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看来，游击队欢迎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是决定性的一点，还有利于该委员会得到更正式的承认。为此，我致电美国总统：
首相（于莫斯科）致罗斯福总统： 1944年10月14日
我一直在思考关于承认法国临时政府的问题。我认为现在事态已经发展到了这样的时刻了，我们对这个问题可以作出符合你的政策，也符合我在下议院最近的声明的决定。
2．你在来电里谈到：你认为在法国还没有肃清敌人以前，我们应该等待，意思是说，无论如何，戴高乐首先必须表示愿意从艾森豪威尔那儿，把法国的一部分作为内政地区的行政全部担当起来。就我而论，我在议会里提出的方针是：应在具有更广泛的代表性的基础上，先改组咨询议会，然后才承认临时政府。
3．我知道艾森豪威尔急于答应法国人业已向他提出的要求，即把法国一大部分国土划定为内政地区。最高司令部和法国人之间的谈判正不断取得良好的进展。看来我们可望法国有四分之三的国土很快成为内政地区。
4．扩大咨询议会的工作也在取得很大的进展。据达夫·库珀报告：由于法国交通存在着种种实际困难，法国人认为继续执行原定的阿尔及尔计划，在解放了的地区通过选举来确认代表的委任，用这个方法来增加扩大了的议会成员是行不通的。所以他们提出一项代替办法，即从抵抗运动和议会团体中增选一些代表。我理解人们希望很快能解决这个问题，并且颁布新法令，确定改革后的咨询议会的职权，赋与它以比执行机关更高的权力。估计本月底应能召开扩大会议。
5．毫无疑义，法国人和最高司令部一直在进行合作，大多数法国人民支持法国临时政府。因此，我建议我们现在可以放心地承认戴高乐将军的政府为法国临时政府。
6．程序应是，现在通知法国人，一俟扩大会议召开并投了戴高乐政府的信任票，我们立即就承认法国临时政府。
7．如换另一项程序则是一俟内政地区正式建立，我们立即承认法国临时政府。我认为采取这种做法较好。因为这就把承认法国政府一事和那将会成为法国当局跟盟军在反对德国的共同事业中令人满意的合作关系的标志联系了起来。
8．请把你的意见告诉我。假如你同意用上面提出的两种办法中的任何一种解决这个问题，英国外交部和贵国国务院即可就我们承认法国临时政府的具体条件交换意见。虽然我们不一定需要使用一模一样的词句，但我们应该采取同样的方针，这一点是很重要的。我们当然也要把我们的打算通知苏联政府。
9．我们承认法国临时政府，当然不牵涉到我们对法国在欧洲咨询委员会或类似机构中会员国的问题的看法。
总统复电：
罗斯福总统致首相： 1944年10月20日
我认为在法国人建立一个真正的内政地区以前，我们不要在承认他们为临时政府方面采取行动。这个咨询议会虽然已经扩大，也加强了代表性，关于它的扩大的问题几乎依然很重要。我倾向于把有关承认的问题暂挂起来到这两件事都真正办好的时候。我是不满足于听戴高乐只是口头上说他要去办的事。
我同意你的看法，即使一旦我们承认了临时政府，也并不意味着欧洲咨询委员会里就没有法国的席位，等等。这些事情要根据他们以后的实际情况处理。
目前，我切望这个问题只在你我之间直接处理，同时还认为最好目前美国国务院和贵国外交部之间不要讨论这个问题的处理方法。
我切望你体温正常，身体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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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讨论就按此方式进行。法国咨询议会吸收了抗德组织和旧议会团体的成员，得到了增强和扩大。早在八月，我们和法国临时政府缔结了一项民政协定，把法国划分为两部分：前方地区归盟军最高司令部管理；内政地区由法国当局管辖。10月20日公布：经盟军最高司令部同意，包括巴黎在内的拥有大部分法国领土的内政地区业已建立。这样，民族解放委员会终于转变成为法国临时政府了。
这时我正准备和我们的盟邦一致行动，建议正式承认这个团体为法国解放区政府。在我访问莫斯科期间，正当我和俄国人讨论正式承认临时政府的最后步骤时，美国国务院经过最后一分钟的踌躇之后，宣布了承认法国临时政府的公告。
消息来得比我预料的要早，我于是致电总统：
首相（从莫斯科）致罗斯福总统： 1944年10月23日
贵国国务院采取急转的态度，不能不令我惊讶。到了这里，我才知道明天就要宣布。当然，我们要同时采取一致的行动。我想俄国人可能会生气。莫洛托夫在谈话中曾说：他猜测他们会被当作在阻碍这事的人物出现，其实，他们〔俄国人〕如果不是尊重美英的愿望，早就承认法国临时政府了。
所以，我希望能让他们也和我们一起宣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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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7日我在下院发表的讲话中说：
