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9日上午，从火花杂志社传来消息：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的调查小组即将进入杂志社调查。我觉得自己的预感是正确的——由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的调查小组介入此事而不是由公安管理新闻出版并由他们进行最后的“盖棺定论”就证明我们的国家是讲法制的。
随后的事实证明：一个太无政治敏感，并不真正了解中国法制特色的人的感觉总是错误的——30日晚，杂志社的朋友告诉我：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的调查小组没有动静。
我正觉得纳闷，当天下午，渭南的朋友打来电话：渭南市公安局的专案组将赴京调查你和《火花》杂志社……
我预感到，《大迁徙》不由国家新闻出版总署调查而改由渭南公安专案组调查，我和我的作品也许真的要“升级”了。情急之下，我开始紧急地采取应对措施：给家属安排我万一被警方抓走后他们应何去何从；给新闻界的朋友打电话求援；把手头所有的《大迁徙》赠送给友人……
此后的日子一直在激愤和惶恐中度过。
三
对于《大迁徙》的写作动机，我已在《大迁徙》中的“女宣传部长问：是高检院能管中宣部还是中宣部能管高检院”一节里讲述过。
作为《检察日报》《方圆》杂志社的记者正式介入渭南移民问题是2006年5月中旬，杂志社派我前去渭南采访。这次采访非常不顺，先是在华阴某市委常委处受了一顿凌辱并受到此人“在库区乱跑，不保证你的安全”的威胁，后来，采写的稿件《655次举报》都送印刷厂了却被渭南的“灭火队”给“灭”了， “灭火队”的那位女宣传部长还得意地问我“是高检院能管中宣部还是中宣部能管高检院”？
当时的屈辱和沮丧可想而知。
但这次采访的经历却使我有了意外的收获——采访到了谁也没有采访到的原渭南地区移民办主任程远，从程远和“灭火队”处获得了近十公斤的材料—— 从那一摞厚厚的材料里，我终于明白了渭南市在移民问题上发生这一切的原因，也渐渐领悟出了渭南市在特殊时期、特殊事件上特殊的“政治生态平衡”——那些与土地、返库、送礼、挪用移民资金等等问题并无牵连的领导，那些也想亲民、对库区土地、返库、送礼、挪用移民资金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也深恶痛绝的官员们，那些也许并不知道举报者李万明等为何许人的上级官员，为了库区“稳定”，为了“治”住那些他们想亲近而又不得不狠心对其“治理”的移民，为了对付那些他们想解决而又无法、无力解决的问题，为了渭南甚至是陕西或者是某一系统的“形象”与“名誉”，他们主动地走进了一个“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圈子”，自觉不自觉地“包容”、保护他们本来深恶痛绝的下级官员，违心地整治那个告状不止的愚公李万明和那些“不安分”的移民，用对上撒谎，对下大棒的方法维护整个“圈子”的“政治生态平衡”……
库区的现状和移民们的贫穷和苦难使我产生了一个强烈的念头：写一本书，把三门峡库区移民的这段历史记录下来；把移民们烙印在历史记忆深处的磨难与挣扎记录下来；把移民来来去去闹返库，执政者给予的充分理解，并尽力创造一切条件，争取让移民安居乐业的情况记录下来；当然，也要把库区那些侵害库区移民利益的腐败现象记录下来……
在这种动机和写作欲望的推动下，从2006年下半年起，我六去三门峡库区，开始了进一步的采访和写作。2009年底，我把书的初稿交给报社龙平川指教时，我这位诚实而厚道的朋友激动地说：“老谢将三门峡移民史写成了一本书。我以为这样的选题是需要以做课题的方式，由一个课题组来完成的，却由他一个人用绵里藏针的方式颠覆了三年前的那次撤稿——我可以放弃和逆来顺受的东西，他却没有逃避。”
朋友还说：“2006年6月，当我撤下本书作者谢朝平当初的两篇系列报道时，我没有太多去关心这个行为的是非对错。或者因为我的麻木，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再正常不过的事情。所以当整整两个月后，中央电视台对渭南相同题材进行报道时，我既不觉得诧异，心中也无波澜。我不会去追问何以如此，因为我知道那股力量由何而来。”
龙平川对《大迁徙》的评价是：此书的又一重意义在于对贪腐的揭露和深恶痛绝，代表了普通人朴素的情感……
四
书稿经过反复修改后，我开始联系出版事宜。
稿件寄到文联出版公司后很快有了回音：“稿件很好，但目前我公司不宜出版。”
中央电视台的一位朋友找了一出版社，编辑提出，把稿件中的地名、人名和写作背景隐去后可以出版。此提议被我否定。
