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串的溢美之词，不过是障眼法，或者说是为否定君权而披上的外衣。正是在这一大段为本朝皇帝唱赞歌的文字前面，谢肇淛痛快淋漓地写道：“三代以下为主，汉文帝为最；光武、唐太宗次之；宋仁宗虽恭俭，而治乱相半，不足道也……建武之政，近于操切；贞观之治，末稍不终……盖不惟分量之有限，亦且辅相之非人。宋仁宗四十年中，君子小人相杂并进，河北西夏，日寻兵革，苟安之不暇，何暇致刑措哉？四君之外，汉则昭、宣、明、章，唐则玄、宪、宣、武，宋则太祖、太宗、孝宗，其拨乱守成，皆有足多者。而隋之文帝，唐之明宗，周之世宗，又其次也。大约贤圣之君，百不得一；中上之资，十不得一。庸者什九，纵者十五，世安得而不乱乎？”［4］这里，谢肇淛把“三代以下”的皇帝大部分都否定了，指出他们当中连“中上之资”也“十不得一”，绝大部分都是庸庸碌碌、放纵浪荡之辈。这就揭开了天人合一、君权神授的假面具，戳穿了皇帝是神的神话。类似谢肇淛这样的批判君权的思想，一直流波不息。清初雍正皇帝曾愤愤然地说：“昔明嘉靖、万历之时，稗官野史所以诬谤其君者，不一而足，如《忧疑议录》、《弹园杂志》、《西山日记》诸书，咸讪诽朝廷，诬及宫壸。当时并未发觉，以致流传至今，惑人观听。”［5］这正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明中叶后思想界否定君权的动向。但是，这种批判君权的思想，在明王朝封建专制主义的桎梏下，毕竟没有能够形成一股强劲的思潮。没有封建秩序的大动荡，就不可能有新思潮。只有在政权、族权、神权、夫权这四根封建主义的绳索遭受沉重打击而出现松动后，批判君权的思潮才可能形成。轰轰烈烈、势如狂飙席卷大半个中国的明末农民战争的风暴，正是起了松动这“四根绳索”的伟大作用。以李自成、张献忠为代表的明末农民军，不仅焚毁了所谓神圣不可侵犯的凤阳皇陵，杀了所谓“天潢贵胄”——藩王世子，甚至在攻克洛阳后，逮捕了福王朱常洵，“荐王于俎，酌其血杂鹿醢尝之，曰此福禄酒也”。［6］直到进军北京，攻入紫禁城，迫使走投无路的崇祯皇帝朱由检悬尸煤山。同时，农民军由弱变强，节节胜利的过程，也是君权的腐朽、暴戾进一步暴露的过程。即以朱由检而论，性多疑忌，刚愎自用，锄去客氏、魏忠贤后，却继续重用阉人，让宦官监军，动辄大兴诏狱，革除、杀害大臣，17年间，竟像走马灯似的换了50个宰相。［7］这就有可能使清初思想界的有识之士，从朱由检的身上看到了君权罪恶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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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3节：“拟桃源”解（11）
清初思想界把明王朝的覆亡惊呼为“天崩地坼”、［8］“天倾地陷”。［9］他们痛定思痛，在总结明亡教训、谋求治世药方的过程中，不能不批判明王朝的种种弊政。而这些弊政，绝大部分都不是明王朝特有的，乃是自秦汉以来即不断巩固、发展的封建专制主义带来的必然结果；而离开了君权，便无从谈论封建专制主义统治下的根本积弊。因此，批判的矛头，便不能不指向君权。黄宗羲慨乎言之：“后之为人君者不然，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亦无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公。……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是以其未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曾不惨然，曰我固为子孙创业也。其既得之也，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曰此我产业之花息也。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向使无君，人各得自私也。……岂天地之大，于兆人万姓之中，独私其一人一姓乎？！”［10］这种措词激烈、犀利的“无君”论，称得上是一篇讨伐君主制度的檄文。唐甄的批判，比黄宗羲更大胆，更激烈。他把帝王与盗贼相提并论，直接斥责“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11］并横扫帝王头顶上金光闪闪的灵光圈，把他们从“神”的宝座上拉下来，还其也不过是普通一人的真面貌：“天子之尊，非天帝大神也，皆人也。……岂人之能蔽其耳目哉？势尊自蔽也。……位在十人之上者必处十人之下……位在天下之上者，必处天下之下。”［12］一方面，指出帝王也是普通的人，另一方面，指出“势尊”的危害性，这是很深刻的批判。