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华日军衢州细菌战史实》，1999年11月中国三秦出版社出版）
不止是衢州，这次受到日军细菌攻击的还有宁波、金华、温州、台州、玉山。
宁波变成了一座死城
1940年10月，黑死病被空投到无辜的宁波居民头上。现年74岁的何祺绥清楚地记得当年宁波遭到鼠疫细菌攻击的情景。1940年10月27日，他亲眼看到一架日本飞机在宁波商业最繁华的开明街上空盘旋然后撒下了大量麦粒、面粉和黄色雾状的东西。当时他的父亲在宁波中山东路266号经营着元泰酒店。麦子和黄色粉状的东西纷纷扬扬地落下，有的人很惊慌，而何褀绥二十四岁的叔叔却走出来捡起了麦子，放在嘴里咬了一下，向旁边的店员说：“没什么呀，是麦子！”叔叔是店里账户会计，初中文化毕业，刚结婚，年轻力壮。当天夜里就头昏脑胀，不能料理账务了。店员用躺椅把他抬去看病，医生只认为是一般头痛脑热，开了点儿药回来，但是“病”越来越重，11月1日暴死。
实际上10月29日就出现了最初的患者，开明街入口处的滋泉豆汁店、紧邻的王顺兴大饼店、胡元兴骨牌店、宝昌祥西服店，还有东后街一带，死者陆续出现。
最初死者仅限于日本军用飞机空投了跳蚤的地区的居民。污染区内有商店43家，住家69户，僧院一处，共计113户，人口591名。
11月2日，华美医院的丁立成院长给患者王仁林（男，四十七岁，当日死亡）的淋巴腺做了穿刺，用染色液制做了标本，根据显微镜检查发现了鼠疫杆菌。11月3日又抽了患者俞元德（男，16岁，11月6号死亡）的血液和淋巴腺穿刺液，并用土拨鼠作了动物实验。从第二天死掉的土拨鼠的血液和淋巴腺穿刺液里也发现了鼠疫菌状的杆菌，并进行了细菌培养，得到阳性结果。后来又把培养物送到省卫生处，吴昌丰技师检查了培养的杆菌，进行了血清凝聚反应，得到的也是阳性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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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死病”袭击浙江（2）
所有患者的临床症状都是淋巴腺肿、高烧、昏睡、头疼。
在确定鼠疫的当天，市政府立即封锁了传染区。6日设立了临时防疫处，但是死人依然不减。8日开始在传染区修建高米的围墙。
“戴防毒面具的人用石灰对街道消毒。那天夜里出动了消防车，把围墙内的建筑物全部烧毁。我亲眼见到火从我家酒店的窗户中烧出来，后来又烧上了屋顶，最后房子倒塌。由于被火烤，我的脸红了一个多月。四百多人流离失所，无家可归。”何褀绥摸着脸说，当年的情景直到现在依然让他惶恐不安。
恐慌弥漫了整个宁波城，学校停课、公共场所及旅馆、饭店纷纷停业，宁波变成了一座死城。疫势蔓延迅猛，发病暴死者接连不断，沿街走的是穿丧服啼哭的人，地上撒着消毒的石灰，四周阴森森的，恐怖万状。疫区天天死人，最多一天死了二十多人，死亡者很多是孩子。甚至有十二户人家全家死绝。
高将近4米的围墙挡不住疫病的漫延，也挡不住人们纷纷逃离城区，何褀绥的父亲也扔下酒店逃走了。外逃的结果是引发宁波周围的奉化、慈溪、象山等县的鼠疫大流行。
11月6日，疫区死亡人数已达五十五人，疫区居民怕被隔离，外逃日甚，疫情随之扩大。防疫处采取强制手段将剩余的四十多人全部隔离，布告全县举报外逃者，并派出搜索队日夜搜索外逃者。对死者的尸体也不再允许自家掩埋，而是要统一深埋于西南郊区的老龙湾。10日，省卫生处处长陈万里和卫生署防疫队第17队携带疫苗直奔宁波。
但是种种手段仍不能减轻宁波市民的恐慌。强制隔离和死者不能自己掩埋更使人们坚定了逃离的决心。何褀绥的父亲给店员们发了路费让他们赶紧逃走，但18个店员仍然死了14个。学徒钱贵法被拉入隔离病院，钱是少有的进了隔离院又得以生还的，他回忆道：“隔离院的情景就像是地狱，到处是垂死的人，面色发紫，手抓胸口，痛苦得嚎叫，在地上翻滚挣扎，真是惨不忍睹。”
11月30日晚，防疫处痛下决心，一举烧毁了开明街传染区所有的房屋。烧房从晚上7点开始，在11个点上同时点火，烧毁开明街上的113户住宅、店铺。宁波最繁华的一条商业街化为灰烬。
12月初，疫情得到控制。当年防疫机构的统计是，从疫情发生到最后一例病人死在医院，共35天的时间，死亡109人。这并不包括逃出宁波而死在其他地方的人。
宁波是国民政府控制疫情最好的典型。1940年鼠疫在宁波得到控制后，没有再度爆发。而衢州、常德却在以后的数年内多次爆发鼠疫，经年不绝，并且波及周围许多城市和乡村。