我把稿件寄到思想比较开放的广州某出版社，张编辑很快回信：您的作品我快速浏览了一遍，里面的内容比较有震撼性，的确是一部优秀的报告文学。我认为您写的事实老百姓和当官的都知道，就是中央领导也应该知道真情。但是，这种事情没有人去处理，因为处理起来难度大，甚至会搭上性命。
大家都知道而不愿意管的事情，您把他写出来了，您就是文学英雄，但是，出版起来可是不容易，这类选题可能出版局会安排专业人员审阅，审阅的人都是自保，很怕自己没有看准出了问题，一般都是把尖锐的地方修改后可以出版，而修改后出版的价值也就大打折扣了。
我可以帮您申报明年的选题。我们没有那种轰轰烈烈的新闻轰炸能力。单位也没有宣传的专项资金。难度大的选题，讨论时一般都有很大阻力。”
虽然有阻力，但这家出版社最后还是同意让我自费出版。就在商议出版事宜时，张编辑打来电话：领导又不同意出了……
从张编辑欲言又止的话音里，我知道：是有人打了招呼。
过了几天，渭南移民局李万明打来电话问我：“局里某领导问我出版书的事，他们是怎么知道的？”
从那时起，在检察院呆了十多年之久的我恍然大悟：我与李万明谈出书之事的电话被某某局监控偷听了！
这在库区是很正常的事——我不止数次地从移民处得知，当地一些官员对他们的电话内容总是了如指掌。比如他们在电话上联系了要上访、要研究什么或办什么事，当地官员总是先他们一步张网以待。
某某局颇有成效的监听让库区移民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华阴移民董生鑫在他的“申辩书”中曾说：据不完全统计，自返库来，被当地公、检、法、国安和政府官员以非法拘留、讯问、搜查、劳教、打骂、罚款、跟踪、判刑的移民至少在2万人次以上——已年满75岁，没有文化、身材矮小、又聋又瘸的移民陈思中向有关部门反映库区10万亩土地被官员侵吞而招来“扇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羁押数月；移民们在一起商议如何要回被华阴及省里截留的5900多万元救灾款，81岁的刘怀荣等人被扣上预谋夺回部队土地的罪名劳教一年；张应龙等人因保存一份已解密二十多年的文件被当地国安局以“非法获取国家机密”多次审讯；移民扫墓也被政府组织数百警力拦阻并大打出手……
用警察管理移民，用警察管理媒体，用警察和技侦手段管理新闻出版，这已是渭南“法制”的常态。
他们有一个恶棍赖皮们惯用的“绝招”：记者到库区采写了官员侵占移民利益，截留移民资金等问题后，渭南的官员总是恶人先告状，利用他们多年来为应对、忽悠媒体建立起的关系网，或到中央有关部门谎称“记者采访不实”、“文章发表了会影响库区稳定和经济建设”，或用重金到有关媒体“灭火”，同时，私下里出动警察和专案组对记者、对库区移民大打出手——1996年，渭南和华阴出动数百名警察和干部在方圆数百公里的库区大肆非法搜查和收缴《工人日报》及《中国妇女报》，抓捕读报群众，非法拘押与媒体有联系的市移民局干部李万明20多天；2005年，渭南市委宣传部没收《民主与法制》杂志社王记者的记者证；2007年，华阴市公安局扣押的某报陈记者；2008年，渭南市政府领导强迫渭南日报修改新华社关于报道渭南滞留移民救灾款三年不发的内容；2009 年8月，该市又发生了某政府官员下令追缴《渭南广播电视报》和“治理”《渭南广播电视报》记者权正民的事情；到渭南采访的记者被当地官员派人跟踪监视几乎是他们共同的遭遇……
这种现状使我不得不小心谨慎，知道渭南某某局偷听了我的电话之后，联系出书之事我再不敢在自己的手机上讲了，而是选择公用电话或办公室的其他电话。在秘密的联系中，2010年5月，火花杂志社同意以专刊的形式出版《大迁徙》。
杂志社同意为我出书之后，我又两次去渭南，找有关人商议书的印数等事宜。开初，移民们打算找移民中的某大款出资将此书送给库区数十万移民，但大款说自己的工程急需投资而拒绝了出资，我只好向人借债印刷此书。
书印好后，为了吸取过去电话被人偷听的教训，李万明和几个移民代表换了手机和号码，结果，没有领教够监控之苦的李万明和某移民代表不以为然，仍用换过的电话号码四处与人联系。结果也就可想而知——某某局和公安机关循着他们的电话内容如囊中取物地把还散发着油墨香味的《大迁徙》进行了“异地封存”。
五
一个月前渭南那位朋友报告的消息终成现实——8月2日，渭南市公安局临渭分局副大队长朱福利、警员王鹏一行三人组成的专案组赴京调查《大迁徙》。
专案组很牛，原火花杂志社北京编辑部的人介绍情况，他们拂袖而去，指名点姓要找原杂志社负责人魏丕植。有着博士、教授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日史编辑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国史编修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