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发！”朱煜如下达了命令，三十多人的精干小分队，象一把利剑刺破了漆黑的夜幕，向津浦线挺进。
魏钦公走在队伍中间，渐渐忘掉了悲痛，他感受到战斗集体的力量，体会到同志间的友爱和温暖，就象失去母体的一滴水又汇入了洪流之中。。。。。。
1、李贞乾被捕
在逮捕杀害一批县区干部的同时，“二王”和白子明又将苏鲁豫边区创始人之一李贞乾、苏支四大队队长梁兴初、参谋长严世荣、政治处主任罗有荣、*股长吕英、五大队政治处主任罗隆生、特务营营长于再灵等人列入“托匪名单”。
“二王”草菅人命，不仅不向山东分局和１１５师报告，而且还嫌当地“托派”的人数不够，“肃”起来不过瘾，于是向冀鲁豫支队杨得志发报，说在冀鲁豫支队活动的鲁西南地区党委中也有不少“托派”，要杨得志将该地区的“托派”抓起来，送到湖西地区处理。杨得志一面向上级反映，一面回电严词拒绝。
不久，杨得志率领部队路过湖西，听说他们仍在杀人，又当面对王凤鸣和大队长梁兴初说：“你们杀人有没有请示报告？这样搞不行。”
王凤鸣对此置若罔闻。
梁兴初当时刚从陇海路南回来，不了解“肃托”的情况。他听了杨得志的意见后，表示同意，并向王凤鸣提出意见。
“谷亭惨案”时，115师政委罗荣桓和代师长陈光曾打来急电，严令王凤鸣等停止乱捕乱杀；山东分局也多次来电严禁捕杀。
而“二王”却置之不理，并变本加厉。他们为了夺取湖西抗日武装的军权，首先逮捕了苏鲁豫边区前人民抗日义勇军二总队指挥长李贞乾。
李贞乾在1928年曾担任丰县“县立初级师范学校”校长，后丰师进步学生闹*，丰县国民党党部认为他对学生持同情态度，于1928年免去了他的校长职务。直到1935年夏，李贞乾再次去丰中任校长，时丰县县立初级师范学校改称“丰县县立初级中学”，他同时带国文、外文教师孙叔平去丰中，并把孙叔平视为挚友，交往十分密切。二人常在早晨或傍晚到校外散步谈心，一块讨论鲁迅的文章，研究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恩格斯的《家族、私有财产和国家的起源》等书刊。在孙叔平的感召下，李贞乾逐步接受了革命道理，踏上了革命道路。李贞乾除了接近孙叔平外，还团结陈雪楼等进步教师，支持师生的爱国行动，深受师生的拥戴。1937年，抗战爆发。是年冬，李贞乾等人号召丰中进步学生孙兆立、梁步庭、王效斌、王绍渊、刘学新、李真等纷纷奔赴延安。1938年5月，丰城沦陷。李贞乾和王文彬等人一起建立湖西抗日武装——人民抗日义勇军二总队，李贞乾任指挥长，王文彬任政委，张如任参谋长，他们与日伪敌人进行了英勇卓绝的斗争，为开辟湖西抗日根据地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李贞乾在边区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望。他一下子被打成了“托匪”，不能不令人震惊！
“二王”和白子明哪管这些。他们对李贞乾施行了极其残酷的刑罚，反复地对李贞乾用鞭打、灌水、压杠子、用火烧、过电……直至昏死，然后用冷水击醒，再用刑……
王凤鸣不住地威胁着：“李贞乾，你要是不说出苏支队领导干部中的托匪，对你将会是持久的残酷的刑罚！快说，梁兴初是不是托匪？”
李贞乾怒视着王凤鸣：“你作为苏支队的政委，应该想想你自己……是不是……托匪！……”
李贞乾受审之时，梁兴初已离开四大队，去陇海路南向支队队长彭明治报告工作去了。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2、梁兴初等人被捕
王须仁、王凤鸣和白子明便加紧活动，拼命逼着陈筹、孙鹤一等编造口供，以证实梁兴初是“托匪”。
梁兴初，一作梁兴祚，1913年出生，吉安市青原区文陂乡人。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红四军十二师三十六团通信班长、排长。1931年9月入红四军随营学校政治训练大队学习，后任红四军十一师三十一团副连长。在黄陂战斗中，两次负伤不下火线，战绩突击，受到军部表彰，并获模范连长称号和红星奖章一枚，所率连被授予“战斗模范连”。1933年1月任红一军团二师四团营长。先后参加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一至五次反“围剿”。1934年10月随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在长征中所部担负前卫任务。参加了四渡赤水、强渡金沙江、攻占猎子口等战斗。红一军团第二师二团团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三旅六八五团营长、副团长，现在是苏鲁豫支队副支队长兼四大队队长。
