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在建国后的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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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在建国后的20年- 第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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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烛尘说:私人资本能不能与公家合作,合资办工厂?
  刘少奇马上同意:“我赞成。但有两个条件:一是不准外股参加;二是从经理到工人,股息要平均。否则,不能称为合作工厂。”
  有一子一女是地下共产党员的天津市启新洋灰公司经理周叔■说:“我的启新洋灰公司开了几十年,赚了钱,发展到2个厂、3个厂,现在还想再开几个厂。但是,不敢再开第四个厂子,厂子开多了,剥削的工人就更多了,办起来后成了大资本家,剥削越多,罪恶越大,就要受审判枪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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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家 吃了个“定心丸”(5)
刘少奇说:“资本主义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是进步的,有功绩的。你想开第四个厂子,不但不是罪恶,而且还有功劳。”
  天津东亚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宋■卿对恢复和发展自己的企业也有顾虑,考虑到前途问题,是不是扩大生产规模后就算大资本家,资产都要没收。
  这实际上是关系到私营企业的前途问题,是资本家都有的后顾之忧。
  刘少奇开导他说:“你现在才办两三个厂子,将来你办8个厂子,到社会主义的时候,国家下个命令,你就把工厂交给国家,或者国家收买你的工厂,国家一时没有钱,发公债也行。然后,国家把这个工厂还是交给你办,你还是经理,不过是国家工厂的经理。因为你能干,再加给你8个厂子,一共16个厂子交给你办,薪水不减你的,还要给你增加,可是你得要办好啊!你干不干呢?”
  宋■卿一听,这个领导说话非常干脆,当即回答说:“那当然干!”
  刘少奇接着说:“现在必须充分发挥私人企业的积极作用,将来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就不必经过流血革命,这个工作从现在搞起,就是实行劳资两利,发展生产。有些人怕说剥削,但剥削是一个事实……今天在我国,资本主义的剥削不但没有罪恶,而且有功劳。封建剥削除去以后,资本主义的剥削是有进步性的。”
  “将来召集大家来开个会,讨论怎样转变为社会主义,大家一定不会皱着眉来,一定是眉开眼笑地来开会。”刘少奇的风趣引起在座资本家们的一片笑声。
  刘少奇一席话,打消了资本家的顾虑,纷纷表示努力恢复和发展生产,争取早日使天津市的经济走上发展轨道。
  很快,刘少奇对资本家的态度和共产党对资本家的政策就产生了效应。
  4月30日,宋■卿写信给刘少奇,提出了增设新厂、扩大生产的计划。刘少奇很快回信鼓励他:“得悉贵公司职工团结,劳资双方共同努力扩大生产增设新厂之计划,甚为欣慰。望本公私兼顾、劳资两利之方针,继续努力,前途光明,国家民族之复兴指日可待也。”
  现在,当年宋■卿主持的东亚股份有限公司的主要工厂——东亚毛纺厂,已经创造出天津市乃至全国有名的品牌:“羝羊牌”毛线。
  刘少奇鼓励工商业资本家提出意见,帮助党和政府修改具体的政策:“税收重了,可以修改得合理一些。一种商品抽好几种税,是妨害生产的。怎样修改?请你们提意见,提出一个新的税率表,由税务局组织一个会,大家商量。”
  由于战争尚未完全结束,因此,有些资本家觉得负担很重。刘少奇开诚布公:“你们现在觉得负担很重,我可以把公家的情况告诉你们。国家的经费是困难的,原因是打仗。这次平津战役,单八二迫击炮弹就打了十万发,一颗炮弹等于一个中农一年生产的总收入。政府财政这样困难,负担最重的是农民,他们又要出公粮,又要当兵,又要当■子,支援前线,优抗代耕,出教育费等等。你们负担比农民轻,所以他们抱怨工人、商人、资本家吃得好,穿得好,怨声很普遍。这点请你们也要顾及到。城市多负担一点,可以说服农民。我主张把这次的征额在报纸上公布,使农民知道城市里的人也负担了一些。”
  另外,刘少奇提出:“公司法请你们起草,可用的话就颁布,当然是临时性的。”
  在同资本家座谈时,有的资本家提出不愿听“资本家”这个词,更害怕“剥削”这样的字眼,担心“剥削多,罪恶大,要审判,要枪毙”,因而感觉苦闷。有人甚至从希腊字典里找依据,把“剥削者”这个词翻译成“利益分润者”。
  “资本家不是剥削?如永利公司八百元开办的,今天已有这么大的发展,还不是剥削来的?你们担心生产发展后会提高股息,主张把过多的股息归国家。那,我们现在正希望把工厂股息提高,工厂利润提高了,商业利润减低了,投机游资就会转向工业。所以尽管提高股息就是提高剥削,但希望你们提高这些剥削,因为这样做对大家有利。不论怎样讲,剥削是事实”,刘少奇开玩笑说,“如果你们能找出另外的词来代替也行。在没有找出其他适当的词之前,我们只好叫你们‘资本家’。”
  

资本家 吃了个“定心丸”(6)
共产党对资本家不是消灭,而是发挥其积极作用。但是,这一政策仅仅管几十年。几十年以后呢?资本家的前途怎样?
