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心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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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心智- 第2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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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里,阳处父迫于战争形势意欲退归,他故意给楚将子上提供了或者渡河决战,或者退后待战的两种选择。如果楚军选择了前一方式,渡河与晋军决战,那阳处父很可能采取半渡而击的方法,轻易地击败楚军,取胜回国。楚军为了避免这一结果,做出了后一种选择,这也是阳处父事先预计到的,于是他乘楚军退后待战之时,假造一个楚军惧战逃跑的舆论,乘机率军退归,既避免了撤退时为敌所乘的后果,又取得了一个战胜的名声,没有伤害自己的士气。 
  楚军中计后撤,阳处父犹不罢休,他又制造一个子上受贿退军的谣言,利用楚国内部的矛盾纠纷离间子上,转借楚君之刀杀害了子上。阳处父这次始终未与楚军交战,但他连施两计,放出暗箭,竟致死了楚军之将,达到了两军交战根本实现不了的目标。 
  事实上,楚军与晋军夹河相持,楚军近予本土,军资取给方便,在战略上稍占优势,这次只要咬住晋军不放,坚壁持久,利用晋军远离本土的弱点消耗对方,必有坐收战果的一天。可惜他们看不清自己一方的优势所在,为敌人的假言迷惑和调动,丧失了优势,又为敌方的谣言中伤制造了借口。 
  三国时的司马懿与远来伐魏的诸葛亮在五丈原(今陕西岐山县南斜谷口西侧)夹壑相持,他咬住蜀兵,坚壁相持百余日,终于轻而易举地等到了战争的胜利。他是一位远比楚国子上高明的将领。 
  《孙子兵法》提出了察敌之法中云:“辞强而进驱者,退也。”(《行军篇》)这是一条正确判断敌情的有用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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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处父:虚设诱饵,空言诱囚
为了囚禁某人,乃虚设一饵,以空言相骗,诱使其自投罗网,这是人们常常采取的虚饵之计。史籍记载了春秋时这一计策的两次使用。 
  《左传?僖公三十三年》载,公元前627年,秦国盂明视等三帅率兵越晋伐郑,返国时在觳地被晋军伏兵擒获。晋襄公在继母文嬴的劝说下放走了三帅,不久又后悔了,遂派阳处父去追捕。阳处父急急迫到黄河东岸,见秦国三帅刚刚坐船渡河,阳处父知一时寻不到船只,于是心生一计,他故意解下自己所乘的左骖之马,假托是晋襄公要送给孟明视的礼物,让三帅上岸接受。孟明视有心提防,他立于船头拜谢,并不上岸受礼,阳处父的虚饵计遂落空。 
  《史记?伍子胥列传》、《左传?昭公二十年》载,楚平王为杀害太子建而拘捕了太傅伍奢,他怕杀掉伍奢后其子伍尚和伍子胥日后复仇,乃派人到伍奢之家对二子说:“你们来,就免你父亲之死。”长子伍尚为免父之死,随使者去了郢都,被平王囚禁,父子二人一同被杀。次子伍子胥不信其言,后逃至吴国。 
  以上阳处父对于孟明视、楚平王对于伍尚兄弟采用的都是虚饵之计。此计的实质在于对所要拘捕的对象以利诱之。利诱的特点是虚设一饵,以空言相骗,使诱捕对象误人可控制的范围内。阳处父虚饵计的更为高明之处,一是他随机应变,指定所乘的左骖之马为引诱之物,使“虚饵”具有了可借托的实物,使所诱对象更易受骗;二是他将所借托的诱饵假以晋君赠送之名,使对方难以推辞,投网就范。阳处父对孟明视指马言赠,且假以君命,这与晋襄公释放孟明视的前命相符合,因而也掩饰了自己引诱对方入彀的图谋,对盂明视具有极大的欺骗性。 
  虚饵计乃是以空言诱人,它不需“本钱”,简便易行,因而常被用作诱捕某人的手段。然而,此计由于如下两个特点,也常常会在机智的诱捕对象面前失效和落空:第一,设饵之利对诱捕对象常是一种无故之利,这一“利”必使他产生疑问,使他怀疑这一画饼之利实为别人虚设的诱饵,从而拒绝投入罗网。比如伍子胥在楚平王的虚饵前,可以首先确定:释放父亲伍奢,从情理上并不需要二子前往;二子前往不能成为释放父亲的理由,据此他就可以满有把握地认定,这一释父之“利”是没有根据的,因而是不可能存在的,于是他就会识破虚饵。盂明视在阳处父赠马之时,必然也会感到作为一名战俘所得到的过分的、因而不合情理的爱宠,以无故之宠识其虚饵之诈。第二,诱捕对象的“获利”只有在接近许诺人之后才能获得。对诱捕对象而言,这种获利可能是暂时的、微小的,而接近许诺人的冒险却对自己是致命的、根本性的,诱饵之利总是小于冒险的损失。当人们稍微怀疑一种无故之利时,即使不能确定其必为虚饵之诈,也宁可舍弃其利,而不愿冒险地投入罗网。这也就是孟明视和伍子胥能分别逃脱阳处父、楚平王虚饵之计的原因,也是上述虚饵之计能留给人们的一点教益。 
  

