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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这样在南方呆了下来。对于丈夫提供给我的帮助，我从来都不屑一顾。我自己出去找工作，从那些最小的私人公司干起。我好歹也在国营大厂干过两年，那个时候我是主人公，上起班来自然有扬眉吐气的感觉。可在私人公司我就是老板的奴隶，吃苦受累可忍，难忍的是精神上的折磨和男老板的骚扰。我和每一任老板都搞不好关系，不是被炒，就是炒老板。就这样折腾几年之后，我在股票市场找到了最佳位置，成了一个全职股民。我当然知道中国的股票市场是一个最不可能赚钱的地方，因为它变幻莫测，毫无规律可循。但我自己本身也是个毫无章法的人，对金钱的野心不是很大，再加上一点好运气，我就在股市赚到了足以维持我生活的钱。
我租了一间带卫生间的房子，装了一个大大的浴缸，这样我就可以像电影上那些女人一样一边喝着红酒，一边洗泡泡浴。我的第二大享受是看影碟，尤其是那些低俗的、搞笑的港台片，我是百看不厌。一直看到周星驰、梁家辉、梁朝伟的每一个动作每一个表情都了然于心。我喜欢这些二十年如一日看起来永远不老的男人，喜欢他们塑造的那些有点坏又充满真情的浪子。我一边看影碟，一边喝酒。我已经离不开酒了，我没有酩酊大醉过，但我却经常处于晕乎乎的状态。有一次我到酒吧喝酒，在晕乎乎的状态下和一个也是晕乎乎的男人有了一夜情，结果对怀孕的恐惧折磨了我一个月。从此我就像那些职业小姐一样在手袋里装着安全套。我先后找了几个情人，发现他们并不比我的丈夫高明多少。而且我越是寻找这种身体的刺激，就越是感到心灵的饥渴。任何一个男人都不能使我快乐。这样放纵的结果，使我对酒的依恋越来越深。
我和我的丈夫一年见一次面，一般是在春节，我们要一起坐飞机到滨海市，在我的父母面前表明我们的婚姻关系仍然存在。这种时候李姒一般都回她的老家过年去了，我们很少能够相见。她现在的情况并没有好转，张丽死也不肯离婚，到后来有了松动，但她说为了他们的女儿，必须等到孩子考上大学之后才肯离婚。当路英海把这个信息传达给李姒的时候，李姒对路英海说，就这么办吧，那个时候我才刚刚三十岁，我愿意等。李姒虽然还不能很快穿上嫁衣，但她的感情毕竟有了归宿。她还没有舒心几天，又一道难题摆在她面前，印刷厂效益屡次滑坡，厂里大量裁减人员，大学毕业生李姒因为头上那顶作风不好的帽子，第一批下岗了。我邀请她到南方去发展，可她再一次拒绝，我知道她离不开路英海，离不开滨海市。谁知道下岗后的李姒却绝处逢生，她应聘到一家私人企业，很快受到重用。不仅收入比以前高了许多，还分到一间带电话的宿舍。我就常常在夜深人静晕晕乎乎的情况下打电话给她，听她用干脆利落的声音，略带责备地规劝我。
时光就这样在不知不觉中转到了二十一世纪。有一天我的丈夫约我会面，这是几年来破天荒的一次。因为他曾经说过，我们之间的症结在我。他会一直等着我回头，在我回头之前，除了每年春节那次必要的同行，他从来不打扰我的生活。他开着一辆卡迪拉克来接我，我注意到这辆车是刚上市的新款，这么说他最近的生意做得不错。他把我带到一家茶楼，要了一壶飘着玫瑰花片的茶。他早就忘了，在所有的饮品中，除了酒，我只喜欢喝白开水。这也难怪，我们虽然是夫妻，可真正生活在一起的时间不到两年。我没有招呼服务员给我拿矿泉水，而是端起那只精致的杯子喝了一口，浓浓的花香让我想起当初他追求我时送给我的那些鲜艳的玫瑰。我打量着坐在对面的他，他依旧风度翩翩、气宇轩昂，加上考究的衣饰，这个还是我丈夫的男人真是无可挑剔。如果他娶的不是我，换了任何一个女人都会以他为荣，忠心耿耿为他生儿育女，共享天伦，把他对女人的鉴赏和热爱看成有品位的天性。是啊，这世界上只要不是同性恋，男人爱女人和女人爱男人是很自然的事。就像我崇拜萨达姆，热爱周星驰。但我既不会跑到伊拉克想方设法见萨达姆一面，也不会在周星驰新电影的开幕式上搔首弄姿，以引起他的注意。在现实的生活中，我只想做一个纯粹的女人，完全拥有一个男人的爱，而不是成功商人杨振宇的妻子，用舒适豪华的物质生活和别人羡慕的眼光填补我的空虚。
我的丈夫端起茶杯，只是在手中把玩着，我猜想他肯定有重要的话要说。果然，他请我再一次考虑我们之间的关系，问我是不是愿意和他恢复正常的家庭生活。我摇了摇头，这些年每次他这样问我的时候，我总是这样摇头，好像条件反射一样。往年，当我们在机场的咖啡厅，我这样摇过头之后，我们就会站起身来各奔东西。可这一次我摇过头之后，我丈夫并没有招呼服务员结账，而是用平静的神态看着我，声音平和而有力：那我们离婚吧。他接着又说，我一直认为你是我妻子的最佳人选，是我孩子的最好母亲，我相信总有一天你也会认识到这一点，可我不能等了。
