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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那个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认为国际上很多共产党已蜕化为修正主义政党，真正坚持马列主义的政党只有中国共产党和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了，被称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两盏“明灯”。故而不可以笼统地喊“共产党万岁”，未必修正主义的共产党也万岁？这是政治性的错误！还有，“造反派”提到党中央必须冠上“以毛主席为首的”，提到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必须加上“以毛主席为代表”的字样。因为他们认为党中央已分为两个了。
后来，两派对峙，对喊口号。绝大多数口号是相同的。然而，因为立场、观点的迥异，那相同的口号具有大不相同的内涵。
在当时，两派群众高举着同一面旗帜，都是以革命的名义，但是他们几乎无不互相视为敌人，甚至视对方组织为反动组织。试想，对立的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上的人不是敌人，还能是什么？这也是那场“浩劫”所以空前绝后的混乱的原因之一。
从那天起，我和林书梅，正、副二司令，就开始带领这支队伍迈上了艰难的“文化”的“大革命”的旅途。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十一 “hongse恐怖” 天翻地覆亲痛煞（三）
“文化”“大革命”究竟怎么搞？刘少奇说他“不晓得”；*、周恩来等说他们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我们则更是“狗咬刺猬”——不知如何下口。怎么办？我们只有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怎么跟？只能是毛主席怎么指示，两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怎么写，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如何说，就照猫画虎地去做。九月五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抓革命，促生产》，我们就组织兵团战士参加“海港大会战”（同码头工人一起装船卸货）；九月十六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掌握斗争大方向》，我们联合全市造反派红卫兵声讨兴海市最大“走资派”——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九月十八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抓好秋收》，刚刚为抢救危重病人献了二百毫升血的我就带队下乡参加秋收，累得昏倒在田埂上；十月十二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学习毛泽东思想必须认真地学，刻苦地学》，我们立即组织“讲用会”，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新高潮……事情千头万绪，问题成堆成串，我们每天像被鞭子抽打着的陀螺样不停地旋转，旋转……不过，斗争的大方向我们是时刻不会忘记的——我们念念不忘“把矛头对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就是说我们的眼睛一直盯着基层单位最大的权力机关、最高的领导者。全中国基层党组织、负责人几乎都如出一辙地“压制了群众”、“打击了革命派”，都不同程度地实行了“白色恐怖”，因而也就几乎毫无例外地受到了冲击。因此，神州大地到处硝烟弥漫。此时大多数群众、干部还是保党委的，“造反派”想了解、落实一个问题常常是很不容易的。有时我们院内校外连跑几天，都拿不到一份儿可以写张有“分量的”大字报的材料。所以，在当时，我们的身体和精神的负荷都是空前的、超限的。但我们毫无怨言，也无半点儿懈怠。那时候我们真是将个人的一切都置之度外了。别的不论，单说接受伟大领袖毛主席检阅一事，即可见一斑。当时，有哪一个红卫兵，有哪一个中国人不想见见毛主席？那是怎样的荣耀，怎样的骄傲，怎样的幸福的一件事啊！人们会握住跟毛主席握过手的人的手，又哭、又笑、又蹦、又跳，那心是痴迷的，那情是疯狂的。我何尝不是？林书梅又何尝不是？还有许多同学也何尝不是？在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和八月三十一日毛主席两次接见红卫兵后，全国各地红卫兵纷纷到地方党委请愿，他们得不到答复就坐在机关门外不走，即所谓的静坐。于是九月五日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组织外地革命师生来北京参观文化革命运动的通知》。于是各地红卫兵相继进京。开始还有组织、有计划、分期分批，后来管束不住了，谁有本事挤上火车谁就去了。实际上，当时进京也并非是件很享受的事情，当然除了见毛主席满足夙愿这一层。车厢里拥塞、燥热、憋闷、烦渴、饥饿、疲劳、困倦、空气污浊的感觉好受吗？装在沙丁鱼罐头里的沙丁鱼好受吗？听说有年纪小的红卫兵就死在了路途中。然而，他们以最大的毅力忍耐着，他们的觉悟还是很高的，他们真的是想去见毛主席和参观首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当然，游山玩水的也不是绝无仅有。不过，到后来，全国大串联开始，确实有很多红卫兵借“革命”之名，行“游山玩水”之实了。他们既辜负了毛主席的期望，也冤枉铁道部门承担巨大压力腾出列车、疏通道路和各级地方组织花费大量人力、物力接待了。至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毛主席最后一次检阅红卫兵，前后八次共接见红卫兵和师生一千一百万之多！ 而我和林书梅等几名同学因为忙于学校的“运动”，始终未能脱开身去见一见毛主席，更勿说到哪里去玩一玩了。这件事是我们终生的遗憾。啊，不，不是“遗憾”，而是懊恼和悔恨——早知我们积极投身运动的结果是如此这般，当初何不周游中国，悠哉、快哉，而且可能减少了许多错误。唉，知道尿床，谁还睡觉？
