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了地主帽子到文化大革命开始之间的那七、八年。那些年，她整天都很忙，整天都很高兴。她要给全家人做饭，要做补花，要负责全院的清洁卫生。奶奶是全院的卫生负责人。我还记得别人把写了她名字的小红纸条贴在院门上时，她是多么不好意思，又是多么掩饰不住地高兴。为这事她得罪了八子妈，八子家的卫生总是搞不好
奶奶买了一把长把笤帚，扫起院子来不用弯腰。她的腰和背还是老酸疼，早晨，人们纷纷出门上班的时候，奶奶去扫院门前的街道，和所有过往的街坊们打招呼。她愿意被人们看见。说她爱虚荣也行，说她是显摆也对，她把门前扫得很干净。然后她就冲八子和我喊：“可别再糟踏啦，啊？奶奶刚扫完！”确实是喊给别人听的，但那声音中也确实流露着舒心的骄傲
奶奶坚持做补花。有时候活儿催得紧，她一直要做到半夜去，急得她就象小学生完不成作业那样。全家人谁也帮不上忙，跟着着急
有一次妈妈说：“我看您就辞了这活儿吧。”“赶情你们都有工作！
奶奶喊。奶奶从没有对妈妈喊过，吓得全家都不敢言语。奶奶盼望能进补花厂，但她知道没什么可能，她的岁数太大了，人家不会要。她总埋怨八子爸不让人子妈进补花厂。“趁她还年轻，你就让她去得了
要不赶明儿后悔一辈子！”奶奶对八子爸说。八子爸笑笑：“是我不让她去吗？”“去不了，”八子妈赶紧说：“这几个‘劳神精’谁管？
奶奶又说八子爸：“让你要这么多！”“是我生的吗？”八子爸抽着烟笑。“不要脸！”八子妈骂
活儿不紧的时候，和八子妈、还有其他几个妇女一块做补花，是奶奶最高兴的时候。她们互相称“老刘”、“老魏”、“老林”。奶奶是“老方”。奶奶非常喜欢这种称呼，在家里也“老刘”、“老魏
地念叨，是因为新奇，更透着自豪和满足。“我们老姐儿几个有说有笑的，也不觉着累，”奶奶说。“老了老了，没曾想还赶上了好时候，
奶奶说，“唉，你们生的是时候呀！我还有几天儿？”奶奶也常流露出遗憾
星星，星星。星星。星星
哪一颗星星是奶奶的呢？我知道，奶奶是真心爱这新社会的
那些星星都是死去的人变的，为了给活着的人把夜路照亮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奶奶又戴上了一顶“帽子”，不叫地主，叫“摘帽地主”。其实和地主一样，占黑五类之首。所不同的是，“摘帽地主”更狡猾些；一个地主，竟然能够“摘帽”，显见其伪装是何等的高明，其用心是可等的险恶，对社会主义的威胁是何等的不可低估。而且这也成了“刘邓路线”的罪行之一
奶奶先是不能再做补花了。社会主义的工作怎么能给一个地主呢？后来，也不能再当院里的卫生负责人了。权力当然更重要
奶奶倒没有哭，她吓傻了。爸爸、妈妈也吓傻了。好多人都吓傻了。好多吓傻了的人也都在做着傻事，做傻事时的样子也都足以把别人吓傻
先是惠芬三姐从学校里回来，用了半天时间，把院子里的花全刨了。接着是北屋宋家几个闺女把自己家的硬木大立柜抬到院当中，用斧子给劈了。爸爸也偷偷地烧了几本书。奶奶整天躲在屋子里，掀开一角窗帘往外看；也不怎么做饭，顿顿下挂面。传说垃圾站发现了好几根金条。街道积极分子们怀疑是我们院里的人扔出去的，一是因为我们院离垃圾站近，二是因为我们院里除了八子家成份好，其余的都是黑九类
惠芬三姐当了“红卫兵”，一身军装，扎一条武装带，长辫子剪了，剪成了短发。说实在的，我觉得她更漂亮了
我在学校里也想参加红卫兵，可是我出身不是红五类，不行。我跟着几个红五类的同学去抄过一个老教授的家，只是把几个花瓶给摔碎，没别的可抄。后来有个同学提议给老教授把头发剪成羊头。剪没剪我就不知道了，来了几个高中同学，把非红五类出身的人全从抄家队伍中清除出去了。我和另几个被清除出来的同学在街上惶然地走着，走进食品店买了几颗话梅吃，然后各自回家
院里很乱，惠芬三姐带了好几个大学的红卫兵，挨家挨户地搜查
象是全院大扫除，各家的东西都摆到了院子里。我们家里也都空了，爸爸、妈妈和奶奶坐在凳子上低声说着什么，很恐怖、很警觉的样子
“真是没想到，”妈妈说
“平时看着可是挺老实的人，”奶奶说
“您可别再这么说了，老实人会藏这些东西？
“谁呀？藏了什么？”我问
原来是惠芬三姐带着人从那个最懂戏的老太太家抄出了两箱子绸缎、一盒子金银首饰、还有一本书，书上有蒋介石的像
“在哪儿呢？
“已经送走了，连东西带人都送走了。
