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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出身论”的兴起与大革命失败后中共组织构成的最新变化也有着密切的关系。1927后，随着中共逐渐开辟农村各革命根据地，农民党员在党的构成中的比重大大上升，与此同时，知识份子党员在中共的危难关头大批退党，带来了全党上下，尤其是党的领导层对知识份子的深刻的负面认识。这就是，在严酷的白色恐怖和战争环境下，地主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共产党员极易动摇叛变，而促使他们动摇叛变的原因即是其所受的敌对阶级思想影响，以及他们与旧阶级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中共唯一可以依靠的只能是从未受到敌对阶级思想影响，且在政治和经济利益上与地主资产阶级存在根本冲突的工农阶级。1927年国民党清党后，茅盾（沈雁冰）创作《蚀》三部曲，被中共认为：“这是用小说写他的思想”，“当时党认为这就是他的退党宣言”，“从此以后，他不找党，党也不找他”＇ ＇。
“阶级出身论”兴起的国际背景是斯大林的“清党”经验对中共的影响。1927年后，中共中央选派大批工人和知识份子党员赴苏联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共产主义劳动者大学）和其它军政学校学习，此时正值苏共开展清洗托洛茨基派的党内斗争，中国留学生也全部卷入。在苏共“清党”中，实行以阶级出身鉴别党员的严格的政策，凡工农出身的党员可以重新登记拿到党证，但非工农阶级出身的党员则一般降为候补党员，此种做法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也被照搬，对党员的思想影响极大＇ ＇。随着在苏学习的党员陆续返国并被派往各根据地，苏共的这种唯阶级出身的思想和组织方法迅即传播开来，并与根据地内已经出现的“阶级出身论”完全汇合。
从20年代末开始，中共党内的“阶级出身论”已渗透到党的思想和组织工作的广泛领域。1927年中共“八七”会议上首次提出提拨工人干部的主张。在1928年中共六大后，提拨、重用工人阶级出身的干部成为一种新的流行现象，一大批工人出身的党员被任命为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这批人中有：向忠发（中共六大政治局主席）、罗登贤（中共六大政治局候补委员）、卢福坦（中央临时政治局委员）、陈郁（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任命的政治局委员）、张金保（中共六大中央委员）、陈云（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任命的中央委员，临时政治局成员，中共六届五中全会选出的政治局委员）、项英（中共六大中央委员、中共六届五中全会选出的政治局委员）、邓发（中共六大中央委员，中共六届五中全会选出的政治侯补委曼）、谭余保（中共六大中央委员）、唐韵超（中共六入中央委员）、余飞〔中共六大中央委员）、顾顺章（中共六大政治局候补委员）。周秀珠（中共六大候补中央委员）、苏兆征（中共六大政治局委员）、徐锡根（中共六大政治局候补委员）、关向应（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中央委员）等数十人。
与拨提、重用工人干部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中共创建江西等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最初岁月就已表现出对非工农出身党员的排斥态度。在短暂的海陆丰根据地时期，工农出身的干部开会时可坐在前排，知识份子干部则被要求坐在后排＇ ＇。1928年9月，中共湘赣边界党组织在井岗山地区首次开展了一场以清洗党内地富出身党员为目标的“洗党”斗争＇ ＇。在战时氛围下，出身地富家庭的党员虽然经受过严酷的斗争考验，但这并不能使根据地领导人相信，他们在未来的斗争中还会立场坚定，革命到底。而在红色区域，确实也存在着个别知识份子党员卷款潜逃或脱队叛变的事例，这就更使得推行“阶级出身论”有了理论与事实的证据。
1927年后，革命的主体已从工人阶级和知识份子转变为农民阶级，中共依靠由贫苦农民组成的红军，建立起苏维埃政权，在党的意识形态义理系统中，唤起农民的“阶级觉悟”，激发他们对国民党、地主、资产阶级仇恨，占了最重要的比重。广大农民出身的党员作战英勇，对敌斗争坚决，尽管他们对马列理论知之甚少，但是农民出身的党员所具有的“朴素的阶级感情”，他们对革命的忠诚，及与国民党势不两立的立场与态度，成为凝聚革命队伍的最重要的思想动力。中共相信，凭籍着这种巨大的精神力量，在敌强我弱的环境下，完全可以在苏区建立起自己的阶级基础和社会基础。