林书梅，你说得太对了。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毫无意义的，我们真是不值，太不值啦！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十一 “hongse恐怖” 天翻地覆亲痛煞（四）
一九六六年十月一日，林/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七周年庆祝大会上说：“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十月二日出版的《红旗》杂志一九六六年第十期社论更明确地说：“有些地方、有些单位，两条路线的斗争还是很尖锐、很复杂的。有极少数人采用新的形式欺骗群众，对抗十六条，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极力采取挑动群众的形式，去达到他们的目的。”“要不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能不能贯彻执行文化革命的十六条，能不能正确进行广泛的斗批改的关键。”并发出号召：“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从此，“文化”“大革命”又开始了新的篇章——“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十月六日，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举行了有北京市和全国各地来京的十万人的“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张春桥在会上宣读了军委、总政治部根据*副统帅提议发出的紧急指示，这份经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修改、毛主席审定批准的文件中宣布：取消“军队院校的*运动在撤出工作组后院校党委领导的规定”，“必须把那些束缚群众运动的框框统统取消”。同时，党中央还把这一紧急指示转发全党，并加评语要求全党“坚决贯彻执行”。一九六六年十月九日至二十八日，根据毛主席的提议，党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负责人出席了会议。陈伯达在会上作了《无产阶级文化革命中的两条路线》的报告。他说：“伟大的红卫兵运动震动了整个社会，而且震动了全世界，红卫兵运动的战果辉煌。可以无愧地说，整个文化革命运动，比巴黎公社，比十月革命，比中国历来几次大革命的群众运动，都来得更深刻、更汹涌澎湃。这是国际上更高阶段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他明确宣称：“提出错误路线的，是错误路线的代表人，即刘少奇和*两位同志，他们要负主要责任。”他还说区别两条路线的标志“是对群众的态度”，“压制群众，打击革命积极分子的路线，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林/彪在会上说：“这个运动在世界上树立了史无前例的榜样”，“如果我们不抓紧文化革命，不把无产阶级*进行到底，那我们中途也要变颜色”。他还鼓吹：“革命的群众运动，它是天然合理的”。他指名攻击刘少奇、*执行了一条“压制群众，反对革命的路线”。陈伯达、林/彪这两个讲话，经毛主席批示：“印成小本，大量发行，每个支部，每个红卫兵小队，至少有一本。”如此更助长了全国性的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浪潮。
上述种种，无疑是在给红卫兵之树浇水、施肥和往丫杈上注射生长素、催化剂，使之加速生长、异常繁荣；无疑是在给红卫兵加油、打气和发放通行证、尚方宝剑。于是红卫兵之树益发畸形；于是红卫兵益发疯狂、嚣张、暴戾、无法无天……
从此，“踢开党委闹革命”就合法化了；从此，少数红卫兵开始离开学校到社会上去“扇风”、“点火”和“炮轰”、“打倒”基层领导干部，批判斗争的范围逐渐扩大；从此，全国各级党、政机关团体的领导部分被触及，而各大、中专院校的党委、党支部都被“火烧”着、“炮轰”着。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一日，我们兴海医大造反派召开千人“彻底批判医大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把上自校党委书记、校长，下至学生辅导员、个别学生干部，还有一些“陪斗”的教授、专家、学者和地、富、反、坏、右分子，共计一百八十余人，黑鸦鸦的一大群都揪到台上或台前示众。他们一个个头戴白纸黑字的大尖帽（其中有几个被剃了半阴半阳鬼头的人则免去了高帽），项下挂着白底黑字姓名上打着红 X 的大木牌子，还有胸前吊双大破鞋的……这些人分别“罪行”轻重，或“坐喷气式”或低头弯腰接受批斗。紧跟着又进行了“游斗”，千余人的队伍也差不多是浩浩荡荡了。党委第一书记打头，手上比别人多了一面小铜锣，走几步，敲一下锣，喊一句：“我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