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元仅占0。07。这个数字除去上海地区工资差别的因素外，比当时的一般基层干部的收入，包括一般知识分子的收入都高一些，（南京地区的大学本科毕业生转正后的月工资是53。40元）和农民相比当然很高，但是在那个年代，工人和农民的收入不是一个概念。
被毛批评的“高薪阶层”确实存在，高薪者主要是党和军队中的高级干部，民族资产阶级，少数名演员和少数高级知识分子。资料显示：1957年的少将月薪是350元；军队正营干部月薪是145元；1956年16级干部月薪110元，17级干部月薪94元。除了军队中高级干部和地方13级以上高干的工资较高外，地方一般中级干部的工资和全民所有制企事业单位职工的工资的差距相差两倍左右。1956年一级教授月薪为345元（南京：333元），但全国只有56个一级教授。
在大力推动国家工业化的五十年代，毛是绝不允许谈论这些问题的，尤其不允许进行工农收入的比较。广大农民看病难，建国以来一直是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和此相对照的是等级严格的干部保健制度，这种医疗保建制度由来以久，当然是有问题的，可是过去毛未曾严厉批评。六十年代初他注意到“高薪阶层”的问题，在这前后他更注意到“干部生活特殊化”的问题，这对他是一个飞跃，可是用阶级斗争的概念来解释这些现象是不准确的，因为那些高薪者并不是要走资本主义道路，他们中的一些人可能是“官僚主义者”或“官老爷”，最多就是贪图舒服，在群众面前摆威风，欺压群众，欺上瞒下，这是一种特权行为。毛批评官僚主义和官僚主义者无疑是正确的，因为说到底，特权行为是和党的“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以及共产主义原则相违背的。然而，二十多年前，王实味在延安就批评过这种现象，却被认为是“反党”；1957年，一些知识分子和群众又提出这个问题，被指责为“攻击党的领导”，“挑拨党群关系”，都被打成“右派”，送去“劳改”。在中国，在苏联，批评干部特权一直是一个禁忌话题，过去托洛茨基解释这是“工人国家蜕化”；以后南斯拉夫的杰拉斯（即旧译德热拉斯）说，这是“新阶级”，苏联人骂杰拉斯是“修正主义者”，中国也骂他反动。故而苏联看到六十年代初毛的批判官僚特权的言论，攻击毛是“半托洛茨基分子”。应该指出，毛批评苏联东欧国家出现了“特权阶层”是完全符合实际的，而指责毛的苏联共产党领导人，特别是勃列日涅夫及其亲信，还有跟着苏联跑的东欧国家的多数领导人，以及不跟苏联跑的罗马利亚的齐奥塞斯库夫妇，他们都是一群热爱美食、好车和别墅，以及黄金饰物、高级礼品的特权分子。在苏联东欧国家，干部的权力来自上级机关的任免，工人和群众没有监督权和罢免权，也不存在真正的舆论监督，确实早已形成一个特殊利益群体或特权阶层。
毛主席希望中国避免苏联出现的情况，主观愿望是好的。他认为干部的变坏是下面几个原因：1，本来就是地主资产阶级分子，混入党内，即所谓“阶级异己分子”；2，好人成了“蜕化变质分子”，“忘了本”，被地主，资产阶级用“美人计”和几斤肉，几瓶好酒，几条好烟等拉下了水；3，脱离群众，脱离劳动所造成。而解决的办法是：1，干部参加劳动，2，加强思想学习，3，间隔用搞运动的方式来清洗干部队伍。但毛在六十年代以前却是长期默认“反领导就是反党，就是反毛主席”这个规则的，这是1957年反右派运动的铁的逻辑，给全国人民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但是到了六十年代初，毛好像改变了，是什么原因使他改变的呢？可能毛看到问题的严重性了，干群关系表面好像没有问题，但矛盾在增长，苏联存在的问题，在中国同样也存在。1962年初，大饥荒带来的破坏还没有恢复，全国人民都在节衣缩食，中央布署给17级以上干部提供副食品补助，广大干部都感谢刘主席，刘被认为是爱护干部的，而许多群众对此强烈不满。
毛做了一些努力来“缩小三大差别”，例如：要求干部参加劳动，1965年取消军衔制，高级干部降低工资等，文革初期毛又大力支持“群众的首创精神”，但从以后的大量事实看，毛的反官僚主义，支持群众“大民主”的思想和行为又是充满矛盾的。
