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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虎门炮台，张之洞见到了年近七旬犹与士卒同甘共苦的兵部尚书彭玉麟。彭玉麟和娄云庆亲自陪同他巡查虎门口内外的十余处炮台。彭玉麟是个坚定的主战派，虎门防守状况要比黄埔港强，但大量缺乏射程远杀伤力强的新式火炮，却令雄风不倒的老将军十分忧虑。面对着当年关天培将军英勇捐躯的靖远炮台，彭玉麟沉痛地说，关将军和将士们并不乏爱国心、报国志，之所以不敌侵略者，是因为武器不如人家的缘故。战争的残酷迫使大家接受了这个无情的事实。故而以后湘淮军都大量购买洋枪洋炮。胡林翼更主张自己制造。他留给身边人的最后一句话便是：不把洋人的那一套学过来，我们就要永远受欺侮。老将军叹息：我们的武器还是不如洋人，假若虎门再增加二十座德国克虏伯钢炮的话，防守起来，就更有把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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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谅山大捷（2）
波涛汹涌的汪洋大海，血迹斑斑的古旧炮台，耻辱痛苦的往事回忆，形势严峻的今日局面，所有这些，给张之洞的心灵以强烈的震撼。翰林、洗马、学台、清流党，不知不觉之间，这些身份正在离他渐渐远去；两广军队的统帅、国家门户的守卫者、粤东粤西的当家人、三千万百姓的父母官，一副副沉重的担子正在向他压来。不管他愿不愿意，不管他挑不挑得起，他都得接受，都得担当起来。
“不把洋人那套学过来，我们就要永远受欺侮。”彭玉麟转述的这句胡氏遗言，一遍又一遍地在他的耳畔响起。脑子里又浮出榆次驿馆里阎敬铭的深沉谈话，太原衙门里李提摩太的科学技术实验。要想致强，得学洋人，要想致富，也得学洋人。
“学洋人，办洋务”，在返回广州城的珠江航道上，张之洞从牙缝里狠狠地挤出这句话来。
在桑治平、王之春暗访越南的日子里，战事的发端地越南北圻倒是意外的宁静，而数千里之外的中国东南海疆反而日趋紧张，凭借着精良的武器装备和坚实的国力基础，面积不足四川、人口少于两广的法兰西帝国，从来就视大清王朝如掌中之物，有恃无恐地对它进行讹诈和欺侮。
就在法军侵犯谅山，王德榜率部把他们赶走的第二天，法国驻北京代理公使谢满禄便照会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说法方按规定收回谅山，却遭到中国军队的袭击，中国违背天津李福条约，应负担此次事件的责任并赔偿军费。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复函法国公使：天津条约载明三个月后再议定详细条款，在详细条款出来之前，双方应维持现在局面不变，法军此时收回谅山之行为本属不当，应视同法军侵犯了清军，军费赔偿应由法国方面承担。总理衙门的复函显然站在正理上，但谢满禄狡辩说，条约应以法文本为根据，中文本翻译有误。清廷再三核对中、法两个文本，并无歧义，乃予以严厉驳斥。法国政府恼羞成怒，立即派出正式公使巴德诺赶到中国，要中国按天津条约第二款赔偿军费二亿五千万法郎，折合白银一百二十五万两。
作为天津条约的谈判者和签字人，李鸿章对法国政府这种做法也颇为头痛。他告诉已抵上海的巴德诺，驻扎在越南的中国军队已遵命按兵不动，北圻平静，条约中已写明没有赔款一事，再要中国赔款不能接受。巴德诺以逗留上海不赴北京的做法来拒绝与总理衙门及李鸿章会谈。软弱的清朝廷竟然迁就巴德诺，改派两江总督曾国荃为全权大臣，与巴德诺会谈。此时，陈宝琛亦以南洋军务会办的身份来到南京。
一贯主张对外强硬的陈宝琛对曾国荃说，要坚持天津条约，据理力争，决不能示巴德诺以弱。曾国荃却说，他已接李鸿章密电，李说法国现已对中国东南海疆采取军事行动，形势紧张，一触即发。战争一旦打起，则对中国不利。若能以小的损失来换取大局的安宁，应是可行的。李的密电还说天津条约已请太后认可，要朝廷拿出钱来作赔款，太后面子上过不去，君有难处，为臣子的应当体贴，请两江代朝廷受谤，在与法使会议时，无论曲直，拿出几十万银子来给法国，满足他们的贪欲之心，这样做，无伤国体。
陈宝琛坚决反对这样做。曾国荃却并不理睬陈宝琛的意见，摆出一副上司的派头，命令陈宝琛代表他去上海与巴德诺接触，许以五十万两银子为代价，息讼罢兵。
陈宝琛老大不情愿，但面对着曾国荃冷峻威严的面孔和毫无商量余地的态度，只得硬着头皮去上海找巴德诺。谁知巴德诺一听只有五十万，与政府的要求相差太远，便一口拒绝。陈宝琛被巴德诺大大奚落了一番。