湖南常德市在1941年遭到鼠疫攻击之后，直到1945年11月，市区多次暴发的鼠疫至少造成6491人死亡，周边乡村的死亡人数超过万人。
而在鼠疫攻击之前，这些地方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鼠疫。
崇山，空前之浩劫（1）
1941年10月2日，浙江省义乌县城北门稠城镇十字街口一带，发现了胀着肚子的死老鼠。接着附近两居民暴病死亡。据义乌档案资料记载：“9日，发现六人继发鼠疫，病家及其邻近发现死鼠数十只。10日，居民六人暴卒，患区楼敬德家中发现死鼠五只。13日，隔离病院中，两名病人死亡。5日至15日累计发现死鼠一百余只。鼠疫迅速蔓延全城。”
得病的老鼠口渴难忍，到处找沟渠喝水，城内的水沟成为最快的传染路线。义乌城北门灵塘的水来自城东门的金山，老鼠们沿水沟而上找水喝，鼠疫迅速沿水沟窜行到东门，使这一带成为鼠疫的第二高发区。义乌是江南水乡，到处都有水，老鼠沿沟找水，鼠疫沿水传播，一时间，义乌城郊的下麻车、盐埠头、石古金、山口、下傅、陈村、义驾山、桥东、桥西、孝子祠、宗宅、三里塘、塘里赵、岭头、岭下等村落都成疫区。
据义乌县政府防疫机构统计：义乌城区鼠疫自1941年10月8日开始，当月死亡36人，11月1日至24日死亡57人。到12月，鼠疫蔓延到城内40多个居民点，其中以原发地北门一带最为严重。
崇山村医生全家死亡
崇山村，王选的家乡。1942年的崇山村是义乌县的一个乡，离县城义乌不过十几里地。
1942年11月15日，崇山所属的佛堂区区长周树萱向县政府报告说：“本年9月29日，即农历八月二十日起，崇山村发生鼠疫……”
1942年10月13日，崇山村农民王焕章清早起床去买了两把竹梢和一根毛竹，背着回来，在塘里洗了澡。到家，全身发烫，腿根肿痛，舌根发硬，病势危急。
于是家人立即请村中有名的中医王道生来给他诊治，家人急忙抓来王道生所开的药，喂他吃下，但是药毫不管用，晚上王焕章就死了。
王焕章一去世，伺候他的儿媳即发病，病势凶猛，次日也惨死了。王焕章独子王继法眼看着父丧妻死，一下就病倒了，随即高烧不止，22日挣扎了一天，也死去。接着四岁的孙女也死亡。十一岁的孙子由娘舅收养给人家看牛，被毒蛇咬死。就这样，王焕章一家五口人死绝了。
给王焕章看病的王道生也没有逃过死神的追击。回家后不久，作为医生的王道生就发烧，口渴难忍，虽然家人不离左右用心照顾。但只三天时间，王道生就痛苦地死去。王道生行医为善，在地方上是有名望的人物，又有八个儿子，因此丧葬隆重。
家里请来了和尚做了三天三夜的道场。乡里邻居包括其它乡里的亲戚都来奔丧，人员进进出出，很热闹。
但是道场未结束，恐怖的事就接二连三地发生了。第二个儿子王旌善的妻子吴菊兰病了，和王道生的病状一模一样，挣扎几天就死了。女儿王海妹、女婿鲍小牛带儿子鲍弟来崇山为父亲送丧，回义亭鲍宅后不几天三人全部死亡。吴菊兰死后，他的丈夫王旌善还没来得及埋葬妻子，自己也暴死了。
王道生十六岁的幼子逃到碑塘水口殿，病时四肢弯曲，如同“奎星踢斗”，死得更惨。儿子王旌堂逃到梅林村亲戚家里，由于八岁的孙女王妹带去的鼠疫病菌，引起亲戚全家五人染疫死亡。
王道生一家十人（王道生夫妻俩，四个儿子，两个儿媳，一个孙子，一个孙女）全部死亡。只有儿子王旌昌当时不在家，活到八十多岁，成为家族唯一幸存者。
1942年崇山的所有医疗就靠中医王道生，现在医生都死了，崇山人没有了任何医疗防预体系。人们只知道这是一场连医生都医不好的病，但是什么病，怎么传染的，没有人知道，更不知道是日本人施放的细菌。自王焕章和王道生去世后，崇山村每天死亡五至八人，最多的一天死了二十多人，不到三个月，就死亡403人（包括染病外逃死于外地的）。染疫不分男女老少，患病的死亡率高达95％，连年轻力壮、体格强健的也十病九死。
崇山人接二连三死亡，全村陷入极度恐怖。太阳没有下山，家家户户关了门，躲在家里。有病的人怕染上家人，只得出门逃避，亲戚朋友家里不敢去，就躲到无人管的庙宇里或者躲避到塘埂田里去等死。住在后山背的王焕海全家逃到野外，留老母亲看家，不料老母亲得了鼠疫，发高烧口渴难受，爬出门去沿街讨茶水喝，但没人敢给。最后连她自己的独生儿子见了都不敢靠近，眼巴巴看着母亲死去。
崇山鼠疫暴发几个月后，崇山人才知道这场瘟疫的名字叫做“鼠疫”，是“日本佬”投放的。
崇山乡长求救电
在鼠疫暴发的几天之后，义乌县政府召集各机关主管及城区中小学校长，成立了县防疫委员会，拿出的第一笔钱是“抗日应变经费”，暂作防治费用，并电请专员公署和省政府派力量防治，同时发动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