  刘少奇给资本家们吃了一颗定心丸:“将来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就可以和平地走去,不必经过流血革命。这个工作,从现在起就搞,就是实行劳资两利,发展生产。现在私人资本是有积极作用的,必须充分发挥。将来到中国的工业生产过剩的时候,就是要搞社会主义的时候,到那时候,私人资本的积极作用已经用完了。但那将是几十年以后的事情。今天在我国资本主义的剥削不但没有罪恶,而且有功劳。今天不是工厂开得太多,剥削的工人太多,而是太少了。你们有本事多开工厂多剥削一些工人,对国家人民都有利,大家赞成。”
  在天津期间,刘少奇还就一些情况通过薄一波向毛泽东汇报。
  薄一波回忆说:
  “当时,我把少奇同志在天津的讲话向毛主席作了汇报。毛主席对他的讲话总的是肯定的,认为讲得好,只是觉得‘剥削越多越好’的话不一定这么讲。我认为,少奇同志讲这个话的本意,是要向工人、资本家说明,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历史条件下,剥削是难以避免的。雇佣关系愈发展,可以使更多的工人得到就业,更多的产品被生产出来,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发展雇佣劳动是历史上的一个进步。”
  当时随同刘少奇去天津的王光美因要生孩子,提前回到了北平。她去见了毛泽东。
  她回忆说:
  “主席问我少奇在天津的情况时,我说我们参观了几个工厂,开了不少座谈会,我特别记得,在提到少奇会见资本家的情况时我说:‘少奇还几次见了资本家,找了大资本家李烛尘、周叔■等谈心,做他们的工作……’主席笑着说:‘就是让他去做资本家工作的。’”
  刘少奇回北平后,多次在党的会议上作关于天津视察的情况的报告,并于6月4日在干部会议上提出对私人工商业可以通过“不流血的斗争走到社会主义”,“这些产业有代价的收归国有,股份一年退不完,分十年退。十年退不完,号召一下,乡村有人献地,城里也可以号召献股,退一部分,献一部分也可以。十年退不完,十二三年也都可以。”
  刘少奇从天津视察完毕,就赶往唐山、开滦继续视察。很快他就接到中共中央的通知:立即回北平,一项重要使命又落在了刘少奇的肩上:为新中国的成立到苏联“秘密取经”。
  毕竟,中国共产党人在管理国家、治理国家方面还是“初出茅庐”,是个初生的“牛犊”,尽管是个烂摊子,他们没有退缩,而是迎了上去。
  

刘少奇秘访莫斯科——取经(1)
  米高扬秘访西柏坡——摸底刘少奇秘访莫斯科——取经
  1949年1月30日,石家庄机场,一架苏军飞机从天而降,停在当年的日军军用机场上。
  飞机的舷梯打开,下来的是一位苏联人。他名叫安德列夫,实际上他的真名是米高扬。米高扬是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他此行是受苏共中央和斯大林的委派,秘密从苏联赶往苏军控制下的大连,又从大连起飞抵达石家庄的。
  由于中国革命还未完全取得胜利,因此,米高扬的来访是秘密的。米高扬化名安德列夫,同苏共中央的联系以及与斯大林的联系都用的是斯大林的化名:菲利波夫。斯大林的这一化名直到朝鲜战争期间仍然使用。
  1月31日下午1时,按照约定的时间,米高扬来到了中共中央机关所在地——西柏坡。
  一见面,米高扬向毛泽东呈上斯大林赠送给毛泽东的礼品——一块毛料。跟着,他就介绍了斯大林和苏共中央对这次秘访西柏坡的决定:“斯大林同志很关心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经过研究,认为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正处在关键的时刻,毛泽东同志不能离开指挥作战的岗位,同时,也考虑到安全问题和毛泽东同志的身体健康,因此,斯大林决定派我们来,听取毛泽东同志及中共中央的意见。”
  接着,米高扬向毛泽东等人表示了斯大林和苏共中央超然物外的态度:“我们是受斯大林同志委托,来听取中共中央及毛泽东同志意见的,回去向斯大林同志汇报。我们只是带着两个耳朵来听的,不参加讨论决定性的意见,希望大家谅解。”因此,怎样设计新中国的政权、中国建设的历史性进程,就成为刘少奇秘密访苏的一个重要原因。
  毛泽东和米高扬谈了中国革命的形势、建立新政权、恢复和发展生产以及经济建设、军队、新中国的对外政策等问题,主要是中国共产党所面临的问题。
  毛泽东首先强调了建立新政权的问题。它的性质、形式、组成、名义等的明确化,已提到日程上来。新政权的性质就是在工农联盟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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