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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60年代特定的时代氛围下，伴随着“备战”的升温和“大三线”的建设，在产业工人中，军工企业的工人，无论在政治地位、经济收入方面，都高于一般大厂的工人。因为军工企业的职工都经过较为严格的“政审”，被认为政治上比较“可靠”，而民用大厂的职工，虽经多次清理，就是到了60年代前期，还是存在着“严重不纯”的现象。例如：1960初的鞍钢无缝钢管厂，共有2576名职工，但“不纯份子”竟有558人，占到职工总数的21．6％强＇ ＇。同样是工人，有产业工人与财贸职工的区别；有军工企业工人与一般大厂工人的区别；有国营工厂工人和集体工厂工人的区别；有地方国营工厂工人和直属中央大厂工人的区别等，在“成份好”的工人与“成份不好”的工人之间，存在着很大的鸿沟。
在一些工厂，“出身不好的师傅不许带徒工，不许操作精密机床”＇ ＇。党组识一般较少在集体工厂、街道工厂工人中吸收党员，概因后者多系城市贫民出身，被认为受旧社会影响较深，或社会关系复杂。即使一般工厂招工，也要找家庭成份好的＇ ＇。
与城市相比，农村中的政治分层在60年代前期基本没有变化。位居政治身份第一层的仍是贫下中农，而军人家属、烈属，又优於一般的贫下中农。由于60年代初的大饥荒造成农业的巨大破坏，这几年农村工作集中于“恢复生产”，“对敌斗争”得到相对缓和，这种局面持续到1963年初，随着四清运动的推开，农村又被推入人为煽起的阶级斗争的狂热之中。
1963年后，被人为激化的阶级斗争形势推动了社会整体环境的进一步“纯化”。为落实毛泽东提出的“备战”的指示，全国各厂矿企事业单位都办起武装基干民兵，选拔的标准就是“根正苗红”。这项措施再次将人群分开。同年，在城市中实施“四类份子”定期向当地派出所汇报，接受训话的制度。1964年，各大学依据大学生的阶级出身和现实思想表现，例如：“对苏联现代修正主义文艺的态度”，对肖洛霍夫的中篇小说《一个人的遭遇》、丘赫拉依的电影《士兵之歌》的看法，在大学生中排列出 “反动学生”，由组织人事部门予以“内部控制”，情况严重者，如记有“反动日记”者，则移送公安部门。该年，全国各级党政机关又在内部对城乡人民中有台、港、海外关系者开展了一次调查活动＇ ＇，使“阶级阵线”更加分明。1965年，为了保证首都的“纯化”，还将一批成份不好的青年动员迁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在“四清”运动中，城市街道居委会第一次越过单位，开始经常组织对所辖范围黑色部类的群众批斗大会。
1964年在全国范围内，特别在农村地区阶级斗争的野火己燃成一片“燎原之势”。在刘少奇的指导下，全国150万干部下乡开展“四清运动”，到处寻找子虚乌有的“小台湾”（“资本主义复辟”的据点）。各中央局书记、省委第一书记、国务院部长、军队高级将领纷纷亲自“蹲点”，指导各地进行“民主革命补课”，进行所谓“第二次土改”和重新划分农村阶级成份，将一批批“隐藏的敌人”清查出来。仅以中共中央西北局和陕西省委四清的试点单位长安县为例，经过“四清运动”，共补划地富3271户，相当於原来的1．2倍，连同原地富户，共有5992户，占全县人口的9．2％。运动中被重新戴上四类份子帽子的有348人，新查出的四类份子有4305人，被关、管、斗者3275人，被列入“反革命基础”六种人的有1931人＇ ＇。
在所有这类斗争中，农村中的地富及其家属子女作为一个群体，尽管早已是“死老虎”，但都被重点打击，成为引导运动开路，进行新一轮阶级斗争热身准备的牺牲品。在不断强化的对敌斗争教育的作用下，对地富及其家属子女采取了定期训话，集体罚跪，捆打等斗争三段。这种现象由来已久，自土改以后，只要阶级斗争形势尖锐，就会出现上述情况。山东省历城县部分农村地区在五十年代初就采用打骂的方法对地主进行“集训”同时规定，不准地主看戏，不准地主和群众讲话，地主在路上遇到任何人，都要低头让路，乡干部、民兵可以随时入地主家进行检查＇ ＇。如果地富子女有任何细微的不顺从，都会被判定为“阶级报复”，而遭到严厉的惩罚＇ ＇。为了确保在地富死亡后农村阶级斗争对象的继续存在，农村地区普遍实行起地富身份世袭制，将一大批1949后出生的地富子女也定性为地富份子。此种做法也是有其来源，即一些地区50年代土改运动后对地主全家进行管制的传统＇ ＇。在铺天盖地追求“纯化”的大环境下，地富及其子女已彻底沦为新社会的贱民＇ ＇，他们不仅毫无权力，甚至不能婚嫁，以致于地富女儿欲嫁单身老矿工，也被指责是“为反革命传宗接代”＇ ＇。
