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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妹问他：你不给平津姐留句话吗？
阮晋生说：告诉她，我走了，家，也就没有了。
小妹大哭一场。
那天晚上，陈成和阮晋生在陈家的厨房喝了一夜的酒，抽了一夜烟，聊了一夜政治。两个汉子惊讶地发现，在对社会、政治和文化大革命深怀不满这一点上，他们之间竟是惊人的一致。
那一夜，他们谁也没有提到阮平津。
第二天清晨，陈成送阮晋生去火车站。分手时，阮晋生对陈成说：“陈成，如果你见到阮平津，让她到黑龙江去找我。我在哪里，哪里就是她的家。”
陈成严肃地点点头。
但是，他再也没见到过她。
（第四章第14节）
14
在那段时间里，阮平津一直留在北京城里。陈成和阮晋生都没有能找到她，而被拘押在狱中的边亚军却两次见到过她。
被捕以后，边亚军先是被监押在西城区一所大楼的地下室里。这是一处临时监所，没有食堂，每顿饭都是由犯人轮流去附近的一家饭铺抬来窝头和菜汤。
那天下午，戴着重镣的边亚军在干警的监护下去抬饭，短短的一段路上，有许多好奇的群众围观。边亚军抬着沉重的木桶，一步一晃地从围观人群排成的夹道中走过去。
有人唾骂，有人吐口水，更多的人是无言地叹息。
忽然，围观的人群骚动起来。边亚军一抬头，发现了阮平津。她手里举着几张油饼，不顾一切地向他扑过来。他腿一软，扑通一声扔下木桶，跪在了地上。半桶菜汤泼在了他的身上。
干警狠狠地给了他一脚，把他从地上提起来。人们发现，这个著名的流氓头领竟哭了，满脸都是眼泪。
他又抬起了木桶。在快要走进地下室的门口时，他回了一下头，又看见了阮平津。她被几位大娘大嫂拉扯着，站在一处高坡上。她的手里，仍高举着那几张油饼。
阮平津的面色苍白、憔悴。一阵寒风吹过来，吹乱了她的一头短发。
三月五日，边亚军被押送到新街口中学接受群众的批斗。
两名彪形壮汉在他身后用力撅起他的胳膊，迫使他弯腰低头，向台下几千名义愤填膺的群众认罪。一块写着“反革命流氓集团首犯”的沉重铁牌用粗铅丝拧在他的脖颈上，垂吊在胸前。铅丝勒进他的皮肉，使他连喘气都很困难。
在那一刻，他盼望着死神早一天到来。我罪有应得，死有余辜，为什么还要等待呢？我在等什么？等待人们的怜悯吗？我从来也没有得到过怜悯，现在，我仍然不需要它。
他决定结束自己的生命。
他忍受着巨痛，努力抬起头来，他脖颈下垂吊的铁牌正直对准批斗台的台面。然后，他悄悄抬起右腿，猛的向后一蹬，正踹在一名壮汉的膝盖上。壮汉哼了一声，跌倒了。随后。边亚军的身子向下一扑，用喉咙砸向铁牌锐利的边沿这以后，他感到格外轻松、愉悦，身子轻飘飘地浮起来，荡向无际的长空。忽然，他听到一声撕心裂肺般的呼喊。
那是一个女孩子的声音，她在呼唤他。
阮平津，他痛苦地想。
边亚军没有死成。三月十日，他被押送到南城的一所中学继续受批斗。
这一次，人们对他实行了有限的宽大措施，允许他跪在批斗台上。铁牌也被换成了硬纸板。
在人们轮换着念大批判稿的时候，在人们激昂地高呼革命口号的时候，他的耳边似乎总是传来一阵低低地泣声。
他恐惧地抬起来，一下子看见了阮平津的眼睛。
那双纯洁、执拗、忧伤的眼睛。
“平津，你好吗？你不要再哭了，再哭，我就去死！”
“亚军，我不哭，你，也不能死！”
“平津，快离开这里，去找陈成，或者，阮晋生。”
“不。我要走自己的路。”
“平津，你将使我的灵魂不得安宁，使我不能平静地接受惩罚，使我，没有勇气走向死亡和再生。平津，我请求你，走开吧！”
边亚军挪动双膝，正对着台下的阮平津，重重地把头磕在批斗台的水泥台面上。
当他再抬起头来时，脸上已经是鲜血淋漓了。
台下，阮平津走了。
（第四章第15节）
15
一九六九四月，反革命流氓集团首犯边亚军被判处无期徒刑。据说，他自己曾在多次提审时，要求政府判处自己死刑，立即执行。他说他深知自己罪孽深重，已无颜面再活于人世了。
也许，他的这种态度使人们产生了怜悯之心，终于给了他一个悔过自新的机会。
五月，边亚军被解送到劳改农场以后，他收到了一个装满衣物和食品的包裹，还有一张二百元人民币的汇款单。
汇款人的姓名和地址都是伪造的，但是边亚军清楚地知道，这是阮平津。
此后，再也没有得到过她的消息。
（第四章第16节）『天祭完』
16