过去几个星期以来，我确信在戴高乐将军领导下法国现政府不但赢得了广大法国人民的充分支持，而且是唯一能够担负起赋与它的繁重使命的政府，只有它才能在完成立宪程序和议会程序之前的一段必须经过的中间过渡时期里使法国能聚集力量，并宣布其目的在于恢复议会的职权，只有它才能恢复他们正常的作用。
我们就这样完成了从1940年以来那些黑暗而遥远的日子里就开始进行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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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认为我首次访问巴黎应在休战日为宜，并公布了这次访问。不少报导透露说有些通敌分子要谋害我，因此采取了一些极其严密的警戒措施。11月10日下午，我在奥利机场降落，戴高乐安排了仪仗队欢迎我。我们一起驱车经过巴黎郊外驶入市区，直抵法国外交部。我和我的妻子及女儿玛丽在这里受到隆重的接待。这座建筑物曾长期被德国人占据。人们使我确信，我睡的是戈林睡的床，用的是戈林用的浴室。这里的一切都修整、镶嵌得富丽堂皇，在这个华厦里，很难使人相信，我在前面有一卷谈到的1940年5月我和雷诺政府以及甘默将军在这里最后的会见，只不过是一场噩梦。11月11日上午十一点，戴高乐陪我乘坐敞篷汽车，在全副军装、身披胸铠的雄伟的共和国警卫队的护引下，驶过塞纳河，经过协和广场。好几百名警卫队员在明媚的阳光照耀下，显得分外壮观。著名的爱丽舍田园大街整条林荫道挤满了巴黎市民，排列着军队。每个窗口挤满了观看的人，悬挂着国旗。我们穿过狂热地欢呼的人群，来到凯旋门。我和戴高乐都向无名战士陵墓献了花圈。仪式完毕，在一群法国政界要人的跟随下，我和这位将军一起在我非常熟悉的公路上大约步行了半哩。于是我们登上一座高台，检阅雄壮的法国和英国军队分列前进。我们的警卫团分遣队很雄壮！检阅完毕，我向克雷孟梭塑像献了花圈。在这激动人心的场合，克雷孟梭是我缅怀的人物。
戴高乐在陆军部举行盛大午宴招待我，致辞十分恭维我在战争中的贡献。不过，还有不少问题尚待解决。
十二日晚，在大使馆举行宴会后，我和戴高乐去贝桑松。
这位将军很想让我看看拉特尔·德·塔西尼将军所指挥的即将发动的规模相当大的法军反击战。我们乘坐豪华的专用火车，这次旅行的安排都经过精心的准备。到达以后，离开打仗还有一段充裕的时间。我们本打算到山上一个瞭望哨去，但由于严寒和深雪，道路阻塞不通，整个军事行动只得延期。我和戴高乐坐了一整天的汽车。在长途劳累的旅程中，我们谈了很多东西，中间有时视察军队。这次安排的参观计划一直进行到天黑很晚。法国士兵看来精神极其抖擞，列队前进，气宇轩昂，满怀激情唱着名曲。由于我们在这样恶劣的天气里出来至少有十个小时了，我私人的随行人员——女儿玛丽和海军副官汤米怕我再得肺炎，但一切总算顺利。火车上的一顿晚餐是愉快而有趣的。戴高乐的军服上虽然只有一颗星，而其他六个高级将领军服上的星却是很多，但他们对戴高乐都怀着敬畏甚至畏惧，这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夜间，我们的火车分途了。戴高乐回巴黎，我们这一半人继续往兰斯去，翌晨抵达那里。我前往艾克的司令部。下午，我乘飞机回到诺索尔特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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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伦敦，我给总统写了一份报告，另抄一份给斯大林。
首相致罗斯福总统： 1944年11月15日
……感谢你对我巴黎之行访问戴高乐的良好祝愿。在爱丽舍田园大街我受到五十万法国人的热烈欢迎，在市政府还受到部分在野党的隆重欢迎。我和戴高乐重建了友好的私人关系。
我看到法国报纸和其他方面谈论我们两人在巴黎把一切事情都决定下来了。你可以相信，我和戴高乐只是根据一切须经三国进一步研究的原则来讨论重大事情的，特别是贵国在法国的军队最多，更应经贵国进一步研究。十一日午餐后，我、艾登和戴高乐以及他的两三个人谈了两个小时。戴高乐询问了许多问题，我感到他们对已经决定了的或者正在发生的事情知道得很少。他当然迫切地想得到八个多师的现代化装备，这只有贵国才能提供。盟军最高司令部不无理由地主张：他那八个师不是准备用来在战场上打败德寇的，而海运一定要保证作战部队的给养，以便他们能赢得冬、春两季的战役的胜利。我支持这种主张。
同时，我对法国人的愿望寄予同情，他们希望多接管些战线，希望在战争中或在剩下的战争中——可能还有很多仗要打——贡献他们最大的力量；他们希望不要成为没有参加战斗的所谓战胜者走进德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