1，文革初期，毛支持群众造反，但没过两年，就在群众中“清理阶级队伍”，大抓“五一六”；对文革中的“异端思潮”绝不容忍，“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红卫兵的“捉鬼战歌”：“拿起笔做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谁要敢说党不好，马上叫他见阎王”；文革中的社论语言：“谁敢反对毛主席，就砸烂谁的狗头！把他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就集中反映了那个年代社会意识的强制性质。2，毛要建立新文化，培养无产阶级新人，鼓励“五不怕”，但文革的“破四旧”，“建立新文化”却是以禁绝中外一切文化的“反智”和暴力破坏的形式出现的。用国家的力量推行“革命样板戏”，实际上是“假大空”泛滥，文坛一片肃杀，“文艺革命”的后面其实是文化专制主义和蒙昧主义。毛喜爱传统戏曲，有关部门在文革时期秘密组织著名演员为毛排演“折子戏”，再予以录像，送北京给毛欣赏。江青也利用特权欣赏“封资修”。文革期间，全国城市职工，包括干部，都没有调整工资，只有江青例外，从9级调到6级，月工资342。70元。3，为了标明和“刘少奇路线”的区别，毛大力支持“新生事物”，例如：批判工厂管理中的“管、卡、压”，“下放科室人员”，大办“七二一工人大学”，主张“工农兵上大学，管大学”，这些都反映了毛对理想的社会主义的追求。工农兵上大学是好事，但在这个好事的背后是对其它群体关起了大学之门，又造成新的不平等。文革后期，毛甚至对一些人利用干部资源“走后门”读大学表示理解和支持，毛的那句名言：从前门进来的不一定是好人，从后门进来不一定是坏人，从字面上解释，这句话并不错，却使早已习惯于毛氏“二分法”的许多群众大惑不解。在文革中农村教育和合作医疗都有一定发展，对农民有所帮助，这些应予肯定，但是农村中小学的发展和赤脚医生和合作医疗的出现没有对城乡二元结构有任何触及，更没有解决农村的核心问题：农民的温饱和生活长期贫困的问题。
曾经担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万里说：“1977年6月，党中央派我到安徽当第一书记。安徽是个农业大省，又是‘左’倾错误的重灾区。‘四人帮’在安徽的代理人推行学大寨的那一套‘左’的东西特别积极，农村问题特别严重，农民生活特别困难……吃不饱，穿不暖，住的房子不像个房子样子，门窗都是泥土坯的，桌子、凳子也是泥土坯的，找不到一件木器家具，真是家徒四壁呀！我真没料到，解放几十年了，不少农村还这么穷！我不能不问自己，这是什么原因？这能算是社会主义吗？人民公社到底有什么问题？为什么农民的积极性没有了？”“我刚到安徽那一年，全省28万多个生产队，只有10％的生产队能维持温饱，67％的生产队人均年收入低于60元，40元以下的约占25％，我这个第一书记怎么能不犯愁啊？”“人民公社化后发生的三年困难时期，到处浮肿病，饿死人。据了解，光安徽省的所谓非正常死亡人口就三四百万。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过去‘左’了那么多年，几乎把农民的积极性打击完了。”
田纪云回忆到：我本人1965年在贵州也曾率团到农村搞“四清”，亲历“人民公社化”的所谓“优越性”。人民公社一般是一乡一社或一区一社，以生产队（自然村）为单位，集体吃饭，打钟上工，敲锣下工。一年四季，何时下种，种什么，何时收割，怎样收割，一切听从公社指挥。那个时候，农民要想务工经商，会被当成不务正业，搞点家庭副业还会被当成“资本主义尾巴”割掉，一家养几只鸡都有规定，超过是不行的。哪块地种什么都要按上边的命令做。行距、株距都规定的很细。种的不对，就要拔掉。在这种制度下，农民简直成了公社的“奴隶”，失去了生产的自主权，更没有产品的支配权，也就没有了生产的积极性。劳动时社员们像一把扇面，一字排开，一小时休息一次，一次半小时，实际上出工不出力，磨洋工，聊天、吹牛、说空话。结果是，公共食堂办了不到一个月就垮了，连稀饭也喝不上了。中国农民被折腾得够惨啊！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消灭农村市场因素，确立城乡二元体制是毛及中央强力推动的，这和五十年代国家强力推行工业化有关，农民长期贫困则是和公社体制相联系的，这种体制又被毛理解为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而坚决维护。文革中的“制度创新”反映了他对创建一种新制度的理想，但这些又都是围绕毛的政治目标来布局的。毛在文革前夕和文革期间的思想和实践表明，他是激进的左翼，是运用一切方法，包括传统的思想资源和方式来实现其理想和意志的左翼，同时他又有着“左翼的限度”，毛不时会根据现实情况的变化，从他的左翼的高度后退，说到底这是因为毛有着互相矛盾的两面：他既是他所创造的体制的最大的造反者，又是这个体制的最大的维护者，他的内在的紧张性就在这里。
无可置疑，毛发动文革，是要用他的思想改变中国，他也要拿回他感到已旁落的大权。“大权旁落”是毛自己这样说的，现在流行一种分析模式，好像一论及毛的这个层面，就是不“深刻”，不“学术”，其实这是非常荒谬的。因为毛是何等人物，他哪是一个单纯思想人物？他是世界最多人口的国家的最高领导者，所以我说毛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