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修改《五一六通知》时，加写了几段火药味异常浓厚的话：
中央和中央各机关，各省、市、自治区，都有这样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
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而过去和现在确有很多人是在做这种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卧榻之畔，岂容他人酣睡？”
“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是指谁？
在刘少奇回国前，《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已经定稿，新的“中央文革小组”已经成立，由陈伯达任组长，康生任顾问，江青、张春桥等任副组长，成员有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直接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领导。
“文化大革命”的狂潮风起云涌（2）
4月24日，杭州会议基本上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并决定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和正式通过这个文件，并对彭真、罗瑞卿、陆定一、###四人作出组织处理。
1966年5月4日，刘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会议对彭真、罗瑞卿、陆定一、###进行了错误批判。5月16日，会议正式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五一六通知”。
整个通知稿，原封不动，一字未改，甚至一个标点符号都没有动，可以称得上“原汁原味”。
刘少奇对康生、陈伯达等人全盘否定其他人意见甚至连标点符号都不能改动的做法有不同的意见：
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叫大家讨论，结果提了意见不改，连几个字都不能改，这不是独断专行吗？这不是不符合民主集中制吗？我原来考虑过改一点，现在大家意见还是不改的好，不如原来的好，那就不改吧！
《通知》对彭真进行了点名批判。
刘少奇问彭真：“彭真同志，你有什么意见？”
彭真说：“一个检查，一个改。”
刘少奇问：“对通知有什么意见？”
彭真答：“没有意见。”
“是赞成，还是反对？”
彭真低头看材料，没有回答。
毛泽东对通知进行了修改，加写了几段话，其中讲：“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这里所讲的“接班人”、“赫鲁晓夫”实际上很容易让人想到毛泽东的接班人——刘少奇。
林彪又在会议上兴风作浪，大讲政变经：
最近有很多鬼事，鬼现象，要引起注意。可能发生反革命政变，要杀人，要夺取政权，要搞资本主义复辟，要把社会主义这一套搞掉。有很多现象，很多材料，我在这里不去详细说了。你们经过反罗瑞卿，反彭真，反陆定一和他老婆，反###，可以嗅到一点味道，火药的味道。
有人可能搞鬼，他们现在已经在搞鬼。野心家，大有人在。他们是资产阶级的代表，想推翻我们无产阶级政权，不能让他们得逞。有一批王八蛋，他们想冒险，他们伺机而动。他们想杀我们，我们就要镇压他们！他们是假革命，他们是假马克思主义，他们是假毛泽东思想，他们是背叛分子。毛主席还健在，他们就背叛，他们阳奉阴违，他们是野心家，他们搞鬼，他们现在就想杀人，用种种手法杀人。
会上的人，都被这突如其来的一通“连珠炮”轰懵了，张大了嘴巴合不拢，不知如何是好。
没等人们回过神来，话锋一转，林彪大树特树毛泽东的“绝对权威”：
现在毛主席健在，我们是大树底下好乘凉。毛主席已经70多岁了，身体很健康，可以活到100多岁。
毛主席活到哪一天，90岁，100多岁，都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他的话都是我们行动的准则。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5月8日，《解放军报》发表江青组织写的署名高炬的文章：《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光明日报》发表关锋写的署名何明的文章：《擦亮眼睛，辨别真假》。两篇文章宣布：邓拓、吴晗、廖沫沙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前线》、《北京日报》、《北京晚报》是反党工具；号召：“我们一定不放过你们，一定不会放过一切牛鬼蛇神，一定要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
5月10日，上海《文汇报》、《解放日报》同时发表姚文元的文章：《评“三家村”》；5月11日，《红旗》发表戚本禹写的文章：《评〈前线〉、〈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
“文化大革命”的狂潮风起云涌（3）
又是一通“连珠炮”，向“牛鬼蛇神”“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开火”了。
在一片批判声中，在不堪忍受的政治压力下，5月18日，邓拓自杀；5月23日，田家英自杀。
此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仍然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继续进行。会场外的火药味蔓延到会场上。
出现这种情况完全出乎刘少奇的意料。5月26日，他在会议上谈了学习毛泽东思想的体会，谈了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意义，还作了自我批评。
他平静地说：
对我们这次讨论发言中，对文化革命问题讲得比较少。对这个问题，我们过去也是糊涂的，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包括我在内。我最近这个时期对于文化革命的材料看得很少。生了一次病，出了一次国，很多材料没有看，接不上头。
就这样，刘少奇同全国人民一样，根本没有来得及做什么思想准备，就被裹挟到“文化大革命”的洪流中了。
《五一六通知》发出后，全国上下顿时掀起一浪高过一浪的“革命”大潮。
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当天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黄金时间播出了聂元梓等七人写的批朱硕、陆平等人的大字报，这两份大字报都是经毛泽东同意发表的，而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事先一点都不知道。
当天《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号召人们向“反革命黑帮”作斗争，“不论他们打着什么旗号，不管他们有多高的职位、多老的资格，他们实际上是代表被打倒了的剥削阶级的利益，全国人民都会起来反对他们，把他们打倒，把他们的黑帮、黑纪律彻底摧毁。”
接着，以《人民日报》为主要阵地的宣传媒介宣传、鼓动“文化大革命”。
全国人民的“革命热情”马上被充分调动起来，尤其是各大中学校的学生纷纷投身这一伟大运动，四处搜寻黑帮，揪斗当权派。顿时，全国上下被搅得一片大乱。
形势急转直下。怎么办？
面对这种突如其来的形势，刘少奇凭借历次群众运动的经验，采取了一系列的紧急措施：派驻工作组。
5月29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召集中央有关部门开会，研究怎样处理现在越来越乱的局面。决定：由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带领临时工作组，到人民日报社掌握报纸版面，并指导新华社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对外新闻；由中共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张承先带领华北局工作组到北京大学领导文化革命。
周恩来马上到隔壁房间打电话，向在杭州的毛泽东请示。毛泽东表示同意。
5月30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三人联名向毛泽东发出请示电报：
我们今日开会讨论，拟组织临时工作组，在陈伯达同志领导下，到报馆掌握每天的版面，同时指导新华社和广播电台的对外新闻。在京工作组人员拟于5月31日即进报馆工作。吴冷西和其他副总编辑的职务暂时不动。内部整风学文件，也可以继续写大字报，但一部分态度较好、愿意积极工作的编辑人员，要集中力量，维持每日版面。在报纸版面改观后，再进一步解决内部问题。这种措施是否恰当请速指示。
毛泽东当夜即回电批示：“同意这样做。”
6月1日，“文化大革命”中第一个工作组，在陈伯达率领下，进驻人民日报社。
6月3日，刘少奇紧急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除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外，还有中央有关方面负责人和“文革小组”、北京市的负责人。
刘少奇主持会议。会议提出了布置学校工作的八条要求：（一）大字报要贴在校园内；（二）开会不要妨碍工作、教学；（三）游行不要上街；（四）内外区别对待，不准外国人参观，外国留学生不参加运动；（五）不准到被揪斗的人家里闹；（六）不准打人、污蔑人；（七）注意保密；（八）积极领导，坚持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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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的狂潮风起云涌（4）
新成立的北京市委的书记李雪峰最后说：“有的学校领导瘫痪了，领导不起来，就派工作组进去领导。希望团中央、中组部组织人力帮助。”
会议同意北京市委的意见，向北京市一些大学、中学派驻了工作组，到各学校传达和贯彻八条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