在苏区紧张的战争环境下，“阶级出身论”逐渐成为党和军队的一种约定俗成的思维方式和组织原则，这其中除了领导机关有意识的推动之外，苏区“军事第一”客观环境也使得这一观念渐趋制度化。在根据地的组织工作领域，除非在莫斯科受过正规的军事训练，在军事斗争中表现英勇，取得战功，被认为是经受过严峻的战争考验，知识份子干部一般多被安排在地方苏维埃政权机构从事宣传和文教工作，这样的安排并非千篇一律，有时也会出现例外的情况，但大致成为组织工作中的一种传统方法，久而久之，就在根据地干部中造成一种印象，这就是知识份子干部不适合做最重要的军事工作。在军事第一，枪杆子决定一切的年代，文职干部在党内的地位自然低于军事干部。而知识份子党员也完全认同了“阶级决战”的口号，对加在自己身上的某些歧视性的安排，多能从党的利益的角度予以理解。因此“阶级出身论”就成为了一种公开的思想意识。
在浓厚的唯阶级出身的氛围下，根据地内逐渐出现几种带普遍性的现象：出身地富家庭的知识份子党员干部受到各种有形或无形的歧视，在鄂豫皖地区，知识份子干部被贬称为“白腿杆”，意即是没有实际斗争能力的人，以致一些知识份子不得不故意装成文盲。在30年代初，仇视和乱杀知识份子最严重的是张国焘领导的红四方面军及鄂豫皖、川北根据地。1937年进入延安中央党校的原红四方面军的干部中，许多人明明识字，却硬要伪装成文盲，唯恐因识字而遭清算＇ ＇。其二，一旦发生大规模的党内斗争，地富出身的知识份子干部一般部会首当其冲成为被斗争对象，甚至遭到肉体消灭。
1930年初，经历多次组合的江西地方红军和赣西南党团机构在若干问题上与江西苏区最高领导人毛泽东产生了意见分岐，由毛泽东主持的“二七”会议将赣西南方面的负责人扣上富农份子的帽子，2月16日由毛任书记的红四军总前委发出《前委通告第一号》，正式宣布开展肃清地主富农的斗争。通告指出：赣西南党内有一严重的危机，即地主富农充塞党的各级地方指导机关，党的政策完全是机会主义的政策，若不彻底肃清，不但不能执行党的伟大的政治任务，而且革命根本要遭失败。联席会议号召党内革命同志起来，打倒机会主义的政治领导，开除地主富农出党，使党迅速的布尔塞维克化＇ ＇。
“打倒机会主义领导”在此前还是一个党内斗争的概念，1927年“八七会议”前后始出现的概念，也只是宣布改变陈独秀的路线，并中止其在中央的领导职务。在这之后，中共虽已愈益强调思想统一，但党内还保留了若干大革命时期民主传统的痕迹。依那时的党道德和党伦理，不同意见仍可在党内争论，中共中央或莫斯科共产国际总部则拥有最终裁判权，未闻有将持不同意见的党内间志予以肉体消灭的事例。但是到了1930年，毛却将“打倒机会主义领导”与肉体消灭结合起来。将一个党内斗争的概念转变成一个对敌斗争的概念，这中间需要过渡和转换，毛泽东轻而易举就找到了这个中介环节。他宣布党内机会主义领导本身就是地富反革命份子，从而将对敌斗争的口号——打倒国民党、消灭地富反革命，与党内斗争的概念“打倒机会主义领导”顺利地衔接起来，一举获得了镇压的正当性。所谓镇压有据、消灭有理。随后展开的红一方面军内部的“打AB团” 极为惨烈，地富或知识份子出身的党员干部人人自危，朝不保夕。于11月下旬至12月中旬在一方面军迅速发动“快速整军”——其主要内容就是在师团营连排成立肃反组织，捕杀军中地富出身的党员和牢骚不满份子。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在四万多红军中肃出4400余名“AB团”份子，其中有“几十个总团长”（指“AB团”总团长），这些人都遭处决＇ ＇。
需要强调的是，20年代末，所有的中共革命根据地都是党的知识份子干部率先开创，而坚持“阶级决战”路线，在苏区全面推行工农阶级优先政策的中央核心层的绝大多数领导人也都是知识份子出身。只是他们与一般意义上的知识份子不同，博古、张闻天、周恩来、任弼时、王稼祥等基本为葛兰西所称的那种“有机化知识份子”，即以革命为志业的新知识份子。这批人士中除了张闻天等个别人，或者没进过大学，或者所受的大学教育为时较短，即使留学出洋，也多为勤工俭学性质，基本上未受西方学校正规教育的训练。20年代中共领导人知识背景上的另一个特点是他们都曾在苏联学习过，这种学习基本为政治理论性质的培训教育，不管留苏时间长短，苏俄十月革命的基本经验：阶级斗争、暴力革命、镇压资本家和资产阶级知识份子，都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1928年中共六大，布哈林代表共产国际作报告对陈独秀、彭述之等大知识份子大加嘲讽、批判，更将疑惧知识份子的思维方式从此深埋入这批留苏干部的心中。这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