我认真地看了我的丈夫一眼，我注意到他眼角的皱纹和两鬓中星星点点的白发，那一刻我觉得自己是个无情的人。我为什么总是这么一意孤行呢？我为什么总是这样要求完美呢？这些年我遇到过许多失意的女人，她们的丈夫或者说她们的男人和杨振宇比起来，要不堪得多，残酷得多，可她们只要还有一点希望，就牢牢抓住这样的男人不放。而我呢，这个杨振宇难道不是我最好的选择吗？这些年我飘飘荡荡，又何曾遇到过更好的男人？可是我不能和他在一起，就算他以后不再去追逐女人，就算我能够让自己不在乎这一点，我也不能和他在一起。因为我们曾经一起杀死了一个孩子，那个还没有孕育成型的孩子。
我们很快办理了一切手续，这个我不能再称之为丈夫的男人给了我一大笔钱，一笔足够我维持着小康水平过完一辈子的钱。我不用再去股票市场，不用在举棋不定的时候靠掷硬币决定该买哪只股票，也不用和证券机构的人喝酒套近乎搞小道消息。我成了一个完全自由的人。我背起行装在南方的各个城市之间晃荡，直至有一天，在那个叫天涯海角的地方，一个有着很好听的嗓音的男人，通过宾馆的房间电话，问我是否需要他的陪伴。我和他一起出去吃饭，一起喝酒。我从来没有听过那么多、那么动听的甜言蜜语，从来没有被一个男人这么尽心尽力讨好过。尽管我事先并没有打算和他上床，可是大量的酒精麻痹了我的意志，我买下了这个明码标价的男人的一个夜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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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早晨，我在酒店睁开眼，看看凌乱不堪的床上那些可疑的痕迹。然后，点了一支烟，透过袅袅的烟雾，我看到镜中的自己是那样憔悴不堪。难道我已经在三十岁的年纪挥霍完了我全部的青春？难道我以后只能在黑夜里开着恶之花而在白日的阳光下枯萎？故乡那座北方海滨城市的轮廓清晰地浮现在我眼前，一同浮现的，还有父母已经花白的头发和李姒忧郁的眼神。我觉得我该回去了，我动了所有那些在异乡谋生的人都有的心思：叶落归根。更何况，我也不想就此堕落下去，陷入无法自拔的境地。
李姒在机场出口迎接我，她永远是那副打扮：一件深蓝色的长风衣，一双黑色中跟皮鞋，短短的、被风吹得乱乱的头发。她的脸和我十七岁认识她时没什么变化。浅棕色的皮肤，细腻，有弹性。粗粗的眉毛，细长的眼睛，眼角还没有一丝皱纹。那张厚厚的、圆圆的像在生气又像在等人亲吻的嘴巴，还是那样圆润而富有光泽。是的，她还是那样健康而有生气，使我一下子意识到自己厚厚脂粉下的苍白。
和李姒同来的不是我想象中的路英海，是一个可能四十几岁，也可能五十几岁的中年人。他的相貌很普通，衣着也很普通，脸上带着一个礼貌的微笑。就算我自以为见多识广，也猜不出他的身份地位。李姒介绍说这是徐老板，又把我的名字告诉他。大概是李姒经常在他面前提起过我，这位徐老板对我有点怪的名字没什么表示。他冲我点点头，就忙着往车上搬我的行李。
正是春天，也正是家乡这座海滨城市海风肆虐的时候。尽管早有准备，我穿上在南方的过冬衣服，还是被风吹得瑟瑟发抖。我想起几个小时前离开的那座已经姹紫嫣红的城市，叹了一口气。家乡什么都好，就是冬天太长，春天来得太迟。李姒搂着我的肩膀，用温和的口气反驳说，花该开的时候总是要开的，迟一点早一点有什么关系。这是乐观主义者李姒一贯的论调，也是我们家乡人一贯的护犊子心态的表露。我一下子就把那座南方城市忘掉了，感觉自己真正回了家。我热切盼望着到李姒的住处，把我这些年憋在心中的话讲给她听。虽然我们一直都通电话，可是如果没有目光的交流，单纯的声音怎么能表达我们的心呢？我想说说我目前的情况，我以后的打算，更想知道路英海什么时候离婚，李姒什么时候能穿上婚纱，她肯定能经营好她的婚姻，不像我一样惨败而归。可是李姒把我带到她的住处，然后告诉我她必须要去上班，她最近刚接手了一个酒店，现在是营业高峰期，她要呆在酒店里，处理随时发生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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