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穷人是很难翻身的。郗长运系大荔县平民乡三村返库移民，1959年迁移到澄城县庄头公社，后来几次搬迁，家产遗弃，损失惨重。1986年返库被安置在
大荔县平民乡三村一组时，这个五口之家再也无力重新启动新的生活。时至今日，郗长运还和儿子、儿媳及两个孙子三代人同住在一间破房里。。
在这群“宁为库区鬼，不作安置区人”移民中，那个凭借不屈不饶的精神，在搬迁了八次后居然还能盖房造屋的赵德龙也许算是一个不错的特例。
对于动荡的往事，大荔县平民乡平民村年过七旬的赵德龙依旧记忆犹新。他说：第一次搬迁是1956年8月，我只身一人迁移到了宁夏的陶乐县，这个西是黄河、东是沙漠，南北20多里长的新“家”像大海中的岛屿，没有人烟，全是荒草，喝的是苦咸的地下水，一米多深的地窝工棚便是我们先遣队的住房。这种荒凉环境与生存条件吓得我们当晚就全部逃跑了。
逃回朝邑，我和全家11口人被强行搬迁到了宁夏陶乐县月牙湖大队头道敦。在那里，我们一家苦苦煎熬了6个年头，丢下了五条生命，1962年3月才返回陕西，被政府安置在合阳县项村，暂时居住在该村群众家里。
当时，我的奶奶和叔父移民澄城县，我们一家生活在合阳县，我们总想住在一起，以便相互有个照应。于是，经我和叔父多次请求澄城和合阳两县的移民局，最后终于同意将我全家重新安插到澄城县我叔父的村子。1963年5月，我们全家6人又从合阳县项村第四次搬迁到了澄城县冯原公社东仁卓村。
在东仁卓村生活了一年，因该村地处旱塬沟壑地区，土地脊薄，产量甚低，加之人多地少，故当地政府在1964年8月又决定将我家迁到本公社的蔺家岭村，一家六口人住在一孔小窑洞里，一住就是10年。
随着几个孩子的年龄不断增长，六口人在一孔小窑洞里实在无法居住和生活，于是，1974年9月，我动用10年的积蓄在蔺家岭村外一里远的地方自费建了两孔一院的新窑洞。尽管这个新居因缺钱而长期没有安装大门，但这第六次搬迁，我们总算是有了属于自己的家园。
1985年，中央批准移民返库定居，当时我多想马上返库，但“自迁”、“自搬”、“自建”的安置政策使得我1989年11月才咬牙搬回我的老家大荔县平民乡平民村，用仅有的几十元钱在农工那里购买了一间简易房栖身。
返到库区，我家一贫如洗，国家对移民的补助款与扶持款我也没有得到一点，只有靠着种地务农维持生计。1999年3月，我连借带积攒，在负债累累的情况下才到政府规划的村台上盖起了新房。一家人搬进新房时，我在心底默默地祷告：但愿这第八次搬迁是我的最后一次搬迁……
处在库区那样的环境里，不要再搬迁的愿望似乎也是件太奢侈的事。现年68岁的华阴市华西镇葱湾村返库移民史金明，原籍华阴县焦镇乡良村。1956年，史金
明一家三口举家迁往宁夏陶乐县，哥哥葬身沙漠中后，史金明和母亲逃回华阴，在老家过着黑户生活，藏在库区给别人看管西瓜或干点农活，打工糊口，食宿无着。1986年，才返迁到了库区安置村。全家人大干苦干十多年，终于建起了房子，可2003年，渭河一场大洪水，将其家产一扫而光，于是，他不得不开始新的搬迁和建设……
移民贫穷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渭南市移民局工会主席李万明断言：当地官员若不以开发等名义浪费那么多移民经费，他们若能将中央和省里的拨款都用于移民，他们若不侵吞或不让数千名非移民进库侵占移民利益，他们若能将未安置移民余下的那15万亩土地的出租费都用于移民事业的发展或把土地交由移民经营，那么，广大移民的生活肯定要比现在好得多。
在后边的一些章节里，记者将讲述李万明谈到的那些问题，看了那些问题，李万明的说法有无道理，想必读者自有评说。
28、回家无路
1986年那个闷热的夏天，当政府宣布可重返故里的移民名单时，很多移民都放弃了为返回家园而抗争了二十多年才赢得的机会。
渭南市移民局工会主席李万明告诉记者：当年移出库区的28。7万移民如今已繁衍到近50万。但真正返回库区的移民只有7。3万多人。
从工会主席列举的数据中，记者注意到，闹返库闹得最厉害的那些县返库的人数却最少：澄城县历来是移民闹返库的“重灾区”，四个闹返库的移民“司令”中的苗福群、陈文山都出自澄城县。可当中央《关于陕西省三门峡库区移民安置问题的会议纪要》等返库文件传达到澄城县的移民中时，移民的反应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激动和强烈。老移民王来成说：初时非常激动，但一算搬家和回去后建房的费用，我知道自己无论如何也搬不起家了。
“搬不起家”的澄城县移民只有一万余人返回库区，一万六千多库区人将世世代代留在澄城。
