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与相仇怨的两方私下接触中，不是顺着一方说另一方的坏话，而是逆一方的心愿说另一方的好话，固然不能讨人欢心，得罪了两方，但却显示了不好是非、盼人和睦及忠厚处世的君子胸襟。世界上没有永恒不变的仇怨，当对立双方的仇怨冲淡或解除后，留给他们的就仅剩下了一个诚实厚道和可亲可信的形象。相反，如果在与相互仇怨的一方接触中，一味投其所好，说另一方的坏话，虽然一时讨得人的欢心，但却容易给人留下待人狡诈、喜弄是非的不诚信印象，人们在愉悦之后会怀疑他是否在别人面前也说了自己的坏话，是否也算计了自己，因而并不能对其建立起应有的信赖。魏文侯在与韩、赵各方的接触中谈论与另一方的兄弟关系，正是显示了自己不喜是非、消弭仇怨、为人和好的淳厚品格，双方虽然恨他，但却在内心信赖他。当韩赵两方看清了自己的长远利益而消减了相互的仇怨时，对魏文侯的憎恨转而变为感激，他们最终尊服自己所感激的信赖者，当是合乎情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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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文侯：巧诈拙诚，价值何取（1）
智谋之士和信义之士往往代表着两种不同的形象，哪种形象更易得到人们的信任呢？《韩非子？说林上》、《说苑？贵德》和《淮南子？人间训》多处列举了“乐羊以有功见疑，秦西巴以有罪益信”的两则事情，对智谋之士的“巧诈”和信义之士的“拙诚”作了一番比较。
乐羊任魏将去攻打中山，他的儿子在中山国为仕，中山国君杀烹了他的儿子并将肉羹送给乐羊，乐羊为表示必取中山的决心，食掉了这杯肉羹。魏文侯对堵师赞说：“乐羊因为我的缘故而食子之肉。”堵师赞回答说：“亲儿子的肉他都吃，那还有谁他不会吃呢？”乐羊攻下中山回国后，魏文侯奖赏了他的功劳，但怀疑他的忠心。与此对照的另一事是：鲁国的孟孙打猎，抓到一只小鹿，派秦西巴把它装车押送回去，小鹿的母亲一路跟着啼叫，秦西巴心中不忍，放归了小鹿。孟孙回家后向秦西巴索要小鹿，秦西巴回答说：“我当时心中不忍，把小鹿还给了它的母亲。”孟孙很生气，把秦西巴撵走了。过了数月，孟孙又召回秦西巴做自己儿子的师傅。御人问孟孙为什么要重用一个受到惩处的人，孟孙回答说：“他这个人不忍心残害小鹿，还会忍心残害我的儿子吗？”根据上述两则事情的比较，典籍的作者得出了“巧诈不如拙诚”的结论。
乐羊在军中食子示志，最终攻取了中山，反映出了他的“巧诈”之智，而秦西巴怜而释鹿，反映出了他所具有的一种“不忍人之心”（孟子语）。按照儒家所倡导的仁义观念，秦西巴比乐羊更符合于臣子的标准，因为以他所具有的“恻隐之心”（同情怜悯之心），必然不会产生对君主的残害行为，必然会尽心维护君主的地位而不会有非分的篡逆念头。乐羊恰恰相反，他虽然立了大功，但立功的过程正好表明他缺乏那种“不忍人之心”。许多典籍选取这两件事情作比较，并引申出某种结论，确实反映出了历史上特定文化背景下社会所具有的某种价值审判，意在启发人们按此标准为自己的人生做出恰当的人格定向，可谓用心良苦。
然而，上述两事有一种性质上的不可比较性。乐羊的巧诈对象是敌国，而秦西巴的诚信所施，并不是孟孙的敌人。秦西巴可以对小鹿怜而释之，这并不会妨碍什么，但乐羊如果对中山之敌怜而释之，就不会有什么军功，就是对魏国的犯罪。人们可以要求某人对狩猎之物施以怜悯，以相互表白自己原本具有的恻隐之心，取得社会的赞许和认可；但任何君主都不会要求、也不希望自己的将军在战场上对敌人给以仁慈和怜悯，这一道理是根源于现实的功利观。
魏文侯绝不会反对乐羊在战场上以巧诈之智而立功，绝不希望乐羊在军中见亡子而饮泣丧志，但当乐羊食羹示志，以巧诈之智立功后，他转而又怀疑乐羊对君主的忠诚之心。魏文侯对乐羊的矛盾心理，是传统的伦理道德观、价值观与现实社会的功利观之间巨大矛盾的反映，表现着传统文化对于社会现实的背离。观念的要求和现实的要求从不同方面牵动着人们，使君主在看人用人上产生相互矛盾的心理，也使平常人常常在立功和立德的选择之间无所适从。现实要求人们立功社会，但立功的过程往往必须剔除无原则的仁慈，使用某种巧诈之智，而这很可能难以立德，为人猜忌；传统观念要求人们讲究仁慈，以诚信待人，杜绝巧诈，但这一要求又使人们难以立功。观念和现实的不同要求使用人的人和被用的人同时陷入了不易解脱的困惑中。
