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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政治流氓化的另一个重要表现，是动辄在堂堂金銮殿里以棍子殴打大臣，这就是所谓“廷杖”。诚然，廷杖前朝也曾出现，但明朝却把这种污辱大臣人格的酷刑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从朱元璋到朱由检，被打得屁股血肉横飞（有的人当场毙命）的大臣们的凄厉呼号声不绝于耳，从正德时起，更规定大臣被廷杖时必须脱去衣服，有些大臣因此调治几个月还起不了床，有的落下终身残疾。就此而论，明朝可谓以廷杖始，也以廷杖终。
明代政治流氓化，导致了严重后果。其中最值得注意的即为流氓政治化。如臭名昭著的宦官魏忠贤，年轻时本来就是肃宁县吃喝嫖赌样样来、成天与一帮无赖鬼混的流氓，后来赌输了大钱，还不起，走投无路，才自行阉割，进宫当了太监。但正是这样的流氓无赖，却在天启年间掌握了国家大权，专权乱政，称九千九百岁，激化了各种社会矛盾，加速了明王朝的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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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节：明代流氓及流氓意识（4）
1989年3月18日于京西
（《社会学研究》1991年第3期）注释：
［1］顾起元：《客座赘语》卷4。
［2］谢肇淛：《五杂俎》卷3。
［3］［16］［19］李乐：《见闻杂记》卷10。
［4］谢肇淛：《五杂俎》卷5。
［5］郑钦：《伯仲谏台疏草》卷下。
［6］陈善等修：《杭州府志》卷19，“风俗”。
［7］范濂：《云间据目抄》卷2。
［8］范守己：《曲洧新闻》卷3。
［9］佚名：《民抄董宦事实》。
［10］沈蔡：《紫堤村志》。
［11］陈善等修：《杭州府志》卷19，“风俗”。
［12］《启祯记闻录》卷1。
［13］许自昌：《樗斋漫录》卷12。
［14］郑晓：《今言》卷4。
［15］江进之：《雪涛小书》，第113页，国学珍本文库第一集。
［17］焦竑：《玉堂丛话》卷8。
［18］吴履云：《五茸志逸》卷7。
［20］田艺蘅：《留青日札》卷9。
［21］路工：《访书见闻录》，第321页。
［22］石成基：《传家宝》三集，卷8。
［23］嘉靖《姑苏志》卷13。
［24］李日华：《紫桃轩杂缀》卷3。
［25］吴履云：《五茸志逸》卷1。
［26］《明经世文编》卷62。
［27］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卷25。
［28］《大雅堂订正博识》卷6。
［29］李日华：《味水轩日记》卷5。
［30］刘昌：《悬笥琐探》。
［31］黄宗羲：《南雷文集》卷10。
［32］赵翼：《廿二史札记》卷36。
［33］赵翼：《廿二史札记》卷32。
［34］赵翼：《廿二史札记》，“胡蓝之狱”。
［35］朱升：《朱枫林集》卷10。
［36］《解学士全集》卷首，《年谱》。
［37］黄溥：《闲中今古录摘抄》。说酒与明朝社会
一、酒与皇帝
在明朝皇帝中，不饮酒的，一个也没有。因此，宫廷酿造或采买以及各地上贡的名酒，构成五花十色的“系列”酒——御酒。有专门的机构叫“御酒房”，由宦官管理，设提督太监一员，佥书数员。“专造竹叶青等各种酒，并糟瓜茄，惟干豆豉最佳，外廷不易得也。”［1］
宫中自酿的美酒，如“满殿香”、“内法酒”，据万历时品尝过的顾起元（1565—1628）说，“色味冠绝”。［2］但看来这也是见仁见智，明清之际的宋起凤则认为：“旧日禁中内造，杂薏苡为酿，色白，味冽。多饮败脑，苦曲糵胜也。”［3］内法酒有个总的名称，叫长春，分甜、苦两种。具体的酒名，除前述竹叶青、满殿香外，还有金茎露、太禧白等。太禧白色如烧酒，彻底澄莹，浓厚而不腻，被视为绝品。金茎露，孝宗初年才有配方，清而不冽，醇而不腻，味厚而不伤人，有人誉之为“才德兼备之君子”。［4］崇祯皇帝很喜欢饮金茎露、太禧白，将之命名为长春露、长春白，宫中也就不再称金茎、太禧了。有首宫词说：
法酒清醇酿得工，尊罍亦自畅皇风。
太禧白与金茎露，不若长春是混同。［5］
平心而论，帝王居九五之尊，富有四海，能够运用至高无上的权力，搜集佳酿配方，调来最优秀的技师，总的来说，大内之酒，自是小民所酿不能望其项背；惟其如此，宫中制酒的配方，偶尔传至民间，莫不视为珍宝。高濂藏有“内府秘传曲方”，现转录如下：
