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过去近半个世纪后，人们才真正反思战争。
追寻历史真相，揭露被掩盖了的历史。重庆大轰炸、南京大屠杀、731部队、细菌战、慰安妇、劳工奴役，战争并没有过去。只不过中国的反思比日本、美国晚了整整十五年。王选是1992年才知道日军侵华期间使用了细菌武器，那一年她四十岁。“当时我就气得跳起来，我怎么会在四十岁才知道这件事？是谁设置了历史的雾障？〃
王选认为谁也无权剥夺她知道的权力，更何况她的家人就有死于细菌战的。她说：
记得很小的时候，我的下巴只有房间的窗子高。那是上海的一间法式房子，我父亲和我站在窗前，望着外面的街景，父亲说着我的叔叔。
我第一次知道了日本人放鼠疫。当时我并不知道鼠疫是什么，我只记得父亲的那张脸，那是一张极度痛苦的脸，父亲想说出十三岁的叔叔死时的情景，但就是说不下去。
父亲再也没有说过这件事，但我知道了鼠疫是世界上最惨的一种死法。
同样，在日本，一个历史学教师也有同样的疑问。
森正孝是日本静冈中学的历史教师，当他看到日本记者本多胜一发表在《朝日新闻》上的日军在中国暴行的报道后感到非常震惊，他觉得自己都不知道真相是什么，历史这门课便教不下去。只不过他发出疑问比王选早了十多年。
1980年暑假，森正孝来到了中国，他想在战争发生地寻找真相。此后他十三次自费到中国调查，拍摄了六部纪录片《侵略》。《侵略》制成拷贝450多份在日本全国各地播放，观众达250余万人。更重要的是，森正孝在中国发现了南京1644细菌部队的存在，发现了细菌战的恶徒。于是他开始集中于细菌战的调查。他寻着日军撒播细菌的路线，来到了宁波、金华、衢州、义乌，看到了受细菌战之害到现在仍不能愈合的伤口。
“我看见了，就不能背过身去。”这是王选向追问她的媒体的回答。
看见了，就不能背过身去。森正孝回到日本，发起了“日本细菌战历史事实揭露会”，汇集日本600多名律师、教师、记者、医生、艺术家、学者和侵华老兵开始到中国调查取证。
而王选开始寻找森正孝。
上个世纪的80年代，中日之间的战争已经过去了近四十年。“在中国国内是一片中日友好的声音，好像战争已经离我们很遥远了。没有人想到和提到中日战争遗留问题。”北京大学历史第教授徐勇说，“而此时，日本国内一些人开始反思战争，追寻历史的真相，揭露被掩盖了的历史。中国比日本晚了整整十五年。直到90年代才开始注意到这个问题。1995年讨论进一步深入，重庆大轰炸、南京大屠杀、731部队、细菌战、劳工问题等等日军在中国广大地区的战争犯罪才得以揭开。”
80年代的日本，不仅仅只有一个森正孝。
1981年日本学者常石敬一从第二任731部队部队长北野政次军医少将等发表的《消逝的细菌战部队》的报告中，查明在活性出血热研究中所使用的“猿”，实际上是用中国人进行人体模型实验。这一发现无异于石破天惊。
1981年日本推理小说家森村诚一在给《赤旗报》星期天版写连载小说《死器》时，采访了31名原731部队的成员，意外的发现让森村诚一万分震惊，为此他写下了长篇报告《恶魔的饱食》。森村诚一为了证明这些让人震惊的事情的真实性，不仅仅取得了原731部队成员的供述，还查阅了原731部队干部的询问资料在内的美军的资料、哈巴罗夫斯克军事裁判的记录和原731部队干部的医学学术论文，将731部队令人震惊的恶行〃实况作了详细描述，使731部队的存在成为世人皆知”。《恶魔的饱食》一书在日本销售300万册，以其惊人的影响在日本民众面前揭开了731的黑幕。
森村诚一为此遭到了威胁和指责，有人劝解森村诚一不要冒政治风险，不如去写纯推理小说。
“一个作家应该关注社会问题，以反省历史来揭露社会弊端，追求人生真谛，这才是我的写作目的，是我生存的意义。……我之所以坚定不移地追踪战后731的足迹，不是追究个人的责任，而是为了揭露战争狂热的可怕和民族优越感的实质，不使此类错误重犯，在人类已经建立起来的和平基石上添上一块小小的石头。”森村诚一说。之后他和美国第一个揭露美日细菌武器交易的记者鲍威尔取得联系，获得了《一段被隐瞒的历史》的翻译权，并继续写出《恶魔的饱食》（续）和《恶魔的饱食》（第三部）。
森村诚一的贡献是对日本公民进行了一次731部队的普及教育。这支在中国甚至整个亚洲犯下极大罪恶的细菌部队，在战后销声匿迹地隐藏起来，随着岁月的流逝，人们甚至忘记了它的存在。
从日本政府来讲，从战争结束的那一天起，就有意让这支部队隐匿起来，知道的人越少越好。因为只有他们清楚，这支部队一旦为世人所知对日本政府将带来怎样的影响和后果。
