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政策，解放了一大批革命领导干部。停滞下降的经济得到迅速恢复。全国打破了万马齐喑、严重混乱的局面，开始复苏回升，出现了热气腾腾的新气象。
叶剑英全力支持邓小平，并同他一起对军队进行切实的整顿。
1975年6月24日至7月15日，叶剑英和邓小平主持召开了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会议开了22天，中心议题是整顿军队的思想作风和解决组织问题。邓小平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强调军队抓编制、抓装备、抓战略，加强组织性、纪律性，加强军政团结、军民团结，要克服“肿、散、骄、奢、惰”，在军队领导班子中要解决“软、懒、散”的问题，自上而下调整好领导班子。叶剑英作了会议总结讲话。
叶剑英在讲话中，首先完全赞同邓小平的讲话。他强调发扬我们党的理论联系实际的传统作风，严厉地批判资产阶级派性，提出要抵制资产阶级思想作风的影响和腐蚀，自觉地改造世界观，坚决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他说：“军队要高度集中统一，决不允许资产阶级派性存在。要使广大干部战士认识资产阶级派性的反动性和危害性，警惕阶级敌人混水摸鱼，乘机进行反革命破坏。”他在发言中非常气愤地揭露江青等人插手军队、妄图搞乱军队的阴谋诡计，提醒大家注意，决不容许任何野心家插手军队，搞阴谋活动。他还十分关切地要求大家谨慎从事，少说话，不“授人以柄”。要注意形势，坚定立场，稳住部队，充分发挥骨干作用。这对到会同志是一副“清凉剂”，使大家心里有了底。
十年浩劫（28）
徐向前、聂荣臻也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
当年参加这次会议的杨成武回忆说：“在军委扩大会上，叶剑英非常气愤地脱稿讲话，揭露了反革命分子江青插手军队，妄图把军队搞乱的阴谋。他对大家说：你们要注意，现在有的人到处送书、送材料、写信，把部队思想搞乱了。你们要抵制。以后没有军委的同意，任何人不得这么做。他一个军区一个军区、一个军种一个军种地分别找司令员、政委谈话，传达毛泽东同志的指示。他打招呼说：毛主席说现在有个‘###’，你们要注意警惕，稳定部队，把部队掌握好。”
邓小平、叶剑英和徐、聂元帅在会上的讲话，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尤其是“文化大革命”中更有其特殊的意义。中共中央于7月25日发出通知，将邓、叶的两个讲话转发全党。
紧接着，经党中央、毛泽东主席批准，由叶剑英、聂荣臻等组成6人领导小组，对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大军区、北京卫戍区、国防科委等20几个单位的领导班子进行了调整，建立精干的、敢字当头的领导班子，形成坚强的领导核心，改组那些“怕”字当头的“软班子”、干劲不足的“懒班子”。对那些搞资产阶级派性的，要限期改正；不改的，要坚决调离。这对于抵制“四人帮”插手军队，巩固长城，稳定全国局势，以至后来粉碎“四人帮”，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由邓小平发起、叶剑英大力支持配合的在全国范围内各条战线进行的全面整顿，从思想上唤起了全国人民的觉醒，从组织上清理了一大批坏人。“四人帮”怀恨在心，伺机报复，非要把邓小平拉下马不可。
从1975年下半年起，“四人帮”就酝酿继“反经验主义”之后，利用“评《水浒》”来攻击周恩来和邓小平，并安置亲信到毛泽东那里告“御状”，说邓小平否定“文化大革命”。
当时，年老多病的毛泽东被“四人帮”蒙骗，不允许有人否定他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更不能容忍纠正其错误。经过毛泽东默许，中央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对邓小平进行错误的批评。“四人帮”摇身一变，一跳三丈，成了批邓的急先锋。
