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就在这个关键的时候，“王牌大卧底”崇祯出手了。
原来，因为义军势大，满清趁机出兵，明朝此时需要左右应付。于是崇祯采用了兵部尚书杨嗣昌的建议，极不理智地将剿匪任务最巨的洪承畴、孙传庭撤回，拱卫京师。杨嗣昌此举，多有私心在里面，因为他与洪、孙之间一直是貌合神离，防止两人功大盖过自己的私心也在里面，所以趁机把他们从最重要的战场调回。对此，老练的洪承畴表面上并无异议，心里其实不满，耿直的孙传庭却不能接受如此轻易的放弃剿匪的大好局面，几番上书无效，于是一怒之下称病辞官。
事情发展到这里，我们会发现一个规律：明朝的阁臣内斗，真是无处不在。每到关键时刻，阁臣中间就会发现内讧，无论是在关外对付后金还是关里对付流民，其结果都是一样。杨嗣昌的这个暗算，令明廷极其关键的大好局面难以维持。
对于文官内斗（洪承畴孙传庭虽然带兵打战多年，但和辽东三帅一样，也是进士出身，都是文官），崇祯的内心是非常厌恶的，可是他找不出一个良好的解决方案，如同墙头草，今天听他说有理，就办，明天醒悟过来了又整那个曾经影响他的人，这次也一样。崇祯信了杨嗣昌，于是不管孙传庭有多大功劳，有一次忤逆都不行。好，你不是不服吗？捉！国家功臣孙传庭也下了狱，洪承畴心里不服，可再也不敢说什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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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间道（3）
洪、孙一去，义军去了两个最大的劲敌，不过，明朝还有熊文灿，熊文灿把李自成打得只剩下了十几个人，还招降了张献忠，允许他拥兵自立。可惜的是，崇祯十二年，张献忠出尔反尔，又反了，熊文灿想起杨鹤、陈奇瑜遭遇，后悔不已，急忙采取补救措施，上书朝廷申辩，甚至不惜谎报军情，反而弄巧成拙，连以前接受张献忠等人贿赂之事都被朝中政敌抖出来了。文官集团又发威了！崇祯也发了怒，下令捉熊文灿，最后等待他的结果比前几任还惨，是死刑。
熊文灿一死，义军得以喘息。形势急转直下，这时，崇祯打出最后一张王牌，兵部尚书杨嗣昌亲自督军。杨嗣昌不光擅长于搞内斗，他打仗确实有一套。再次大败张献忠、李自成，取得玛瑙山大捷，在西鱼山腹地，更将李自成困死，逼得李自成险些自杀。
不过，杨嗣昌最后还是功败垂成，因为杨嗣昌小看了张献忠。张献忠是兵勇出身，其人性情残暴、反复无常，为人看似粗鄙，但其实极通世态人情。他为保存性命和实力，曾几次假降明廷，一旦有机会就再反水，之所以这样做的成功率极高，是因为他深知明廷诸将面和心离、贪恋名利、人人为一己私利而不顾国家大局的弊端。他对付熊文灿，就用过这个狠招，先是以重金相贿，成功骗取其信任完成诱降后，又再度反水，还详细把熊文灿等人受贿之事实、数目刻于城墙之上，终于利用明廷阁臣之间的矛盾，不费一兵一卒就斩杀了对手。这次，虽然他打仗打不过杨嗣昌，但却找到了另一个对付他的办法。
杨嗣昌倚仗崇祯之宠，骄矜自用，他排挤洪承畴孙传庭之事在军中颇为不得人心，而这两位良才去后，他手下可供调遣的人是左良玉与贺人龙。左与贺二人曾随卢象升、熊文灿等人征战多年，始终在主战场作战，但却未能凭此升官，左良玉还受熊文灿牵连，被罪降三级，一直对明廷有所不满，亦对代表明廷出战的杨嗣昌多有不服，而杨嗣昌也对他的骄狂作风也早有不满，将帅之间，互不顺眼。当时明军的状况，用原兵部尚书、曾推举过袁崇焕的侯恂的话说，是“总督之令不能行于将帅，将帅之令不能行于士卒。”（《怀陵流寇始终录。》）很不幸，这个矛盾被与明廷诸将争战多年的张献忠洞悉，于是他使出了屡试不爽的一招——离间计，先以重金贿赂左良玉，并说：“献忠在，故公重见。公所部多杀掠而阁部猜且专。无献忠，则公灭不久矣。”（《明史·左良玉传》），这些话正说在了左良玉的心坎上，于是，左良玉开始不再为杨嗣昌出力，杨嗣昌屡次调他不成，张献忠趁机突围了。
面对左良玉的抗拒，杨嗣昌不是像熊廷弼、孙承宗、袁崇焕等人一样，以公正、清白、严整军纪、廉洁自律来取得威信，相反暗中使了阴计。他发动兵力将张献忠逼入四川后，想利用另一军阀贺人龙取代左良玉，私下许诺贺人龙，只要取胜就将左良玉的“平逆将军”的称号转赠给他，并上报朝廷记其大功，不料左良玉竟然在玛瑙山一战中立下大功，成功地将张献忠困住。杨嗣昌无法兑现承诺，贺人龙因此对他深怀不满，索性将此事对左良玉明说，此后左、贺两人与杨嗣昌形同水火，不再听他调令。
张献忠的离间计，再加上杨嗣昌处事的不明朗和偏私心，令得将帅失和局面日益严重，左、贺不再听命，产生恶性连锁反应，许多将领与杨嗣昌离心离德，导致杨嗣昌最后几乎无人可用，朝中政敌也趁机发难。由此战争局势逆转，李自成抓住机会，与刘宗敏等仅有的十几骑人突围出来，在河南东山再起。
