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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公元前305年，魏冉终于打垮了公子壮的人马，公子壮和其他秦国公子，还有惠文后都全部被杀，武王后被遣送回自己的娘家魏国。在血泊上稳定了内部的秦国，一时也无力对外发动大规模的战事，但魏冉和秦昭王仍然将目光越过了函谷关，搜寻着对自己有利的一切机会。
他们的视线最后又落到了楚国的身上。
五。一时之利通常最有诱惑力。
秦武王当政几年，因为楚、齐重新结盟，加上他把主要精力放在开拓中原，对付韩国及魏国的事情上，也就没再算计楚国。接着秦国又闹了三年的内乱，虽然还能对外征伐，但也不想无故招惹还有相当实力的楚国。宣太后和魏冉本身又都是楚人，对故国总还有些情分，所以一时间秦。楚相安无事。得到喘息的楚怀王趁机在大约公元前306年向东用兵，消灭了越国，把越王勾践当年卧薪尝胆发展起来的地盘变成了楚国的江东郡。
国土扩张了，国家有所实力增强，可是来自秦国的威胁依然不可忽视。这个内乱的国家仍然能够派甘茂伐魏，足见它的力量是何等的强大。楚国毕竟不像齐国那样与秦国间有魏国、韩国等缓冲地带的阻隔，一旦发生战事，它就将首当其冲，直接承受秦军的冲击。虽然有跟齐国的盟友关系，但经过楚怀王听信张仪的那一番折腾，楚齐之间大概已经没办法恢复到屈原第一次出使后的那种信任程度了，如果和秦国冲突起来，谁知道齐宣王会不会记恨被宋遗当众臭骂的羞辱，按兵不动看楚国的笑话。
有了这些忧虑，原本亲秦的多数楚国大臣肯定都认为，还是跟秦国重归于好是上策。心里这么想着，言语行动之间必然会有流露，时间长了，天生耳朵软的楚怀王不会不受到感染。
而刚刚经历了内乱的秦国，这时也希望能有一段安定的时间来作休整，为此跟楚这个紧邻的大国改善关系，避免麻烦，就很有必要了。出于此种目的，秦国主动上门“厚赂于楚”，用贵重的大礼，终于哄得楚怀王开心起来，决意跟秦国和好。
两国复合的第一个标志是女人，秦昭王派人“迎妇”，娶回了一位楚国妹子。成亲一年后的公元前304年，年满二十岁，行了冠礼（给男子头上戴一种叫冠的东西，代表他已成年）的他又在秦国一个叫黄棘的地方接待了来访的楚怀王，共叙友谊。
当然光靠口头表白是不够的，不足以让吃过大亏的楚怀王满意，必须给一点实惠才行。
因为是有求于人，秦国还是作了一点牺牲，它把一块叫上庸的地皮转让给了楚国＇4＇。
能从强蛮的秦国手里拿到一小块土地，楚怀王已经十分高兴，不敢再有别的奢求了。他没有想到，秦国今天付出了一个上庸，日后将从楚国抢走更多更好的土地作为补偿。
只顾计较眼前的利害，不去管长远的得失，这是人类普遍的弱点。而少数能够洞察表象的智者遭受的只能是被孤立，被排挤的境遇。
屈原就是这样的智者。
身为坚定的抗秦人士，从秦昭王送来“厚赂”的时候，屈原必定就完全反对与阴险的秦国修复邦交，可是从偏听偏信的楚怀王，到讨厌他的那些同僚，又有谁愿倾听逆耳之音呢。屈原的呼吁就如同无人响应的绝唱，高远却又悲凉。
孤独者固执己见换来的只能是加倍的孤独。对总是跟自己不合拍的屈原，楚怀王越来越不耐烦了，终于撤掉了他的左徒一职，改任名气不小，实际没什么实权的三闾大夫，又让他去那个在今天宜城的旧国都办差，等于是高级的流放。
悲愤无奈的屈原，心中的痛楚只有化作不朽的诗篇《离骚》。他怨叹小人得志，君子落魄，为民众的苦难哀哭，“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但也正因为如此，他坚决不后悔自己的选择，“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屈原悲壮地走了，在他身后，楚怀王和许多臣子的表情想必都是非常的轻松。
他们这种表情没能保持多久。
跟秦国结交，就等于是和齐国断交，再度背弃盟约。两次被耍的齐宣王忍无可忍，在公元前303年联合魏。韩两国，一同起兵*不讲信义的楚国。
三国联军大兵压境，楚怀王慌了，急忙向友邦秦国求援。大约是心里也清楚这友邦并非真朋友，关键时刻未必肯出手，在求救的同时，他又把太子熊横送去咸阳作了质子，以此表明自己坚决跟秦国站在一起的诚心。
这一招果然有效，秦国立即派兵救援楚国。三国联军一见秦军杀来，知道此仗不容易打，只得收兵撤退。