家永三郞，日本东京大家教授，日本皇太子（后来的明仁天皇）的历史教师，1945年受日本文部省之任编纂历史教科书《国家的历程》，1952年编写高中历史教科书《新日本史》。在教科书中，家永三郞写到了731部队。“日军在哈尔滨郊外设立了被称为731的细菌部队，他们用抓到的数千中国人和一些别国人做活人细菌实验并加以虐杀，这种残忍的勾当直到苏联参战才停止。”尽管记载是如此的简单而粗略，文部省也不允许在教科书里出现731部队。文部省对此的批语是“731写进教科书为时尚早，全文删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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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寻历史真相的人们（2）
另外，家永三郞被指责为“对民族爱得不够”，“把战争写得太阴暗，要写国民拼命支持战争的光辉形象”，要把“侵略”换成“武力进出”，修改多达290处。
家永三郞拍案而起，1965年6月12日将文部省告上法庭，诉其违宪。“审定制度违反了保障学术和表现自由的宪法精神”，并且审定给作者造成了巨大的精神痛苦，要求赔偿损害。
1966年，家永三郞的《新日本史》再审还是通不过，家永三郞再次向东京地方法院提出第二次诉讼。他要求法院必须澄清南京大屠杀、731部队、细菌战、日军暴行、侵略中国等八个历史问题。
“最近，大东亚战争肯定论已经出笼登场，文部省站在肯定论的立场上妄图使战争光明化，并禁止我将战争写成黑暗的战争，给我的精神是沉痛的打击。在法治主义的名目下，国家本身违背宪法，这说明国家的无法状态。”家永三郞说，“我这样做是从根本上维护国家最高利益。”
从1965年到1997年的长达三十二年的时间里，家永三郞面对的是强大的日本政府，面对的是日本否定侵略战争的势力和思潮。虽然他身为日本知名历史学者，但仍然势单力薄。为了历史的真相，他屡败屡诉。地方法院的一审败诉，二审败诉、三审败诉，家永三郞立即上诉到东京高等法院。东京高等法院的判决是家永三郞在南京大屠杀和日军对中国女性施暴这两点胜诉，家永三郞不服，再一次上诉到日本最高法院。1997年，日本最高法院作出终审判决，认定文部省修改“南京大屠杀”、“731部队”、“日本侵略中国”、“日军暴行”等4处属于文部省滥用处理决定权，属于违法，赔偿家永三郞40万日元损失，但裁定文部省审定合法。
1997年8月11日，中国的细菌战原告们走上了日本法庭，开始了又一桩跨世纪的马拉松式的为了历史真相的诉讼。这是历史的偶合，一个诉讼完结，另一个诉讼开始，但这一历史的偶合充满了象征意味。
32年当中，经历了无数的开庭，家永三郞已经从一个睿智的中年知识分子变成了八十三岁的老人。但三十二年来他始终站立在法庭上，以挑战的姿态面对强大的日本政府。在等到最终判决的时候，他已重病缠身。当他拄着拐杖出现在为他胜诉而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所有的人都起立为他长时间鼓掌。他说，他仍不满意这个判决，但他不可能第四次上诉了，他已经没有力气和精力了，但他决不会放弃战斗，直到生命的终结。
2002年8月27日，历时七年的中国细菌战诉讼败诉，之后的11月29日，八十九岁的家永三郞与世长辞。在他的葬礼上，人们对他的评价是“一个为坚持历史真相而同日本政府斗争了四十载的史学家平静地走完了他不平凡的一生”。
中国的细菌战再诉讼又一次开庭。
中日双方战后半个世纪为了历史真相的再一次纠纷对于远在太平洋彼岸的美国来说，并不能脱离干系。
1980年10月，美国记者鲍威尔在《原子科学家公报》上发表长篇报道《一段被隐瞒的历史》，第一个向美国人揭开了日美之间关于细菌武器的交易，以及在这种卑鄙的交易下美国替日本掩盖细菌战罪恶的事实。
美国记者鲍威尔是在中国上海长大的，他亲眼目睹过日军在宁波实施的细菌战。1945年他接管父亲在上海创办的英文报纸《中国周报》。后因为《中国周报》上曾转载过新华社的关于美军在朝鲜战场上使用细菌武器的报道，鲍威尔被指控犯了叛国罪，受到长达七年的审讯。这件事反而促使他继续深入进行日本细菌战的研究，于是有了他的破冰之作《一段被隐瞒的历史》。文章发表后，美国著名电视调查节目《六十分钟》采访了他，这个节目在美国的公信力和影响力一下使鲍威尔所揭露的事实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影响。
但这些只是一个开始。它还不足以让整个事件显露出来，也不足以让人们认识到其中的全部黑暗。因为这黑暗是彻底的，超出正常人想象的，就是所有人的想象都加起来，也不足以描绘完整的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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