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利时人比冯·比洛更使冯·克卢克恼火。比利时军队迫使德军每前进一步得作战一步,从而推迟了德军前进的时间表;同时,它们炸毁铁路、桥梁,切断德军军火、粮食、药品、邮件以及其他补给品的运输供应,迫使德军不得不经常抽调力量来维持后方运输的畅通。老百姓堵塞了公路,更糟的是他们切断电话和电报线,使德军不但各集团军与统帅部之间,而且集团军与集团军之间,兵团与兵团之间的电讯联系都遭到破坏。这种被冯·克卢克称之为“极端挑衅性的游击战争”,特别是自由射手对德国兵的狙击,触怒了他和他的那些袍泽司令们。从他的部队进入比利时之时起,他就认为要对付老百姓的这种“叛逆性”的袭击,必须采取他所说的“凡杀人、放火”者必须予以“严厉而无情的报复”。因此,第一集团军所到之处,焚毁的村庄、打死的人质,比比皆是。8月19日,德军渡过热特河,发现比利时军队已于夜间撤离之后,便对热特河和布鲁塞尔之间的一个小镇——阿尔斯霍特,大肆泄愤,使该镇成为大屠杀的第一个受害者。在阿尔斯霍特,被枪决的平民有一百五十人。此后,冯·比洛所部在阿登山区和塔明的屠杀,其杀人之多,愈演愈烈,而冯·豪森所部在迪南更是杀人如麻,多达六百六十四人。他们把居民集中在大广场上,通常将男女各分站一边,任凭个别军官的心血来潮,从中挑选逢十或逢双的人,或是将所有的人押到附近的田野或火车站后面的空地上枪决。如今在比利时,许多城镇的公墓里,墓碑林立,上面刻着姓名、1914年的日期和到处一样的“为德军杀害”的铭文。现今这些公墓中又增加了很多新的长长的墓碑行列,碑上是同样的铭文,但日期则是1944年。
第三集团军司令冯·豪森将军如同冯·克卢克一样,认为比利时人在其进军的道路上给他们的“重重障碍”是“叛逆性”的行为,应该“毫不犹豫地给以极为严厉的”报复。这些报复手段包括“逮捕庄园主、市长、神父等显要人物作为人质,烧毁房屋和农庄以及枪杀现行敌对分子”。豪森的军队尽是撒克逊人;撒克逊这个名字在比利时人心目中已成为“野蛮人”的同义词。豪森本人对“比利时人的这些敌视行为”始终不能理解。每当发现“我们是多么遭人怨恨”的时候,总是惊讶不已。他曾在德格雷蒙伯爵家里住过一夜。这个拥有四十间房间,有许多温室和花园,还有能容纳五十匹马的马房的豪华别墅的主人的一家,对他的冷遇使他深为抱怨。这位年迈的伯爵,“手插在口袋里,捏紧着拳头”在那里徘徊;两个儿子则绝迹不到餐桌旁去,这位父亲就餐时也是姗姗来迟,缄口不言,甚至问他什么话都拒不作答。尽管豪森态度宽容,命令宪兵不要没收他在东方任外交职务期间收集的中国和日本武器,而此公态度仍然惹人讨厌。这是一个非常苦恼的经历。
然而,德军对比利时的报复运动,除个别情况外,并不是对比利时人的挑衅行为一时自发的反应,而是德国人事事未雨绸缪的一个预谋,他们企图以此尽快地吓倒比利时人,好节省时间,节省人力。速度是至要的。把每一支可动用的部队都开入法国同样是至要的;如果比利时抵抗,那就需要留下一部分兵力,就会影响这个目标的实现。通告已预先印好,只要德军一进城,就象发生了《圣经》中所说的那种瘟疫一样,全城的墙壁骤然变成一片白色,挨家挨户顷刻之间都贴上了通告,警告老百姓不得采取任何“敌对”行动。老百姓凡向德军士兵开枪的,一律处以死刑,其他种种微不足道的行为也同样处以极刑:“任何人走近飞机或气球场地二百公尺以内的,当场格杀不论。”凡屋内发现有隐藏武器的,其屋主一概枪决。凡户内发现有比利时士兵躲藏的,其户主一概解送德国服“终身”劳役。凡村里对德军犯有“敌对”行动的,全村一概“烧毁”。倘“敌对”行动发生在“两村之间的道路上,此类办法同样适用于两村居民”。
通告最后总括说:“对于一切敌对行动,均采用下列原则:严惩不贷,集体负责,大量扣押人质。”这种按集体承担责任的原则行事的做法,海牙公约早已明文列为非法,所以在1914年,对人类进步曾抱有信心的世界舆论大为震惊。