此事并未就此而了。陈宝琛刚回南京，上海的外国报纸便将此事公开于众，舆情哗然，慈禧得知后，大不高兴。传旨斥责曾国荃背着朝廷私许外人，实属不知大体，陈宝琛遇事向有定见，此事乃随声附和，殊负委任。陈宝琛想起来真是太窝囊不堪了。自己明明不愿意向侵犯者讲和示弱，但作为属下，又不能抗拒上司的命令，违心地去与法国人谈判，事情没有办成，反而招来四面难堪：洋人冷眼，国人愤慨，太后斥责。这是何苦来呢！好不容易培植的一世清流英名，便如此轻轻易易地毁于一旦！一向自命清高的陈宝琛来到两江不久，便吃了这个有苦说不出的哑巴亏。他开始领略了世事的复杂，实务的难办，颇为后悔不该离开京师，从此便将陷于这麻烦透顶的事务圈，既没有读书做学问的空闲，又丢失了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潇洒。正在李鸿章、曾国荃、陈宝琛处在骑虎难下的时候，美国公使馆表示愿意出面调停。于是大家都松了一口气，静待美法两个强权国家之间私下交易的结果。
与此同时，法国积极调兵遣将，试图以武力威胁清廷，恐吓主战派，尽快达到它控制越南，打通红河航线及最终瓜分中国征服远东的战略大目标。
法国海军中将孤拔率领一支庞大的舰队，驶向中国东海海域。六月十五日，法军五艘兵舰突然攻打台湾基隆炮台。驻守在台湾的军事统领乃淮军宿将刘铭传，他指挥兵士仓促应战，交战不到一个钟点，基隆炮台便失守。刘铭传慌忙向他的老上司李鸿章求援，请李派出北洋水师前来台湾救助。第二天，法兵四百余人强行登岸。淮军提督曹志忠、章高元率部与法兵战斗，双方死伤惨重，先天被法军强占的炮台则又被淮军夺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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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谅山大捷（3）
法国政府见在台湾并未占到便宜，便指使巴德诺在谈判中可退一步。巴德诺接到政府的命令后，立即照会曾国荃，诡称已夺基隆炮台，赔款可酌量减少，若一次拿出八十万两银子，则可息兵。又暗中请总税务司赫德出面为之关说。赫德遂做出一副既为中国又为法国讲话的姿态，提出一个折中方案，中国出八十万两银子，但分十年还清。同时驻北京代理公使谢满禄亦向清廷发出最后通牒，限二日内答复。如不允，则下旗离京，中法之间似乎到了撤馆断交的严重时刻。
清廷面对这一突变形势，又气又惧。一面将法国近期的无理行为照会各国，以求得国际社会的公道，一面又密谕沿江沿海统兵大臣，亟力筹防，严行戒备。
密谕发到福州闽浙总督衙门，总督何璟收到后，命人飞骑送往船政局。
何璟是个老官僚了，道光二十七年的翰林，与李鸿章同年。他虽然没有战功，但遇事敢言，为政干练，故而迁升顺遂，同治二年，便做了安徽按察使，又升湖北布政使，同治九年便擢升巡抚。同治十一年，曾国藩病逝江督任上，何璟正做江苏巡抚。他上疏朝廷，请求为曾国藩在江宁立专祠，一时朝野都认为他体恤功臣，能仗义执言。
官场跟军营差不多。再朴实的乡巴佬在军营中呆久了也会变成兵油子。若要使军营常有生气，便必须不断地退去兵油子，补进乡巴佬。同样，再有血性的书生，官场呆久了，也会被磨光浸疲，直到从头到尾都磨得光光的，浸得黑黑的，熏得蔫蔫的，当然也有不老松、常春藤，但古往今来都很少见到。可惜的是，官场有官场的规矩，不能像军营一样时常吐故纳新，故而官场朝气少，暮气多，锐意进取者少，因循塞责者多，廉洁自爱者少，同流合污者多。这也真是无可奈何的事！
何璟年轻时也曾踔厉风发过，如今年过六十六岁，封疆大吏做了十四五年，早已做烦做腻了，当年的上进之心荡然无存。
上个月，怀着振衰起疲、一展抱负之心的张佩纶奉旨来闽会办军务。这位名满天下年方三十六岁的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以天使的身份面对着包括何璟在内的八闽官员。因为张佩纶一向敢于参劾大员，故他一到福州，便有人投匿名状，告福建提督在元贪墨荒谬，列出了四大罪行。张佩纶为着要建立自己铁面无私的清官形象，立即查办，没有几天便一一查实。他将弹劾书专递京师，在元被交部严议。身为总督的何璟有疏忽之失，也在弹章中被附带指责了一句。何璟由此知张佩纶得太后特别宠信，飞黄腾达在指日之间，便干脆将闽浙军务防务大事都交给张佩纶，由他做主。基隆战争爆发后，他来到福州城外三十里的船政局。
这个船政局正式的名称叫做福州船政局，因局址在闽江马尾港，故习惯上都叫它马尾船政局。同治五年由当时任闽浙总督的左宗棠所创办，是与江南制造局、金陵制造局同时期开办的官办洋务企业。江南局重在造枪弹，金陵局重在造机器，马尾局则专造轮船。马尾局聘请法国人日意格为总监督人。三十年来，在左宗棠、沈葆桢等人的督理下，已造出了万年青、安澜、飞云、伏波等十余艘兵轮，装备着南北洋水师。眼下，该局已有造船、模型、装备等二十个车间，三座船台，一座铁船，共有人员三千余，并设立了船政学堂。中国海军史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