秦国不依不饶，发兵攻占了魏国的蒲阪，又把刚刚归还韩国三年的武遂抢了回去。
看着这样的局面，楚怀王君臣大概越发相信，跟秦国交朋友是合算的。
可是他们没想到，和秦国的友谊接下来竟仅仅维持了一年。这次倒不是秦国变卦，而是呆在咸阳的那位楚国太子熊横惹了祸。
＇1＇＇明＇董说《七国考》，中华书局1956年10月出版。
＇2＇《战国纵横家书》
＇3＇《史记·樗里子甘茂传》
＇4＇《史记·楚世家》
第十一章。和战选择
一。在政治世界里，一颗小火星都可能引发大爆炸。
楚人的性格特点是浪漫与豪放，不羁的个性既使他们遇事敢做敢为，也令他们容易冲动惹是生非；能让他们为大义喋血牺牲，也会叫他们因小隙伤人性命。很不幸的是，身为楚国未来接班人的熊横，楚人的特性在他身上导致的都是后面的两种结果。
以楚人的性情，熊横在秦国这一年肯定不会老老实实地在居住的地方呆着，秦、楚关系正在热乎的阶段，秦国方面对这位太子身份的楚国质子也不会有多少约束，熊横应该可以很自由地四处游乐，在这个过程中也很自然的会结识许多朋友，包括秦国的政府官员，其中可能就有一位大夫级的干部。
再好的朋友间也会有磨擦，何况只是一块玩乐的酒肉之交。那位秦国大夫不知怎么就跟熊横反目“有私”，闹起了个人恩怨，两个人又必定谁也不服软，结果是矛盾迅速升级，发展成了打架斗殴。愤怒的熊横一时间血冲头顶，竟将那秦国大夫“杀之”。
当对方的尸体横卧在面前的时候，熊横大概才感觉到害怕，在秦国的地面上杀了人家的一位高官，是典型的找死，那时侯可没有外交豁免权。
熊横可能什么都没来得及多想，便本能地拔腿就逃，一路不停地直奔回了楚国。
死了秦国大夫，跑了楚国太子，发生如此严重的外交事件，刚建立起来的两国结盟关系也就宣告断绝。
不过秦国却没有拿这件事作理由，再出兵收拾楚国一番，硬是咽下了受伤害的这口恶气，不做任何反应。这实在是罕见。其实也不奇怪，眼下的秦国还在休养整顿，还需要和平，还不想打仗。
倒是一年前没能得手的齐、魏、韩三国，看到了教训楚国的绝好时机，急忙行动了起来。
一切准备停当之后，已经是公元前301年，齐将匡章、魏将公孙喜、韩将暴鸢率领三国大军再次杀向楚国，楚怀王闻讯即派大将唐昧带兵迎战。
唐昧率部队赶到楚国的方城附近，占据了一条叫沘水的河流的南岸。匡章等人也来到了沘水的北岸，因不知河水深浅，没敢贸然强渡。双方就这样势均力敌地对峙了起来。
新的三国联军虽然一时不能深入，但没有秦国相助，以楚国一家之力抵挡三方的进攻，无疑是相当有难度的。
其实楚国这时仍然可以向秦国求援，毕竟有楚这个大国作盟友，秦国与齐国的争霸会省许多的气力。在这样的大局面前，熊横杀人事件完全可以忽略不计。
但不管楚怀王有没有再向秦国求救，秦国此次都没有伸出援手，原因是齐、魏、韩三国早就预料到楚国有可能再向秦国求援，事先便作了外交上的安排。
在《战国策》上，对三国稳住秦国的活动有两种记载。一种说法是，齐国设下计策，先告知楚国，如果能跟三国军队合作，四方调头一起攻秦，三国就帮它夺回被秦国侵占的土地。然后又故意把这消息透露给秦国，结果楚国越求援，秦国就越怕派出去的部队自投罗网，中了四国诸侯的圈套，死活不肯出兵。
另一种说法是，由魏国出面派人告诉秦王，只要秦不帮楚国，事成之后，魏国就把一块叫上洛的土地送给它。
战国时诸侯争战，主要的目的就是抢夺土地。现在不用出动一兵一卒，就有一块地皮送上门来，也就难怪秦国的君臣会动心。
这两种说法也许都是事实，双管齐下嘛。
不过秦国不肯帮助楚国可能还有另一个原因，那就是也在这一年，被它占据了才十五年的巴蜀出现了叛乱。
巴蜀就是今天的四川和重庆一带，在它肥沃富饶的中心平原的周围，由险峻复杂，崎岖难行的山岭关塞构成了天然的防护屏障。不难想象，在那时的条件下，想用武力攻占这里，和进兵地势平缓得多的中原比起来，需要有更大的投入。十五年前的公元前316年，在先灭巴蜀还是先进攻韩国的问题上，主张攻韩的张仪和秦国的另一位大臣司马错就发生过争论，由此可见，要灭巴蜀便不能有足够的兵力侵犯中原，两者不可兼得。
巴蜀的物产资源是秦国一笔不可缺少的巨大财富，正因为这样，当年的秦惠文王才没有听他最信任的张仪的话，支持了司马错的意见，放过韩国灭亡了巴蜀。今天的秦昭王和魏冉也作出了相似的决定，抛弃楚国，把主要力量用来平定内部的巴蜀之乱。
虽然消除了秦国再度出兵救楚的威胁，可是新三国联军这边却依然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