大荔、华阴、潼关等县返库的人数也大打折扣。大荔迁出148087人，实际返库51794人；华阴迁出71897人，实际返库26450人；潼关迁出1694人，实际返库950人。其余各县皆反应冷淡。
中央和省里对这种奇怪的“冷淡”作过一次调研。结果很快出来了：不是移民们不想回家，而是当时政府对三门峡水库返迁库区安置移民实**屋“自拆、自运、自
建”的政策，使他们搬不起家——一个穷字隔断了移民的回家之路。二十多年来的17次“闹”返库和不断的搬迁已使绝大多数移民精疲力竭，一贫如洗，他们已太累了，不想也无力再折腾了。中央给了公道，他们可以名正言顺地回归之时，他们却已失去重建家园之力，只好继续留在条件恶劣、土地贫瘠的安置区。
澄城县王庄乡移民马福全，十七次闹返库他就参加了十六次，只有一次因病没去参加，他渴望重返库区的心情可想而知。马福全在安置区的土地是不毛的沟边地，打不下粮食，勒紧裤带闹返库，穷上加穷。全家五口人，他和老伴，人高马大的两个儿子和二十多岁的大姑娘，挤住在一间破窑洞里。大儿30多，马老汉东凑西借好不容易盖了间草房给儿子完了婚，婚后没一年，媳妇嫌穷，跑了；二儿子的婚事老汉就更无力问津……无力为儿子娶媳妇的马福全更无力返库。政府同意安排部分移民返库的福音，对马福全除了具有安慰意味之外并没有实质上的意义。马福全至今仍旧留在他的迁移地，固守着沟边的几亩不毛之地……”
与马福全比，还有更不幸的人——该回家时已家破人散。
张方儿，富平县一个无依无靠的可怜孤寡老人，这个瘦骨伶仃，头发雪白，脸和手都全似酱油颜色的八旬老汉，一身破旧的黑对襟衣服，已分不清颜色的裤子紧扎着裤脚，走路都随时有被大风刮倒的危险。就这样的年龄，这样的身子骨，还得常年驼背弯腰，倨偻着身子在渭北高塬一个叫老王村那贫瘠的土地里刨食。
张方儿原籍华阴县西阳乡北严村，1956年，为响应政府号召，他全家五口远迁宁夏陶乐县新华公社西陶二队。一天，张方儿的母亲和他五岁的儿子冒着大风出外拾柴，不幸被风沙淹没。父亲前去寻找，也一去不归。一夜之间，痛失三位亲人，张方儿的妻子不堪此痛，跳河身亡。从此后，全家只剩下张方儿孤独一人。1960年冬天，他越过黄河逃回了陕西。后来被政府安置在富平县老王村。
1987年，移民返库时，乡亲们曾想将这个可怜的老汉带回华阴。可张方儿说：一家四口都在他乡成了无家可归的孤魂野鬼了，我一个人还回什么家？让我留在富平，死后也在他乡变成孤魂野鬼去会他们吧……
如今居住华阴市华西镇良坊村的返库移民李治同张方儿的身世有些相似。他的父亲李志德也是以积极分子的身份带领全家7口人迁到宁夏陶乐县马太沟的。1958年7月，李志德的父亲李茂才到野外拣柴，被荒沙掩埋。1959年3月，李志德4岁的小女儿李菊叶患病无钱医治早亡。
不久，李志德忧郁成疾，与世长辞。1961年，李的老婆带上剩下的三个孩子逃回陕西。因无力养活几个孩子，只好将大儿过继给别人，带着小儿李治和小女儿改嫁到了华县柳枝镇丰良村。1987年，移民们都返库了，李治焦急万分，他奔走在母亲居住的华县柳枝镇丰良村和妹妹出嫁的华县柳枝镇张桥村商量“回家”的事，可按照政策，他改嫁的母亲和出嫁的妹妹已不能回“家”了，沮丧的李治只好只身一人回到华阴市华西镇良坊村，一个人孤苦伶仃地生活在他们闹着盼着好不容易才返回的库区……
回到库区，李治才发现通向富裕的“时空隧道”被堵死了，自己已迷失了回家的路，怎么也走不进当年那个令人魂牵梦绕的“关中白菜心”，走不进那个富庶的家
园。相反，贫穷像一块揭不掉的牛皮癣膏药牢牢地在他们的身上贴了二十多年。当城里人以忆苦思甜的口吻诉说上世纪60年代自己仅仅只住了平房，70年代委屈于筒子楼，90年代屈尊于单元楼时，数万名返库移民从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都“弓身”于自建的既矮小又简陋的庵棚里。
采访时，移民们告诉记者，那时，光秃秃的黄河滩上，到处都是用泥巴、树棍、茅草临时搭起来的庵棚，棚内四壁透风，室内并不比狂风呼啸肆虐的黄河滩更暖和。这样的茅屋，移民们住了十多年。十多个寒暑里，尽管政府为移民安身给了许多优惠政策（如批给平价木材、钢材），但“积贫难返”的移民却无力搬上村台，无力修建房屋，都住在不避风雨的临时庵棚里……
大荔县平民乡三村六社的席小运，是移民中出了名的穷人。这个年轻时也曾是高高大大的关中汉子，如今已被岁月的巨大压力与生活的重负压得弯腰驼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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