接着，他们又从“训练班”中提审出十八岁的女共产党员张令仪，进行威逼利诱，勒逼张令仪承认自己是利用女色勾引梁兴初上勾后，梁兴初介绍她加入托派组织的。
张令仪，女，山西省汾阳县人，1921年出生，抗战时期在汾阳铭义中学读书。1937年11月考取临汾八路军朱德学兵队，1938年毕业后分配至山东省单县抗日总动员委员会，任第五战区第二游击司令部政治部少先队指导员。其间积极动员群众参加抗日，教唱革命歌曲。同年夏加入湖西人民抗日义勇队，任歌咏组长。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春，18岁的张令仪从八路军学兵队毕业后，一心要上前线打鬼子。正值“台儿庄大战”，她报名到徐州。途经山东单县时，组织上要求她留在第五战区司令部政治处，发动群众参加抗战，她成了湖西抗日义勇宣传队的骨干。1939年任*丰县县委妇女科长，兼丰县民众抗日总动员会妇女部长、湖西区妇救会宣传部长，正当湖西地区革命形势高涨，群众广泛得到发动的时候，她赶上了这一起骇人听闻的湖西“肃托事件”。
10月，区党委命令县以上干部，都集中到区党委办的“干训班”学习，实际上是变相的集中营。张令仪也被调进了“干训班”。这里每天都有人被叫出去问话，但都是有去没回。18岁的张令仪也被编造了一个莫须有的罪名，投进监狱，她是这次事件中年龄最小的，也是最后一批被捕的，她根本不懂什么是“托匪”，只觉得满肚子委屈，自己满怀抱国之情，一心想上前线打鬼子，现在却被当成敌人，她心如刀铰。万万没想到，这个节骨眼儿上，张令仪的父亲张锡九千里迢迢从山西出发，经陕西、河南，穿越敌人的封锁线，一路打听着来到了湖西。张令仪离家两年，来到山东单县后，才给家里寄出第一封平安信。父母见到信后高兴极了，父亲决定前往探望女儿。当父亲得知女儿现身陷囹圄时，他跪倒在女儿的领导面前，哀求他们把区党委的地址告诉他，他要问清原委，给女儿讨个公道。他确信自己的女儿是无辜的，抗战一开始女儿就放弃了学校生活，参加抗日的八路军，绝不会是什么托匪。然而，他的愿望没有得到实现，只好强忍着悲痛，朝来时的方向返回。走前，父亲拿出一些银两留作安葬费用，他对女儿的领导提出一件要求：“一旦女儿遭到不测，无论如何，请设法收回全尸，并妥善安葬。待明年开春，我还要再来……”
为进一步整梁兴初的材料，王须仁将一位年仅18岁的女党员张令仪四肢朝天反绑在长凳上毒打，又用大把大把烧得红红的香火，猛地按在她的脸和咽喉上，顿时，随着一声撕心裂肺般的惨叫，一股青烟腾空而起，娇嫩的皮肉烧得“哧哧”直响。
张令仪不承认，就把张令仪的胳膊和腿反绑在一条凳子上，继续用水灌……再用事先编好的情节逼她认罪，终于逼出所谓“梁兴初中了美人计、加入托派组织”的重大案情。
正当梁兴初从彭明治那儿回到陇海路北时，万万没有想到他的政治委员王凤鸣会带人等着逮捕他。
王凤鸣说：“有人供出你是托匪，我奉中央之命令来逮捕你受审！”
梁兴初更万万没有想到，这些日子，苏支四大队帮助“肃托”，到头来这“肃托”竟会搞到他的头上！他大声疾呼：“天哪！谁是托匪？！”
是啊，谁是“托匪”？他梁兴初跟随共产党打天下这么多年，怎么一下子竟会成了“托匪”呢？甚至连那些已被当“托匪”杀害的同志如何参加的“托派组织”，他一概都不清楚。
王凤鸣则不管这些，硬要他承认是“托匪”，他无法承认。
不承认，也是百般的折磨，无休止的毒打审问。
王须仁、王凤鸣便把梁兴初吊起来用刑。
第一次毒打，梁兴初宁死不说。
再次毒打，梁兴初道：“你们非要我说不行？”
“什么时候说了就不再打了。。。。。。”
“让我说什么。。。。。。”
“说你是托派。”
。。。。。。
梁兴初对于生死问题早在参加革命时就置之度外了，他知道，他的政治身份，同志们都是很清楚的，用不着瞎编乱造，也绝对不能瞎变乱造，他清楚，那样做会带来怎样的一种恶果。
王凤鸣等人也实在拿梁兴初没办法，只有先把他关押起来。
逮捕了梁兴初、罗玉荣等死大队的主要干部，震动了苏支四大队。
听说梁兴初被关起来后，苏鲁豫支队长彭明治立即率队从陇海路南到了路北单砀边，与四大队会合，赶到湖西。他对王凤鸣搞的“肃托”表示反对，不同意逮捕梁兴初。
王凤鸣不仅不听，反而又想抓彭明治。他狡黠地说：“这里托匪多得很，连队里也有。”
彭明治询问王凤鸣：“这个地方怎么会有这样多的托匪？连连队里也会有？”
王凤鸣很神秘地对彭明治说：“你不知道，这个地方托匪非常厉害，他们要在这个地方建立中央，象梁兴初这样的部队干部变得很快，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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