在60年代前期的社会分层再确定的工程中，“阶级出身论”借助于意识形态传媒的鼓动，尤其通过“四清”运动得到不断强化，形成一种巨大的精神氛围，最终为文革期间“血统论”的大泛滥提供了充分的思想基础和传播的土壤。
从1963年开始，一场“阶级教育”运动在全国平地掀起，“阶级教育”运动的主要内容是开展“三史教育”（家史、村史、厂史或厂史、社史、街道史），以激发广大干部群众对旧社会的仇恨和对新社会的热爱，此即所谓“忆苦思甜”。在“阶级教育”运动中，对“雷锋精神”提出了指导性的解释，这就是：“对待同志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敌人像严冬般残酷无情。”这个概念其实产生于革命战争年代，谢觉哉在1939年3月给中央党校学员作报告时即提出，共产党员“对敌人应无情”，“对敌人饶恕即是对革命的摧残。同志间热哄哄，对敌人冷冰冰” ＇ ＇。为了配合“阶级教育”，从1963年 5月起，全国各省、市、地、县普遍举办阶级斗争展览，烘托出资本主义复辟的恐怖气氛，其中最典型的是四川大邑县的“收租院展览”。在这些展览馆中，一般都收有地主残害农民的刑具和地富收藏的“变天账”。以后这类陈列大多改为永久性的展览馆，以提醒人们世世代代“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
从1963至1965年，宣传媒介不遗余力地向社会各阶层人民密集灌输阶级斗争的观念，不断推出一个个面目狰狞，时刻梦想复辟资本主义的“阶级敌人”形象。在林林总总的新老反革命图谱中，既有老反革命、老地主和地主婆，也有被敌人腐蚀拉拢、蜕化变质的“新生反革命份子”，更有形形色色的资本家和小业主。所有这些“敌人”都有下列的共同特点：1、时刻准备复辟资本主义，向工农革命干部进行阶级报复；2、时刻与革命力量争夺下一代。60年代初中期推出的电影：《千万不要忘记》、《夺印》、《青年一代》、《箭杆河边》等，都具有上述类型化的特点，当时，这些电影在全国城乡被反复上映。为调动普通群众的阶级斗争意识，还兴起了“大讲革命故事、大唱革命歌曲、大演革命现代戏”的热潮，其目的都是为了教育群众“站稳阶级立场”，“提高阶级觉悟”，“激发阶级仇恨”，使得“阶级出身论”的意识几乎燃到沸点。
1964年“四清运动”全面开展后，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各级党组织向包括黑色部类在内的所有社会成员宣讲了几个有关社教的中央文件（《前＋条》、《后十条》、《二十三条》），其宣讲范围甚至扩大到初中三年级以上的学生。根据阶级斗各的观念，为了体现“没有区别就没有政策”的原则，对於黑色部类也划了不同的杠杠，做了详细的区分：
1、将被杀、关、管家属与一般五类份子家属区别开来，对前者实行更严厉的监督与防范。
2、将戴“帽”的敌人与不戴“帽”的嫌疑人群划分开来，对于不戴“帽”的内控对象和摘帽右派，采取相对温和的态度，使他们获得某种优越感，从而更严厉地震撼戴“帽”份子。
3、将反革命份子与坏份子、地主与富农再区别开来，重点打击反革命份子和地主份子。
而落实这些精神的具体途径；就是通过开展“新旧社会对比”的“忆苦思甜”的运动。一年后，各省又纷纷召开 “贫下中农代表大会”，成立各级“贫下中农协会”，出席贫协会议的代表在各地进行巡回演讲，大作“忆苦思甜”的报告，以帮助人们“狠挖修正主义根子”。
在推行“阶级教育”的持久运动中，1964年冬，中共中央批转教育部报告，布署在全国中小学开展“阶级斗争教育”，加速“培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而成为接班人的首要条件就是“成份好”、“出身好”＇ ＇。《中国青年报》宣称，中小学的资产阶级知识份子正在与党争夺接班人，工农、革命军人、革命干部子弟在学校遭受歧视＇ ＇，使“阶级出身论”空气迅速弥漫於各类学校。至此在各级学校内正式又划出了两类群体：“根正苗红”的工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子弟（“自来红”），和身上烙有反动阶级烙印的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子弟（“自来黑”）。伴随着红色血统崇拜的不断升温，高干子弟作为一种新的社会群体已显现于各类学校。
60年代的“高干子弟”概念，是从50年代的“干部子弟”概念而来的，在革命战争年代，为了照顾在前线的军队领导同志，使之摆脱后顾之忧，专门设立了干部子弟学校。建国初，这个传统延续了下来，各地都办有不同的干部子弟学校。1956年，有读者投书《人民日报》（未发表），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