冯·克卢克抱怨说,不知怎的,方法用尽,而“去邪除恶,总迟迟不见成效”。比利时老百姓仍然表现了不共戴天之仇。“平民百姓的那些罪恶行径啮噬着我军的生机。”于是,德军的报复日益频繁,日趋残酷。大批协约国、美国以及中立国家的记者纷纷向全世界报道了火烧农庄、硝烟弥漫的情景,难民成群、途为之塞的情况,市长、镇长作为人质被处决的惨状。这些记者由于霞飞和基钦纳的禁止不得去前线采访,因此从战争爆发的第一天起便蜂拥到比利时来了。一批美国记者是杰出的笔下栩栩如生的写作大师,他们当中有报业辛迪加的理查德·哈丁·戴维斯、《柯里尔》杂志的威尔·欧文、《星期六晚邮报》的欧文·科布、《芝加哥每日新闻》的哈里·汉森、《芝加哥论坛报》的约翰·T·麦卡琴,等等。他们获有德军颁发的证件,一直在随军采访。他们写了种种惨象:劫后的房屋,破碎遍地,火后的农村,空无一人,只是在毁坏的台阶上有一只不声不响的猫儿踡伏在那里;街道上尽是破瓶子和碎玻璃;母牛带着干瘪的乳房在痛苦地哞哞叫着;难民队伍络绎不绝,背着包袱,赶着马车,推着小车,带着雨夜在路边过宿用的雨伞;田野里,成熟了的谷穗儿低垂着头无人收割等等。他们还报道了反复被问及的一连串的问题:“你们看见法国人吗?法国人在哪里?英国人在哪里?”路上躺着一个破旧的布娃娃,头已给炮车轮子压扁了,这在一个美国记者的心目中,似乎象征着比利时在这场战争中的厄运。
8月19日,正当二十五英里外的阿尔斯霍特炮火连天的时候,布鲁塞尔是一片叫人感到大难将临的沉寂。政府已于上一天撤走。街道上仍挂满国旗,阳光下国旗招展,红、黄映辉。首都在最后时刻似乎格外娇娆,但是越来越沉寂,差不多成了一座愁城。就在日落西山前,第一批法军出现了,一队骑兵慢吞吞地沿着图瓦松多尔大街蹀躞而来,士兵没精打采,马头低垂。几小时后,四辆汽车满载着身穿从未见过的那种卡其制服的军官疾驶而过。人们目不转睛地看着他们,有气无力地欢呼着:“英国人!”比利时的盟军终于来到了,可是为时过晚,已挽救不了它的首都。19日这天,难民源源不断地从东面涌进城来。国旗纷纷下降,居民已受到警告,气氛中蕴藏着危在旦夕的恶兆。
8月20日,布鲁塞尔被占领了。一队队手持旗杆矛、戒备森严的德国枪骑兵骤然出现在街头。但他们只是可怖的军事示威游行的先遣部队而已,后面接踵而来的队伍,其兵力之强,威势之盛,几乎难以置信。队伍是一点钟开始通过的,首先是一队队身穿土灰色军服的步兵,修饰得很整洁,胡子刮得光光的,皮靴擦得亮亮的,刺刀在阳光下闪闪发光,队伍严肃紧密,一有掉队,一出现空档,后面就迅捷赶上。接着骑兵来了,也是土灰色的军服,旗杆矛上飘着黑白色的三角旗,俨然是中世纪的骑士。密集的数不清的马蹄,一片整齐划一的蹄声,征途上的任何东西都会被踩得稀烂似的。炮兵队的重炮轮子在圆石子路上滚滚向前,声如雷鸣。鼓声隆隆,士兵们拉开嘶哑嗓门齐声高唱着用《上帝保佑国王》的曲子谱成的《祝你永戴胜利花冠》的凯歌。前进又前进,队复一队,越来越多。观看行军的人群,默默无言,对这支队伍的浩浩荡荡,绵延不绝,精良绝伦,不禁茫然咋舌。显示装备力量,使人肃然敬畏的目的达到了。设有补鞋工场的卡车车队固然使人惊奇,而由四匹马拖曳的炊事车车队同样令人惊讶。补鞋工场车上,鞋匠们站在工作台旁打掌子,修鞋子的士兵们站在踏脚板上等候。炊事车上,则是炉火熊熊,炊烟袅袅。
队伍靠着大道的一边行走着,好让参谋的汽车和通讯员的自行车沿途往返通行无阻。骑兵军官,有的叼着香烟,傲然目空一切,有的戴上单片眼镜,有的脖颈子上道道横肉,有的拿着英国式的马鞭,形态不一,但全都是一副神气活现的样子。征服者的行军走了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走了整个下午,整个晚上,通宵达旦,直到第二天。就这样,冯·克卢克的三十二万大军整整三昼三夜川流不息地开进了布鲁塞尔。一个德国总督接管了这座城市,市政大厅上升起了德国国旗,时钟都改为德国标准时间。同时,规定首都十天内须偿付五千万法郎(等于一千万美元)赔款,布拉邦特省偿付四亿五千万法郎(等于九千万美元)赔款。
在柏林,攻占布鲁塞尔消息传来,钟声齐鸣,街头巷尾一片兴高采烈的欢呼声,人们欣喜若狂,互不相识的人也紧相拥抱,到处是“狂欢”景象。
也就在这一天,8月20日,法国的进攻计划并没有却步。朗勒扎克业已到达桑布尔河,英军也已赶到一条线上。约翰·弗伦奇爵士一再摇摆不定之后,此刻向霞飞保证说,他准定于次日投入战斗。讵料,洛林传来了噩耗,鲁普雷希特已以雷霆万钧之势开始反攻。德卡斯特尔诺的第二集团军,由于霞飞把他的几个兵团调往比利时前线,因此力量悬殊,正在退却之中。据报告,迪巴伊正遭到猛烈的攻击。在阿尔萨斯,在德军兵力大大减少的情况下,波将军已夺回牟罗兹及其周围地区。而今,由于朗勒扎克所部已开往桑布尔河,调走了中路进攻的力量,波将军所部势需前去接替空下的阵地。但是出于霞飞的急需,甚至不惜把阿尔萨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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