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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两位圣贤各向好友道出了自己治国的奥秘，作为一种私下交流，他们又各向好友指出了对方治国办法的消极后果，给人们留下了深长的体味。
两位圣君治国的办法都集中在用人问题上，这是他们共同的奥秘，足见用人一事在国家治理上的极端重要性。但两位圣君具体的用人方针又有所不同：周公旦在鲁国的用人方针是近亲者，尚恩人；太公望在齐国的用人方针是尊贤人，尚功臣。“亲亲尚恩”的方针保证了鲁国政权会掌握在那些亲近有恩的、鲁君信得过的人手中。然而，这一方针局限了用人的范围，放弃了大视野中的人才选拔，那些亲近有恩的人，未必是富有才能的人，当一批少才寡能的人物执掌了国家政权后，必然迟滞国家的发展，使国势日益削弱。而“尊贤尚功”的方针则把用人的着眼点放在贤能和功绩方面，它保证了国家执政者有较高的能力水平，从而保证了国家的发展强大。但这一方针一味看重人的才能功绩，有可能忽视所用之人的政治立场，因而难以防止异己分子窃取权位。
两位圣君相互指出了对方用人方针必然导致的消极后果，也许他们都没有认真地对待这一点，许多年之后，由于两国各自用人弊端的长期积累，鲁国衰弱得仅能保持自立，最终被楚国所灭，而齐国在国势强大的同时发生了“田氏代姜”的事件。历史事实证实了两位圣君的先见之明，也证明了两种用人方针各自的优劣点。
应该说，周公旦提出的“亲亲尚恩”原则，完全是以“天下为私”为用人的着眼点的，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思考治国问题，自然是宁要属于我的弱小，不要属于他人的强大。对于受封的国家，宁可牺牲其强大，也要保证对自我的所有，这是鲁国圣君合乎情理的选择。然而，在“天下为公”的社会中，这种“亲亲尚恩”的原则就几乎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因为公天下对于人们无亲疏之别，如果以执政者个人的亲疏决定用人的取舍，则又不是真正的天下为公。周公旦用人原则的现代意义，在于它提出了一条“德”的标准，和太公望用人上的“才”的标准相对应，构成选人用人上的两条重要原则。
两位圣君治国的奥秘和各自的失误告诉人们，在选人用人上一味地强调德，则会使庸才执政，削弱国家；如果一味地强调才，则可能使国政失手他人。这一道理深刻地启示人们用人上应该防止的两种偏颇态度，揭示出了治国理政的真正奥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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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刿：看重锐气，知己知彼
齐桓公争得君位后，派人向鲁国索要齐国“囚犯”管夷吾，得到后即任为相国。鲁庄公受齐国愚弄，准备兴师伐齐，齐桓公派大将先行伐鲁，两军于公元前684年战于鲁地长勺（今山东莱芜东北）。《左传？庄公十年》记载了鲁人曹刿协助鲁庄公指挥战斗并取得胜利的谋略活动：两军相对，鲁庄公准备鸣鼓进军，曹刿认为还不到时候，加以制止，等齐军鸣了三通鼓之后，曹刿才让庄公鸣鼓。鲁军冲锋进军，齐军大败而逃。庄公准备下令追击，曹刿说：“先别着急。”他下车察看齐军的车辙，又登车凭轼远望，然后对鲁庄公说：“可以追赶了。”鲁军于是开始追击。
鲁军取胜后，曹刿向鲁庄公解释取胜的原因说：“作战靠的是勇气，一鼓气方盛，再鼓则气衰，三鼓则气竭。齐军三鼓气竭时，我们正一鼓气盛，所以能战胜他们。”曹刿又向庄公解释所以要察看后再追击的原因：“大国多诈难测，恐怕有埋伏，以诈败引诱我军，我见他们后退的车辙杂乱，又望见他们旌旗倒下，知道他们是真的败退，所以才让您下令追击。”
长勺之战体现了鲁人在军事活动中对士兵锐气的重视，反映了他们利用进攻的时间差创造双方士气差的谋略思想；同时体现了他们谨防敌诈、慎重追击的用兵等谋略。近二百年之后，孙武对长勺之战中体现的类似的军事谋略做出了深刻的概括：
第一，孙武在《孙子兵法？军争篇》中提出：“是故朝气锐，昼气惰，暮气归。故善用兵者，避其锐气，击其惰归，此治气者也。”（《军争篇》）后人梅尧臣注释云：“朝，言其始也；昼，言其中也；暮，言其终也。”张预注释云：“善用兵者，当其锐盛则坚守以避之，待其惰归则出兵以击之。”（《二十二子》）这正是对长勺之战鲁人用兵思想的总结。