社会的发展总是要求观念向现实相趋合而不是相反，把握住了这一点，就是把握住了解脱上述困惑的根本方向。人们应该面对现实，经常地在观念领域除旧布新，而不应该让传统观念凝固了自己的思想，束缚住了树功于社会的心理和行为。众典籍的作者将上述有关乐羊和秦西巴两个性质不同的事情作比较，虽然机灵地揭示了人们在巧诈之智和拙诚之忠两者之间进行价值选择的矛盾困惑，但他们没有发现造成这一困惑的根本原因，没有从促进社会发展的角度考虑问题，得出了“巧诈不如拙诚的结论”，这一结论诱使君主着眼于一己私利来看待臣民和处理问题，引导臣民明哲保身地进行行为选择和人格塑造，会使人们常常放弃应该担负的社会责任。
魏文侯：巧诈拙诚，价值何取（2）
其实，“巧诈”和“拙诚”并非互不相容的两种人格属性，它们可以统一于同一个人身上；人们也不能脱离具体对象和条件来谈论二者的孰优孰劣。抛开两个特意选定的事例，它们的关系就能看得比较全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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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璜：贤君臣直，智救同僚
《吕氏春秋？不苟论？自知》、《新序？杂事》、《资治通鉴？周纪一》讲述了战国初翟璜巧谏魏文侯，免除任座之罪的策略方式。魏文侯与几位士大夫宴饮，席间他问大家：“我是一个什么样的君主？”大家赞仁称智，都说的是赞扬之语。轮到任座发言，任座说：“您是一位不贤明的君主。攻取了中山不封给弟，却封给儿子，以此知道你不贤明。”文侯不高兴，怒形于色，准备处罚任座，任座吓得快步跑了出去。接下来轮到翟璜发言，翟璜说：“您是贤明的君主。我听说过，贤明的君主，他的臣子说话就直率。刚才任座的话很直率，‘因此可知您很贤明。”文侯听了很高兴，急忙将任座从门口请过来，拜为上卿。
魏文侯让大家评论他，看来是更喜欢听到赞扬的话，任座的批评之言惹怒魏文侯之后，翟璜既想肯定任座的意见，又想不再惹恼君主，还想让君主高兴地赦免任座，于是就在君臣关系上巧设玄机，把君主的贤明和臣子说话的直率作为一般的规律而联系在了一起，提出了只有君主贤明，臣子才说话直率的认识前提。以此为前提，他以任座说话直率来反证魏文侯的贤明，自然使魏文侯乐于接受。
巧妙之处在于，魏文侯的贤明在这里是通过任座说话的直率得到证明的。乐于接受贤明之誉的魏文侯，自然对证明了他本人贤明的直率之言和直率之人憎恶不起来了，甚而会变得喜爱其言其人。同时，翟璜在这里仅仅说到任座之言直率，并未涉及直率之言的内容，也未对其言进行评判，他仅仅做到使魏文侯喜欢其言就止住了，对其直率之言的评判和采纳留给了魏文侯本人。既然魏文侯已喜欢其言，那他必定会认真考虑、慎重对待，甚或可以采纳其意，改正过失。聪明的翟璜不强求君意，给了君主较大的活动空间和稳便的下台阶梯。
西门豹：两度治邺，善贬恶褒
西门豹是战国时魏文侯时的邺（今河北临漳西南）令，曾因破除当地“河伯娶妇”（事见《史记？滑稽列传》）的迷信而闻于世。《韩非子？外储说左下》中记述，西门豹为邺令时清廉正直，丝毫不谋私利，但却十分怠慢君主身边的人，这些人因此便勾结起来中伤他。一年后他向君主汇报治理邺政的情况，君主没收了他的官印，把他罢免了。西门豹请求说：“我过去不知道治理邺政的办法，现在知道了，我希望能再次治理邺县，如不能称君之意，情愿受到腰斩的惩罚。”魏文侯不忍拒绝，就同意他再去治邺。西门豹这次加重向百姓搜刮钱财，并尽力讨好君主身边的人。过了一年，他又向君主去汇报情况，魏文侯亲自迎接他，向他致礼问候。西门豹回答说：“上一年我为君主本人治理邺县，君主却夺走了我的官印；这一年我为君主身边的人治理邺县，君主却向我致礼。我不能治理邺县了。”于是就将官印还给了文侯。文侯不肯接受，说：“我过去不了解您，现在了解了，希望您为我勉力治邺。”西门豹最终没有接受。
关于“河伯娶妇”的事情大概世人皆晓，人们衷心佩服西门豹担任邺令时表现出来的胆识智慧和敢于为民做主的清正风格。然而，在社会政治风气已现衰败的国度，必然会滋生一批朝中贪官，这些贪官寄生于国家政治腐败的赘瘤之上，他们和民众的利益处于对立状态。西门豹正是在这种对立状态中做出过两次痛苦的选择。
西门豹第一年为邺令时，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与民为善的方针，他破除陋习，廉洁治政，希望达到政治的清明和健康，但这一选择却无意间使他走到了朝中贪官难于容忍的地步。由于贪官们所处的特殊地位，西门豹受到他们蓄意的暗箭中伤，一年后竟被君主罢免，良好的治政意愿遂成泡影。
西门豹不甘心于被罢免的命运，他在请求到的第二次治邺机会中故意选择了另一条讨好贪官的方针，一年中他搜刮民财，贿赂权贵。他自然明白这是一种损害民众利益、腐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