的我吞咽不下。
“你可以拒绝和我一起吃饭，但你总要在日本吃饭。哪个日本人也不会把你当成外国人，他们只会把你看成一个不懂礼仪的日本女子，你不难过吗？”天晓得，横山竟是一番好意。
从此，我渐渐知道在日本，除了笑与哭以外，吃饭，喝茶，坐立，行走，等等等等都有着形形色色的、大大小小的、成文或不成文的规矩。比如说鞠躬，见什么样的人，鞠什么样的躬，什么时候十五度，什么时候三十度，什么时候四十五度，什么时候九十度，都有讲究。再比如鼓掌，尤其是女性鼓掌时，两只手前后应错开多少，是什么节奏，出什么声音，也均有说法。与“大和民族”同为黄皮肤、黑头发的东亚人弄不好就成了“礼仪不佳”的“日本人”，这叫自尊心旺盛的中国人怎么受得了。
日本不愧为礼仪之邦。公共场所，人们相敬如宾，绝少冲突。在电车里，碰了别人的一方与被碰的一方往往互道对不起。久而久之，我的礼仪习惯也变成日本味儿了。
一次，我负责接待大连的一个代表团。在拥挤的电车里，我的胳膊与团长碰撞了一下。“御免！”我脱口而出。下车后，团长问我“御免”是什么意思，我答是“对不起”。团长顿时笑了起来：“小黄，你好虚伪。明明是我碰了你，你却要跟我道歉。”
我想解释，在这里究竟是谁碰谁并不重要，被碰的一方道对不起也不足为鲜。的确，有时我的大脑尚不能及时地在“中国背景”与“日本背景”之间切换，我曾为此而感到困惑。
但是，最使我困惑的还不是礼仪的因地而异，而是我在日本电视剧中经常看到的情景：一个女杀人犯，高高地举着凶器，或刀或石或绳。这只手就要狠狠地落下了。此刻，一定是此刻，她会痛哭流涕，会情真意切地说：“对不起，实在是对不起，我不得不杀了你，请你一定原谅我。”她哭得那么至真至切，那么感人肺腑。多少次，我的眼圈湿润了。
我为她行凶前的“礼貌”而困惑，我为自己的眼泪而困惑，它究竟流向了哪边？
岛国的礼仪太多，太多。有些有形，有些无形，有的明白，有的不解。它们也像是被装在了一个毛玻璃盒里，模模糊糊的，想全弄明白还早着哩。
茶道精神的弥漫
在那已是久违了的少时，我便对甘甜的果汁无多渴望，而钟情于“色清而味甘，微香而小苦”的茶水。
我需要茶：
一杯吻喉润，两杯去疲困，三杯破孤闷，四杯振精神。
茶需要我：
纯情燃，沸水滚，始见芽叶展腰身。伴黑夜，共早晨，你我本是缘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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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毛玻璃世界（3）
多少个夜晚，我的心中充满了异国的孤绝，充满了思乡的殷切。在这种“云山万里别，天地一身孤”的滋味里，总有一杯故乡的茶陪伴着我。
这样一个我，一个对茶水怀有殊情的我，开始关心起日本的茶文化。虽然我是在理工科的学堂里泡出来的，但是通过拜师求教，通过看书学习，通过实践茶事，还是对日本的茶道有了初识。
茶道是通过茶水来修养精神，修炼交际的礼法。它是一种崇拜美的仪式。它教给人们纯粹与调和，互爱的神秘，社会秩序的浪漫主义。茶道的原理并不限于单纯的审美主义，它还是卫生学，对清洁要求严格；它是经济学，不主张豪华而追求朴素的安慰；它是精神几何学，定义我们与宇宙间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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