一九七一年夏秋之交，陈成打听到了阮平津的消息。有人说，她在山西晋南地区某县插队落户。
陈成立即赶到了那个县里，整整一个月，他访遍了全县的所有山村，但是没有找到她。
在一个小山村里过夜时，一位老人告诉陈成，两年前，村里来了一个北京娃，姓阮。那孩子苦啊，老人说，饿得焦皮瘦骨，连条毛巾都没有。女娃在这里苦受了一年多，又走了。
她去了哪儿？陈成焦急地问。
女孩子家，能去哪儿？跟着个男人走了。
一九七五年初，陈成作为工农兵大学生正在北京一所著名学府读书。一天，他偶然从报纸上读到一则消息。标题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坚决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北京女知识青年与青年牧工喜结革命夫妻。
这个北京女知识青年的名字是阮平津。
陈成连夜赶到了吉林自城地区。他没有见到阮平津，只见一个神情木讷、呆板的农妇。她背上背着一个孩子，胸前还奶着一个刚出世的婴儿。她的皮肤粗糙、黝黑，只有那一只裸露着的胀鼓鼓的乳房，仍显得白皙、细嫩。
“你，是阮平津吗？”陈成问。
“不是，阮平津，死了。”农妇说。说完，她抱着孩子，挥舞着羊鞭，缓缓地走远了。
一九八四年，边亚军出狱以后，又曾去过白城，再也没有找到她。
一九九三年四月，二稿于北京。马公庄
《血色青春》第三部－天爵
第一章
1
凶杀是在上午9点钟发生的。
据当时在场的人说，袁一平被刺中以后，他身板挺直地又站了好一会儿，似乎在等待什么。这时，大厦钟楼的报时钟突然击响了，他才极不情愿地摔倒在地上。
钟声低沉、悠扬，像丧钟般悲哀而又意味深长。
二十几年以后，有人说，这一声钟鸣宣告了新一轮命运搏杀的开始。
这一天是1968年12月28日，北京地区在接连下了几场重雪以后，突然雪霁天晴，碧空如洗。刺目的阳光从漫天里无遮无拦地斜射下来，又被白皑皑的积雪反射回去，在半空中溅起无数亮点，金光闪烁，明媚辉煌。
王星敏说，那天的一切都显得太直接、太明亮了。一切掩饰都被揭去，透彻中充斥着不祥。
凶杀发生的地点是北京火车站站前广场，这里本来就是一个车水马龙、人流熙攘的热闹场所，近日由于每天都有数批知识青年从这里乘专列发赴山西省各地农村插队落户，所以广场完全成了红旗和人头汇集成的海洋，锣鼓喧天，人声鼎沸，喧闹到极点。
然而，就在这个明亮辉煌的时间，这个冠盖如云、稠人广众的地点，光天化日，众目睽睽，一个青年人把另一个青年杀死了。他使用的是一把真正的凶器——三棱刮刀。
根据一切迹象判断，这是一起突发性的斗殴致死案。
两拨青年因一桩琐事而发生了争执，互不相让，进而互殴，接着拨出了刀子，最后是一个人的死亡。
根据从现场提取的证言分析，这起案件背景单纯，不含任何政治性或阶级色彩；过程呈直线式，平淡得几无情节。从骤发到结束仅仅持续了半分钟。至于杀人动机，人们没有再费心研究，因为同那个时代所发生过的许多伤害案件一样，这起案件的动机也是既荒谬又简单的。
简单得令人费解，荒谬得完全不符合逻辑。
应该说，死亡是突然间降临的，没有任何预兆，无法前期防范。除了两个当事者和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以外，别人无须负任何责任。
然而，在事过26年之后的今天，许多当年的知识青年仍不能忘记这个事件，无法平静地对待这个已成为历史的死亡。他们甚至把它作为了自己以后10年苦难历程的起点。
人们告诉笔者，这是一次极不寻常的、带有神秘意味和启示性的死亡。它联系着为争夺命运而引发的更多的死亡。
（第一章第02节）
2
争吵是知识青年们在广场上与亲友话别时发生的。据目击者说，起因是为一件待运的行李。准确地说，是一只很漂亮的牛皮皮箱，橙黄色，华贵而醒目。当然，这只皮箱之所以会引起麻烦，不在于它哗众取宠的外表，而是它的实际主人，以及在以后引起了诸多猜测议论而一直未被证实的、皮箱里面的真正内容。
袁一平和其他几个学校方面委任的知识青年临时负责人在清点待运行李时，看见这只皮箱。袁一平犹豫了一下，他似乎有几分气恼，又有几分惶惑和无奈，望着皮箱愣怔了好一会儿。清点完行李，他又返过身来，用手拎起了皮箱。就在这一刻，他的脸涨得通红。
他肯定感觉到了什么。
“这是谁的皮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