在杨嗣昌还为人事问题烦恼之时，义军缓过手来了。张献忠采取“以走致敌”的策略，以游击战术绕到明军后方，竟然击败左良玉，大举反击，并在后来的战斗中获得全胜，占领了四川重镇襄阳。李自成突围后转战洛阳，同样事事顺利。之后在李自成和张献忠的领导下，洛阳陷落，福王被杀、襄阳陷落，襄王被杀。其中福王朱常洵是万历与郑贵妃的儿子，当年曾掀起明朝整个文官集团参与进来的“三大案”，就是缘自于他与太子朱常洛之间的矛盾。因为其母受万历的宠爱，也连带着从小就得宠，虽然夺位没有成功，但也凭此在藩王中占的地盘最大，兼并土地最多，平时民恨极深。这次被义军捉住，剁成了肉馅，拌以鹿肉下酒，谓之“福禄酒”，成了下酒菜。当年万历为他，不惜与整个文官集团为敌，此时此人竟落得如此下场，万历地下有知，不知作何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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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间道（4）
一下了死了两个姓朱的王爷，其中一个还让贱民吃了，深知崇祯个性的杨嗣昌明白自己的路也走到头了，这不是一个可以逃脱的罪行，“功虽未成，尽瘁堪忧”，（《明史·杨嗣昌传》）离成功只差一步的杨嗣昌在忧愤恐惧的心情下，自杀了。
熊文灿、杨嗣昌的死对于明廷有深刻影响，自此，能够挟制义军的将领已经全部清理了，左良玉之流的军阀有各大军区首长的前车之鉴，也未必再会尽力，相反，官兵在欠饷、文官内斗成风、主帅相继下狱的绝望情绪下，同样残暴如匪。到后来，明朝不但无一可用之将，还多了很多比匪更坏、扰民更狠的“官兵”。朝中无人，百姓离心，崇祯送了李自成一个大礼，将一个意志坚定的草根英雄送上了实现皇帝梦的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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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岩来了（1）
与倒霉的崇祯相比，李自成的运气越来越好了。但这好运气来得非常艰难，在李自成的身上，不断的验证了一个道理：成功是在一万次失败的基础上产生的。
一###○年（崇祯十三年），李自成面临他自起事以来最倒霉的时刻：在杨嗣昌十面张网的战略下，他被围困于湖北巴西鱼腹山中，杨嗣昌要招降他，被李自成拒绝。这时，部众或走或逃，身边已经没有多少追随者了。李自成想要自杀，养子李双喜阻止了他，这时手下人心浮动，大将刘宗敏纵然一向骁勇，此时也有了降意。
李自成知道别人降可以，他降是不行的。从杨鹤，到陈奇瑜，到熊文灿，每当挺不下去的时候，他和张献忠这些人都是采取先投降再找机会图谋再起的方式，对此，明将们已经有了高度的警惕，杨嗣昌在围攻张献忠时，早就对外放了话：除张献忠外，其他人均可赦。他其实也一样。降对别人来说，可能还有一条活路，他降就是死路一条。
李自成却不知道，这个时候他的坏运气已经到头了。四年来，从他跟随的闯王高迎祥被孙传庭斩杀后，他几乎没有打过一场真正意义上的胜仗。从陕西河南到四川，他们一路流窜，一个属于自己的地盘也没有。崇祯十一年（一六三八年），李自成遇到了自起事以来最大的一次失败，在陕西的潼关，洪承畴与孙传庭设下三道埋伏线，将他的军队打得溃不成军，只有忠心耿耿的刘宗敏和田见秀等十七人跟着他躲进了陕西东南地区的商洛山。
李自成当时认为这是他人生最惨淡的时刻，并没想到事隔不到两年后还有场更大的失败。当时的情形太危险了，如果不是崇祯在关键时刻的“帮忙”，自己是非死不可的。崇祯一道圣旨，将洪承畴与孙传庭全部调走，对付满清势力去了。后来孙传庭因为不服，还下了狱。而接下来的熊文灿，一心对付当时实力比他大的张献忠，并没有把通缉他当成一件要事来做，否则，自己这十七人，恐怕早已性命不保。
李自成不能忘记在那个惨淡的时刻，昔日的战友是如何对待他的。他从商洛山逃出后，听说张献忠降了熊文灿，马上集结部众去投奔他，但是张献忠假意收留，暗中却想除掉他，幸亏自己警醒，对张献忠早有防备，事先逃走了。否则的话，这条命没丢在了洪承畴、孙传庭的手中，就会落在了昔日的同志的手里了。
李自成也由此知道，在这个世上除了自己，是没有人可以相信的。他最后挺了过来，带着所剩无几的部众逃到湖北。然而自己的霉运还远远没有到头。他碰上的另一个对手杨嗣昌，比洪承畴、孙传庭还要可怕，他的军队逼得自己走投无路，比商洛山那一次还要危险。
刘宗敏也开始动摇，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讯息。李自成感到了众叛亲离的恐惧。此人跟随自己一路征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