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纸帽》一节是这么写的：
相声大师侯宝林被红卫兵揪出来了，大家把他押到台上批斗。
小将们要给他戴高帽，但侯宝林却说：“我有，我有，不敢劳小将们亲自动手！”一边说，一边从怀中取出一顶自备纸帽，约半尺高，自己戴在头上。
“不行！”一个小将吼道：“你是曲艺界最大的反动权威，应该戴最高的高帽！”
侯宝林不慌不忙，点头又哈腰，说道：“别急，别急，急中有错。毛主席教导我们，马克思主义者看问题，不但要看到部分，而且要看到全体。你们看！”
他自己用手一拉，“刷”地一声，那纸帽居然被拉成三尺多高，“反动曲艺权威侯宝林”九个字随拉随现，字一个比一个小，如金字塔，与帽形构成黑白分明、粗细相反的图案。
侯宝林还毕恭毕敬地解释：“我在曲艺界最反动、所以‘反动’两个字要写得最大最大。我侯宝林在天兵天将面前，渺小得可怜，所以我的名字要写得最小最小，还要写得东歪西倒，表明我已被小将们斗倒在地，永世不得翻身。”
“你赶快交代你的罪行！”一个红卫兵喝道。
“好！我老实交代！”侯宝林说：“我的相声，全部是大毒草， 不是小毒草！美帝国主义头子肯尼迪、苏修头子赫鲁晓夫、印度反动派头子尼赫鲁都很喜欢我的相声。毛主席说：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世界人民公敌喜欢我的相声，这说明我罪大恶极，我的相声是世界上最大的毒草。”
“他们根本不懂中国话，怎么听得懂你的相声？”一个红卫兵说。
“懂！他们有高级翻译员。”侯宝林答道。
这其中除了“活学活用”毛主席语录部分，不知是否更体现了作者的“政治觉悟与艺术功力”，其他，和我们以前所听到的无二。
凤凰在兮鸡鹜翔舞（2）
1980年7月3日香港《中报》刊登的《侯宝林智斗红卫兵》，我以为这才是地道的“香港版”。 显然是经过“二度创作”了：
文革初期，在雷鸣般的“把侯宝林拉出来斗倒斗垮”声中，侯宝林被两位红卫兵押到斗争台上，他的儿子也跟着他的后边上了台。一位在主席台上的红卫兵对侯宝林粗声喝道：“侯宝林，你为什么把儿子也带来！”侯宝林不慌不忙地回答：“我是大黑帮，我的儿子就是小黑帮，我被斗，他也得挨斗，所以就把他带来了。”台下的群众听了有的也忍不住笑出声来，场面开始有点降温了。
主席台上有人大声说：“把高帽给侯宝林戴上！”一顶纸扎的高帽将带过来，侯宝林却说：“不用劳驾了，本人已准备好了。”说着就从口袋里掏了塑胶做的高帽戴在头上。押着他的红卫兵说：“他妈的！你的高帽这么矮，不行！”侯宝林笑着说：“这个容易，变高给你看。”说着深深吸了一口气，蹲下屁股，用力一吹，只见高帽霎时涨高一丈多。台下的群众，禁不住哄堂大笑。大会的主持人见无法斗下去了，就声嘶力竭地叫道：“侯宝林滚出去！”侯宝林父子双手抱住头，作前滚翻，一滚一滚地下去。其时有人问他为什么这样做，他说：“他叫我滚下去，我走出去怎行呢？”
“高帽”的笑话从大陆传到香港，纸帽变作塑胶帽，三尺升为一丈，父亲挨斗加上了儿子陪斗，不是被红卫兵押下去而是滚下去。若再传到台湾更不知会怎样？前不久，我在互联网上看到的2005年《南方人物周刊》上的一篇《对话李敖》抑或就是“台湾版”了。
人物周刊：您的豪杰气质，还有您的玩世心态，都是中国知识分子一种很另类的形象，这是怎样形成的？
李敖：一般人是用一种很悲壮的方法来处理这个问题，很悲剧的，我不太会的。我会用轻松一点的。比如说侯宝林，红卫兵斗他，说要把衣服穿好，皮鞋擦干净，他说我不但皮鞋擦干净了，连鞋底也擦了油了。这就是说，一些很逗的方###把敌意给化掉，有时候会有这种效果。
可见“台湾版”另有新意。有关的“笑话”还有不少的版本，譬如：造反派喊：“打倒侯宝林！”侯宝林闻声趴下。造反派斥问：“谁叫你趴下的？”侯宝林答：“你们不是喊打倒我吗？我不打就倒，响应你们呀！”还有，侯宝林交待说：“我罪大恶极。”红卫兵问：“你还有哪些罪行？”侯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我挑起来的……”
“文革”后，父亲的好友漫画家方成先生曾就此事提问，父亲笑着回答说：“都是群众的创造。”就此，一段“文革”时期的“公案”总算画上了句号。但“群众创造”不会止息，因为那是群众的智慧，它们既然不会被“文革”时的“风暴”所窒息，就更不会在风和日丽时凋谢。不然历史上怎么会有优孟、优旃、淳于髡、东方朔、艾子、徐文长、阿凡提……那么多民族智慧的代言人产生呢？
2007年7月22日
扫厕所的老头（1）
侯錱