第二，根据鲁人对逃跑之敌的顾虑和慎重追击的思想，孙武提出“无邀正正之旗”和“佯北勿从”（《军争篇》）的原则，即认为不应迎击旗帜整齐的敌人；对伪装败退的敌人不要追击。
第三，根据鲁人曹刿对齐人败退真情做出判断的经验，孙武提出了“旌旗动者，乱也”（《行军篇》）的察敌之法，杜牧曾直接用长勺之战中的有关情节释注此句之意。
第四，《国语？鲁语上》和《左传？庄公十年》载，长勺之战前曹刿问鲁庄公凭什么同齐军作战，庄公回答说他对身边的人常施恩惠，又说他对神祭祀很讲信用。曹刿告诉他：这些都是靠不住的，不能作为取胜的根据。当鲁庄公说到他对政事尽量以情处置时，曹刿认为这才是可以与齐国作战的根据。孙武将这类思想也做了概括，提出：用兵作战“不可取于鬼神”“必取于人”（《用间篇》）和“上下同欲者胜”（《谋攻篇》）的军事思想。
第五，鲁军作战和追击的胜利，在于其能对齐鲁双方的基本情况和战场形势有相当的把握。孙武提出：“知吾卒之可以击，而不知敌之不可击，胜之半也；知敌之可击，而不知吾卒之不可以击，胜之半也。”（《地形篇》）即是说，在作战中仅能知道敌与我一方面的情况，都不会有必胜的把握。战争的规律是：“知己知彼，胜乃不殆。”（《地形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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隰朋：蚁穴探水，巧用物性
据《韩非子？说林上》载，隰朋随齐桓公、管仲率兵北伐孤竹（今河北卢龙南），春往冬返，回国时大军行至山中，一时寻不到水源，大家非常着急。隰朋对大家说：“蚂蚁冬天居于山之阳面，夏天居于山之阴面，因为蚂蚁近水而居，顺着蚁穴挖下去，必能得到水。”兵士们找蚁穴挖掘，果然得到了水源。
在大军断了水源的严重关头，隰朋巧妙地借用蚂蚁的生存本性来探掘水源，将动物的自然之性利用于人的特定目的，表现了他高超的智慧和天才。隰朋蚁穴探水的运用是基于以下三个相互联系的认识：
第一，动物和人性状不同，但却有着基本相同的生存基础或生存条件，从这方面来说，人也是动物。凡适于动物居处的地方，一般也适于人的居处。水是动物不可缺少的生存要素，在一个区域内，没有水，就没有动物的居处；而如果有居处的动物，那此地就必有水源。隰朋在齐国兵士到处寻找水源的时候，一定看到了路上爬行的蚂蚁，蚂蚁行走速度极慢，路上的蚂蚁不会是外地的路过之蚁，必是本地的居处之蚁。在有动物居处的区域，人们如果断了水源，那问题不在于没有水源，而在于有水源但人们没有找到它。
第二，有些动物某方面的生存本能优于人类。人原本属于动物，但人把自己从动物界中“提升出来”后，活动区域扩展，生存条件大为改观，生存上对一定地域某些特殊条件的依赖必然减弱，当人类有条件把自己的精力散到社会生活、精神生活上，把维持生存的那部分精力主要用之于对自然条件的综合利用和加工改造上时，过去纯粹依赖自然而生存时期所具有的某些有限的生存本能反而会逐渐下降。而有些动物，甚至许多非高级的动物，由于它们的生存始终没有摆脱对自然条件的绝对依赖，反而在长期的生存活动中逐代积累和提高了它们在某方面适应自然条件的生存本能，这表现在它们对生存要素的感官探测可能更为准确，对自然条件的直观反应可能更为敏感等。在这里，越是非高等的动物，生存上越是对自然条件依赖直接的动物，很可能其某种生存本能越高。基于这些认识，隰朋认定蚂蚁具有比人探测水源的更高的直觉本能。
第三，动物的一切活动结果能够被人所利用。尽管有些动物的某种生存本能优于人类，但动物的任何活动都属于自然界本身，人类有能力认识自然之性，并有能力对自然条件进行综合利用，对动物凭优长的生存本能而做出的活动结果，人们当然能够以智攫取。某些生存本能的有限和退化，是人类之所短，但能攫取他物之优，巧夺天工，为己所用，却是人之所长。人们在生活实践中不仅要一般地承认其他某些动物本能活动上的优长和自我能力的许多不足，而且要具体地认识和发现哪些动物的所优所长，要认清自我能力的不足之处，这样才有可能做到避短就长，充分发挥出自已固有的“人性”。隰朋蚁穴探水的机智，不在于他要学得蚂蚁般优长的探水本能，而在于他能将蚂蚁的本能性活动结果加以利用，他在“人”的位置上避短扬长，从而显示了人之能力的高强。
和隰朋蚁穴探水相联系，《韩非子》还讲了齐国军队自孤竹返回时途中迷路，管仲提出老马识途，遂信马由缰，大军随老马找到行军之道的事情。随马找道和蚁穴探水一样，也是以承认动物的某些本能优长为前提，同时又将其优长处加以巧妙利用，弥补人之能力的不足，从而显示了人的智慧优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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