白面一百斤，黄米四斗，绿豆三斗。先将豆磨去壳，将壳簸出，水浸，放置一处听用。次将黄米磨末入面，并豆末和作一处。将收起豆壳浸水，倾入米曲豆末内，和起，如干，再加浸豆壳水，以可捻成块为准，踏作方曲，以实为佳，以粗桌晒六十日，三伏内做，方好造酒。每石入曲七斤，不可多放。其酒清冽。［6］
我想，今日酒家有兴趣者，不妨一试。
皇帝毕竟是皇帝，其举手投足，往往影响整个国家、社会。以饮酒而论，如普通百姓，即使发起酒疯来，多半是在家门中闹些小风波而已。而皇帝嗜酒，则有可能败坏国家大事。因此，大臣往往向皇帝进谏，劝其节酒。如李贤（1408—1466）在给代宗朱祁钰（1428—1457）的《上中兴正本疏》中，即提出：“夫宴乐乃害心之鸩毒，酒色实伐性之斧斤。伏望陛下以前代圣贤之君为法，绝去嗜欲之私，养其清明之德，以斯民未被其泽为忧，以天下未得其宁为念。”［7］而对于大臣，皇帝更不会允许他们溺于酒海，严重的，将被枷号示众，甚至革职。对于此事，有明一代皇帝中，以宣宗朱瞻基（1397—1435）抓得最紧。他鉴于“郎官御史以酣酒相继败”，专门撰写了《酒谕》。这是明代酒史中很有价值的文献，引了《周礼》、《书经》及古圣贤的明训，说明酗酒的危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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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节：酒与皇帝（1）
天生谷麦黍稷所以养人，人以曲糵投之为酒，《周官》有酒正，以式法授酒材，辨五齐之名、三酒之物，以供国用。《书》秬鬯二卣曰明禋，《诗》既载“清酤赉我，思成以享”，祀神明也。“厥父母庆，洗腆致用酒”，以事亲也。“岂乐饮酒”，以燕臣下也。“酒醴维幔靡源蠖贰保磅Ь朴醒埽侄褂屑保喔感旨芭笥压示梢玻杂弥笳撸脐驴煞虾酰慷笫赖⑹扔诰疲笳咄龉ド恚≌甙艿路鲜拢破淇捎泻酰孔源笥硎枰堑医涓示疲商乐恋垡邑韪页缫耐酢⑽渫踅涑枷略弧拔抟途啤保弧暗陆拮怼保弧案罩朴诰啤保鬃友浴安晃评А保掷裼幸幌装侔荩辉蚓脐挛豢捎性眨糠蚍蔷莆抟猿衫瘢蔷莆抟院匣叮┙魇ト酥涠裰恃桑跗淇梢病＃�8］
显然，这篇历史文献中所引孔子的名言“不为酒困”等明训，以及宣宗说的“耽嗜于酒，大者亡国丧身，小者败德废事”，即使在今天，仍然不失为是长鸣的警钟。诚然，今天的世界比古代复杂得多，因嗜酒亡国，不可能再发生。但是，澳大利亚的土人，有钱即买酒，有酒则必痛饮而至于酩酊大醉，从早到晚，几乎全泡在酒中，人们正担心这些土人，将因嗜酒而导致绝灭种族。这与我国殷人嗜酒而亡国，如出一辙。谁能料到，“殷鉴不远”，却在澳洲当今之世？
当然，反对“耽嗜于酒”，绝对不等于禁酒。对于臣下的适当饮酒，皇帝不但不反对，有时还十分关心。如生性宽厚平和的孝宗朱祐樘（1468—1505）曾经问一内侍：“今衙门官，每日早起朝参，日间坐衙，其同年同僚与故乡亲旧亦须燕会，那得功夫饮酒？”内侍回答：“常是夜间饮酒。”孝宗听后忙说：“各衙门差使缺人。若是夜间饮酒，骑马醉归，那讨灯烛？今后各官饮酒回家，逐铺皆要笼灯传送。”［9］从此，形成定制，北京、南京都一样，虽风雪寒冷之夜，“半夜叫灯，未尝缺乏”。应当说，像孝宗这样关心体贴臣下的皇帝，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多见。
事实上，皇帝用于赏赐的酒，数量是相当可观的。在明朝典礼中，每宴必传旨：“满斟酒。”又云：“官人们饮干。”李东阳（1447—1516）有诗谓：“坐拥日华看渐近，酒传天语饮教干。”此外，还有一种在元杂剧、《水浒》、《金瓶梅》中出现过，在今人看来似乎名称怪异的“头脑酒”。史载：“故事，自冬至后至春日，殿前将军甲士赐酒肉，名曰头脑酒。”［10］喝这种酒，目的在于御寒。在明朝史料中，有关“头脑酒”的记载，寥寥无几，基本上没有超出天启年间朱国祯所记录的范围：
凡冬月客到，以肉及杂味置大碗中，注热酒递客，名曰头脑酒，盖以避寒风也。考旧制，自冬至后至立春，殿前将军甲士皆赐头脑酒，祖宗之体恤人情如此……景泰初年，以大官不充，罢之。而百官及民间用之不改。
瑞州敖宗伯铣与吴宗伯山姻，家相近。敖豪饮大嚼，吴方初度，具冠服过，觞之。及门已苦饥矣，吴戏出句，欲敖对就，方具酒。句云：“暖日宜看胸背花。”敖应声曰：“寒朝最爱头脑酒。”一笑，共饮，极欢。［11］
从朱国祯的记载可以看出，在明朝，从官府到民间，“头脑酒”是相当风行的。而在江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