1974年，四届“人大”召开之前，父亲有幸成为毛主席亲自提名的十位代表之一，参加了建国25周年的国庆招待会。关于这件事，多年来一直都属于“民间传说”。直到半年前，我家对门邻居—铁道部离休老干部宋国华阿姨，举着一本《邓小平年谱》让我看，才算是第一次得到“官方证实”。 原来“主席每次开会都要问一问有没有侯宝林”，也就是说从1966年6月，侯宝林作为“反动艺术权威”被揪出、打倒，直到1974年年底，毛主席已经不止一次地过问侯宝林的事了。然而，就是到那个时候，父亲名义上是“解放”了，“恢复工作”、扣发的工资也已解冻，但实际上还是“内部控制使用”，各种莫须有的罪名也没有廓清。
前不久，我的另一位邻居—涂作潮纪念馆创始人涂胜华先生转给我一本由作者亲笔签名赠予的《在周恩来身边四十年》，这本书是由曾任周总理办公室主任、国务院副秘书长、中共中央办公厅第一副主任的童小鹏伯伯撰写的。他在这本书的“被动卷入文化大革命”一章“关心保护党外民主人士”一节里有这样一段记述：“1974年国庆节前夕，周恩来病重在医院里，就参加国庆宴会人员名单，写信给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王洪文及中央政治局。信中讲道：‘昨晚你交我国庆节招待会拟见报的名单，并告我已经主席一一听过，主席当即提出要加肖华、李力群、侯宝林三人，又问及商震是否列入。……”（680页）也证实了父亲的复出是由毛主席“钦点”这件在社会上广为流传的事。但是尽管如此，父亲在其后相当的一段时间里日子仍然不好过。著名学者吴晓铃伯伯在《再生集》（侯宝林相声集）的序言中有这样一段话：
从1972年直到1976年4月之间，他（侯宝林）到大庆油田和石油工人一起生活；他到登莱海角和弄潮渔民共同劳动；他遨游珍宝岛和兴凯湖，给面对顽敌的国防前哨战士做慰问演出；为了亲验针刺麻醉的临床疗效，他到过许多医院观察手术，访问医师。但是，在这期间，他的愿望都成泡影，他的计划全同梦幻，他的作品只要“验明正身”便被立即执行“枪决”。他很难获得在剧场里和观众见面的机会与在广播中和听众接触的条件。他曾断然拒绝过强迫他演出他所不愿接受的段子，读者们可以回想一下是否听到过他说什么“评法批儒”、“反击右倾翻案还乡团”和诬蔑丙辰清明群众革命风暴的作品，就可以“胸中泾渭分”了！这就使他处身于更加不利的地步。
这段描述真实再现了我父亲1972年从“五七”干校回京后的生活，这种生活对于他来讲，不亚于“文革”初期“坐喷气式”、挨耳光和刷厕所；也不亚于在干校白天干重活儿晚上挨批斗。对于他，“写相声说相声”才是他生命之所在。直到临死前，他还在说：“只有在台上那30分钟我才是最幸福的。”下面的故事就是他那段生活中的一个小插曲。
1994年的春节，我去给父亲的老友—全总文工团的曲艺作家许多先生拜年。那时，父亲去世已经快一年了，许先生见到我仍然很激动，拉着我的手，给我讲了一段1974年11月底，他和父亲一起去山东体验生活搜集创作素材的往事。
我记得听父亲说过，他们那次的胶东之行，主要是被派往有“海上大寨”之称的大鱼岛学习，但是许先生说他们历时一个月跑了七八个县。记忆中有招远县、海阳县、荣成县等等。其中，印象最深的是海阳县。他还拿出一张照片，指着上面前排中间两位衣着朴素的老者问我知不知道他们是谁？原来他们就是抗日战争时期著名的地雷大王于化虎和赵守福。电影《地雷战》中的民兵连长赵虎的原型就是于化虎。地雷战是抗日战争时期海阳民兵最重要的作战方法之一，地雷是当时最重要的作战武器。于化虎曾经先后研制出30多种石制地雷，他本人就消灭日伪军171人。为此，于化虎在1950年被授予全国民兵英雄、“爆炸大王”的光荣称号。赵守福也是海阳人，1919年出生，比于化虎小六岁，他曾参战200余次，杀敌138人。同样也是胶东著名的爆炸大王、民兵英雄。照相时许先生站在两位英雄的旁边，看得出父亲也是满怀敬意地站了在他俩的另一边。这帧照片是许先生去世前，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时，他特意送给我的。据查，于化虎老英雄2004年7月20日去世，享年91岁。
扫厕所的老头（2）
当然，能让许先生记住海阳县的不止于此。还有下面这个故事。那是他们一行五人到达海阳的当天，因为下榻的县招待所楼里没有厕所。许先生和父亲就去楼外方便。厕所在大院的东侧，面积很大，想必是为了开会时可供多人同时使用的缘故。男厕一排二十几个蹲坑，蹲坑前有一条窄窄的排水沟，里边落了不少树叶木棍儿和便纸，一眼望去就知道出口有被堵塞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