如果没有以宗法血缘为纽带的封建等级制，让帝王在“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宝塔尖上“位居九五之尊”，某些帝王也不至于昏聩、腐朽到骇人听闻的程度。康熙末、雍正初的曾静，在所著《知新录》中，则抨击皇帝是豪强、光棍。他说：“皇帝合该是吾学中儒者做，不该把世路上英雄做。周末局变，在位多不知学，尽是世路中英雄，甚者老奸巨猾，即谚所谓光棍也。若论正位，春秋时皇帝该孔子做，战国时皇帝该孟子做，秦以后皇帝该程、朱做，明末皇帝该吕子做，今都被豪强占据去了。吾儒最会做皇帝，世路上英雄，他那晓得做甚皇帝！”［13］尽管今天在我们看来，曾静在皇帝该由谁做的问题上，所论未免迂阔。但是，在当时敢于以儒者的代言人自居，公然宣称应该由他们来当皇帝，痛斥以往的皇帝是“豪强占据”甚至是“老奸巨猾”的“光棍”，这同样是对君权神圣性的大胆否定与嘲弄，是难能可贵的。傅山则以赞赏的口吻，称道李白对皇帝的态度：“李太白对皇帝只为对常人，作官只为作秀才，才成得狂者。”［14］这也是对君权神圣性的一种否定。
当然，像黄宗羲、唐甄、曾静站在这样的高度，以这样激烈的语言批判君权，在清初毕竟是少数。“清承明制”。从阶级本质上说，清朝与明朝并没有什么不同，都是地主阶级专政。在“三藩事件”平定后，清王朝把封建专制主义的国家机器愈拧愈紧。用赤裸裸的语言批判君权，很容易招来杀身甚至灭族之祸。即以上述黄、唐、曾三人而论，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写成后只在至爱亲朋中流传，并未刊刻问世，直到清末才由梁启超等人大量翻印、流传；唐甄晚年思想转于消沉，从壮年时批判的峰巅上退下阵来，把书名也由锋芒毕露的《衡书》改名为《潜书》了；曾静则被逮捕入狱，由雍正皇帝亲自过问他的案件，被迫自打耳光，写了《归仁说》，以求饶免死。因此，清初思想界中批判君权的多数人，不得不以曲折的形式，用史论的外衣把自己包裹起来，挥笔上阵。批判秦始皇的高潮兴起，正是深刻地表明了清初批判君权思潮的一个重要特点。
秦始皇作为中国第一个封建专制主义的皇帝，集功过于一身，毁誉参半。但在清初思想界，他是被作为君权种种罪恶的渊薮、象征性的代表人物而加以讨伐的。这在清初人的诗文中，简直俯拾皆是。李塨谓：“朝廷者，天下之首也。天下者，朝廷之腹背四肢也。世有腹背四肢疲病，而元首康安者乎？秦始皇以私智取天下，恐天下之叛也，遂削兵坏城，诛豪俊，坑儒生，为弱天下之谋，而不知其亡也忽焉。何者？腹背四肢病，而元首亦随之以亡也。呜呼，愚矣！”［15］顾炎武在《秦皇行》诗中谓：“秦肉六国啖神州，六国之士皆秦仇。剑一发，亡荆轲；筑再举，诛渐离。博浪沙中中副车，沧海神人无奈何。自言王者定不死，岂知天意亡秦却在此！陨石化，荆轲塔，位于河北县城郊，建于辽代。何镇邦先生摄。山鬼言，天意茫茫安可论。扶苏未出监上郡，始皇不死仇人刃。”［16］傅山则在诗中辛辣地嘲笑了秦始皇的贪得无厌，帝王们都是乾坤的盗者：“……大宝非盘杆，缄縢不可藏。汲汲厌王气，愚哉秦始皇。竖儿攫团黍，得者矜其长。既啖复顾，唯恐夺于旁。志态亦何鄙，腹饱气不扬。旷观（按：古今字）千古，乾坤真盗囊。稷契何盛际，揖让见虞唐。”［17］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不断遭到后世的唾骂。清初思想界中批判焚书坑儒者更是大有人在。陈元孝《读秦纪》诗谓：“谤声易弭怨难除，秦法虽严亦甚疏。夜半桥边呼孺子，人间犹有未烧书。”［18］袁枚录朱排山《咏始皇》诗云：“诗书何苦遭焚劫？刘项都非识字人！”［19］这与唐章碣的“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宋杨文今“儒坑未冷骊山火”，以及明末袁中郎“枉把六经灰火底，桥边犹有未烧书”都是一脉相承，尖锐地鞭笞了秦始皇。阎尔梅在《咸阳杂咏》中，尖锐地批判了秦始皇企图把家天下传至万世的迷梦：“孝公修政徙咸阳，踵事增华历武襄。鹑首邀天原不醉，豺声震地遂如狂。开轩狭小前宫阙，变法焚烧古帝王。若使一家能万世，至今犹至筑阿房（《尉缭子》谓始皇豺声）。”［20］归庄则在《万古愁》中抨击了秦始皇想长生不老，永远当皇帝，结果却二世而亡，留下千古笑柄：“咸阳气正豪，六雀巢俱扫。琅琊碑镌不了秦官号，绿云鬟状不了阿房俏，人鱼膏照不了山泉奥，童女郎采不了长生料。怎知一霎时有赤帝子当道，巨鹿北，干戈倒；函关上，旌旗耀；轵道旁，婴前导。试看那咸阳三月彻天红，枉惹得关东六主泉台笑。”［21］阎尔梅对秦始皇滥用民力，修建规模宏大、富丽堂皇的骊山墓，更作了有力的批判。他在《游骊山题始皇陵》诗中写道：“千尺神皋大半崩，幽王陵逼始皇陵。金刀斩绝温泉气，铜椁锹残冷水冰。宝物岂能生朽骨，长眠何用设明灯？羡门穿透烽台路，可有佳人笑裂缯？”［22］后又写《再题始皇陵》一首，讽刺他既寻仙药又建茔，妄图死后继续在地下宫殿内穷奢极欲，实际上是自掘秦王朝的坟墓：“……既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