我隔着窗户往外看。又来了几个红卫兵，惠芬三姐正和一个挺高挺魁梧的男的说话，嗓门儿很大。她过去可从来不大声说话的。她还说了一句“Ｘ他妈的”，从表情上看好像她并没有那么说。也许是我听错了？我们学校的那些女生也都那么说了。我觉得我们男生那么说说还可以
妈妈让我回学校去住。我上中学的时候住校。妈妈说：“这一阵子先不要回家，有什么事我去找你。”妈妈给了我三十块钱，六十斤粮票，看来够两个月的伙食费了
晚上，我蹬上我那辆破自行车回学校。我兜里第一次掖了那么多钱、那么多粮票。路上冷冷清清的。已经是秋天了。自行车轧在于黄的落叶上“嚓嚓”地响。路灯的光线很昏暗，影子从车轮下伸出来，变长，变长，又消失了。我好像一时忘记了奶奶，只想着回到学校里该怎么办。那条路很长，全是落叶
一天，妈妈到学校来找我，对我说，要是想回家就到她的单位去，她在那儿找了一间房；奶奶已经回老家了
“什么时候？
“前天。
“怎么啦？
“没怎么。我们怕出事，和你爸爸商量，不如先让奶奶到老家去”
我倒是松了一口气。那些天听说了好几起打死人的事了。不过坦白地说，我松了一口气的原因还有一个：奶奶不在了，别人也许就不会知道我是跟着奶奶长大的了。我生怕班里的红卫兵知道了这一点，算我是地主出身
“过些时候，我就去看你奶奶，再给她送些东西去。”妈妈说，声音有些抖
忘记是为了什么了，我又回了一趟家（可能是为了拿一件什么东西）。院里已经面目全非了。花没了；地上刨得乱七八糟的，没人管；每棵树上都钉上了一块语录牌；搬来了好几家新街坊。八子家也搬走了，听说搬到胡同东头的一个大院子里去了。那儿原来住着个资本家，被轰走了，空下来不少好房。我走进屋里，才又想到，奶奶走了。屋里的东西归置得很整齐，只是落满了灰尘。奶奶不在了。奶奶在的时候从来没有灰尘。那个小线笸箩还在床上，里面是一绺绺彩色的丝线，是奶奶做补花用的。我一直默默地坐着。天黑了。是阴天，没有星星
奶奶这会儿在哪儿呢？干什么呢？屋里没有别人，我哭了。我想起小时候，别人对奶奶说：“奶奶带起来的，长大了也忘不了奶奶。”奶奶笑笑说：“等不到那会儿哟！”……海棠树的叶子落光了，没有星星。世界好像变了个样子。每个人的童年都有一个严肃的结尾，大约都是突然面对了一个严峻的事实，再不能睡一宿觉就把它忘掉，事后你发现，童年不复存在了
接着是轰轰烈烈的两三年。我时常想起奶奶。但史无前例的事太多，听也听不过来，想也想不过来。不断地把人打倒，人倒不断地明白了许多事情。打人也是为革命，骂人也是为革命，光吃不干也是为革命，横行霸道、仗势欺人、乃至行凶放火也是为革命。只要说是为革命，干什么就都有理。理随即也就不值钱
接着是上山下乡。抡镢头的为革命而抡镢头，养妾选美的为革命而养妾选美；饥寒交迫的为革命而饥寒交迫，挥霍无度的为革命而无度地挥霍。革命又是为了什么呢？我在延安插队的时候，妈妈来信说奶奶回来了，奶奶岁数太大了，农村里没她干的活，公社给了证明，说奶奶改造得好，态度非常老实
奶奶又在北京落下了户口
七二年我也转回了北京。那年奶奶七十岁，头发全白了。爸爸、妈妈又都到云南干校去了，又剩了我跟奶奶。或者说是，奶奶跟着我
我已经二十出头了。我懂得了什么是历史。很多事情并非是因为人怎么坏，而是因为人类还没有弄明白那些事情为什么是坏。譬如说奶奶，她还不明白地主为什么坏，就注定是地主了。也可以说这是命运，但革命不正是为了把全人类都从那种厄运中解放出来么？但那还是一九七二年
我回到北京的时候是半夜。在车站坐了半宿，到家的时候天还不亮。我推推院门，院门开了。我推推屋门，门上有锁。我一愣。院里的人还都没起。很静，谁家屋里传出响亮的鼾声。奶奶这么早上哪儿了呢？还是那四棵树，一棵梨树，三棵海棠，但树叶都被虫子咬得斑斑驳驳的。院里盖起了好几间小厨房，歪七扭八，灰压压的
北屋门一响，宋家老头出来了：“哟，你回来啦？你奶奶这几天净念叨你呢。
“我奶奶这么早上哪儿了？
“你没瞧见？就在外头扫街哪。
我跑出院门。远远的晨雾中，有一个人影，用的是长把笤帚，是奶奶。后来我才知道，奶奶这么早来扫街，是为了躲过人多的时候，怕让人看见。她现在是以一个地主的身份在扫街，在改造，不是象当年那样是卫生负责人
奶奶见了我可是立刻就哭了
我把奶奶搀进屋，劝她，安慰她。我才不说“这是群众运动，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