臾骈:辞强约战,料敌退兵
《左传?文公十二年》载,秦国在公元前615年冬出兵进攻晋国,晋国赵盾率大军拒秦军于河曲(今山西芮城县西风陵渡一带黄河拐弯之处)。晋国谋士臾骈认为,秦军远来,不能持久,建议晋军深垒固守,以待敌变。赵盾采纳了他的建议,严令军士坚守。秦军几次挑战,并且采取诱敌之计,均未得到决战机会。一天晚上,秦国派使者前去告诉晋军说:“我们两国军队尚未痛快地交锋,明天就请决战吧!”臾骈见秦使说话时眼珠转动,声音反常,等其离去后对赵盾说:“秦军要打算逃走了,请赶快安排追击。”后来证明臾骈的预见果然十分正确。 
  在这里,臾骈把秦军口气刚硬的请战之辞放在特定的环境中去考察,先辨其真假,然后从反面识破了秦军的诈情。 
  辨析秦军的请战之辞,臾骈以以下基本情况为根据:秦军远来进攻,几次求战不得,兵锋已老,加之后勤供应的压力,已无力取得大胜,他们在与晋军难于继续相持的情况下,只有退归一条选择。但秦军要退归,最可担心的是一直在蓄锐等待的晋军乘退追袭。秦军为了保证自己撤退顺利,必然要想法稳住晋军。据此,他们的约战之辞极可能是撤归之前放出的“烟幕”,他们要引诱晋军忙于备战,自己则乘机撤归。臾骈还细心观察,认为秦国使者“目动而言肆”的外部表情,即潜意识支配着的“身体语言”已证实了自己对秦军约战之辞辨析的正确性。根据上述情况,臾骈满有把握地肯定:秦军要动身溜走,时间是在他们引诱晋军备战的当天晚上。如能截击,必获大胜。 
  臾骈在战场上辨析敌辞,从反面识破敌之诈情的这类事情,被后来的军事理论家孙武概括进著名的察敌三十几法之中,表述为:“辞强而进驱者,退也。”(《孙子兵法?行军篇》)敌人措辞强硬,示以驰驱进逼之姿态,那是在准备撤退。这一察敌之法指出了战场上的一种复杂情况,提醒人们要根据战场上的实际情况,善于从反面识辨敌人的诈情。 
  

魏寿余:家小“被捕”,“逃脱”诈降
寿余是晋国的大臣,其封地在魏(今山西芮城北),与秦国隔河相望。《左传?文公十三年》、《史记?秦本纪、晋世家》记载,晋国为了招回已降秦国的本国谋臣士会,乃使魏寿余假装以魏邑叛晋投秦,晋人故意捉拿了他的妻子儿女,让寿余只身逃脱,寿余逃至秦国,提出愿将魏邑献秦,得到了秦康公的信任,寿余于是暗中联络士会,最终逃归晋国。 
  寿余要入秦劝回士会,但秦人不会轻易相信和接纳他,于是寿余实施了这一诈降之计。诈降计是向敌人佯示自己立场的转变,利用敌人对自己的相信而打入敌人内部或接近敌人,借机暗中行事。此计的困难之处在于如何骗取敌人的相信,而取得敌人信任的要害还是在于向敌人显示自已立场的转变。 
  诈降计一般是用苦肉计的方式或携家小逃敌的方式骗取敌人的信任。苦肉计是以本国的惩罚来显示自己的受抛弃地位,向敌人表明自己立场转变的原因,把自己的投降放在能使敌人接受的情理之中;携家小逃敌是以自己对本国义无反顾的诀绝态度显示自已对敌国的信赖。诈降计如果没有其中某一方式的配合,就有明显的诳骗之嫌,会难以取得敌人的信任,使计策落空。 
  寿余的诈降看来是选择了携家小逃敌的第二种方式。然而,寿余入秦劝说士会后还要返回晋国,若带家小去秦,必会给完成任务后离秦返回造成麻烦。考虑到这些方面,寿余在实施计策时,故意安排让晋国抓捕了自己的家小。这一“抓捕”既把家小留在了本国,避免了后面返国时的麻烦,又借此向外界造成了声势,同时向秦国显示了自己与晋诀绝的初衷和晋国对自己“迫害”的实情。寿余在这里是把携家小逃敌作为一种没有实现的初衷显示出来,把苦肉计中的受迫害通过家小被“抓捕”显示出来,他没有付出任何代价,却同时从两种方式上向秦国证明了自己投降的真实性,这是他实施诈降计的最为高明之处。 
  三国时代,吴国大将黄盖为火烧赤壁而诈降曹操(见《三国志?周瑜传》、《资治通鉴?汉纪五十七》),小说家罗贯中据此演绎出黄盖以苦肉计诈降曹操的故事(见《三国演义》第四十六、四十七回),这都是与寿余诈降计实质相同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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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盾:设计诈降,智骗秦人
《左传》记载了公元前614年晋人“使魏寿余伪以魏叛者以诱士会,执其帑(即孥,指妻儿)于晋,使夜逸(即逃跑)”的事情;《史记》两处记载了晋执政赵盾等人“佯令魏寿余反晋降秦”的诈降计。《列国志》第四十八回据史载生动地描述了晋人实施这一诈降计的具体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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