这年冬天，寒流袭来，冰封大地。“四人帮”在全国掀起了一股“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浪潮。全面整顿，半途而废。邓小平和叶剑英再度被夺权和半夺权。但他们依然继续与“四人帮”周旋、抗争。
周恩来、朱德逝世，毛泽东临终召唤，决心挥剑除妖
1976年年初，妖风大作，毒气侵入。
全国人民敬爱的好总理周恩来久病不起，生命垂危。
在周恩来病重的那些日子里，只要见他精神稍好的时候，叶剑英总是要向他汇报党、国家和军队的大事。他们共同关心的头等大事就是同“四人帮”的斗争。周恩来语重心长地说，要注意斗争方法，无论如何不能让权落到他们手里。叶剑英从这一嘱告里，吸取了同“四人帮”的斗争的勇气和力量。
原来在周恩来身边工作的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李琦回忆叶剑英和周恩来的交往和友谊说：“当周总理病重垂危的时候，叶帅一再嘱咐警卫人员，把纸笔放在身边，准备随时动用，为的是能够把总理有任何交代都记录下来。这是多么细致，考虑得多么深远啊，可以这样说，叶帅和周总理两个人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在各个时期并肩战斗，可以说情谊真挚，肝胆相照。”
1月8日，周恩来与世长辞。叶剑英同首都百万群众一起为总理送葬，陷入往事回忆和极度悲痛之中。
此时此刻，“四人帮”却幸灾乐祸，利用手中窃取的权力，在粗暴地干预悼念周恩来的同时，加紧打击迫害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进行篡党夺权活动。他们把掌握军政大权的邓小平和叶剑英，视为篡党夺权的最大障碍，必欲除之而后快。因此，在中央政治局里兴风作浪，大肆攻击邓小平，首先搬掉这块“绊脚石”。本来，在周总理的追悼会上理应由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致悼词，但“四人帮”害怕邓小平亮相，与广大干部、群众见面，于是举出种种“莫须有”的理由，极力排除邓小平。江青主张由王洪文或张春桥来作悼词，张春桥自知不够格，王洪文又太嫩，就找到叶剑英说：“现在全国都在反击右倾翻案风，邓小平作悼词不合适，还是请叶帅来吧。”叶剑英明白他的用意，斩钉截铁地说：“我看不出有什么不合适的！他是堂堂正正的党中央副主席，又是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代替总理主持工作，理应由他来作悼词。”就这样，叶剑英考虑邓小平当时的困难处境，极力主张由邓小平来作，趁这个机会让他和广大人民群众见面。在关键时刻，在政治上给他以极大的支持。果然，当人们从电视荧光屏上看到邓小平一出场，千万颗厌恶“批邓”、为邓小平命运担忧的心一下子都放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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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浩劫（29）
但是，在“四人帮”的干扰下，邓小平的厄运还在延续。没过多久，经过毛泽东提议，中共中央确定华国锋任国务院总理，并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于2月2日，发出一号文件，正式通知全党。邓小平被迫停止中央的领导工作，“专管外事”。此后，“四人帮”在中央连续召开各省、市、自治区的负责人会议，即所谓“批邓打招呼会”，掀起一股“反击右倾翻案风”。
与此同时，“四人帮”出于反党夺权必先反军乱军的需要，把攻击矛头对准了叶剑英和几位元帅。王洪文早就吹风说：“邓小平是还乡团长，叶剑英等人就是还乡团的分队长。”姚文元在审发新华社内参稿件中，公然点名攻击叶剑英。江青一伙趁毛泽东病情恶化之机，借口叶剑英健康状况有变化，在2月2日中共中央一号文件中另附一项重要通知：“在叶剑英同志生病期间，由陈锡联同志负责主持中央军委的工作。”这件事非同小可。许多关心国家大事，爱戴叶老帅的同志纷纷打电话、写信给叶帅办公室，问候病情。叶办同志只好悄悄地如实以告：首长身体和往常一样。
早在1927年在江西吉安同叶剑英一起从事革命活动的空军副司员吴富善，特地去看望叶帅，一见面就问：“首长，为什么不干了？”叶帅回答：“谁说不干了？他们不叫我干，只好不干！”
“四人帮”造谣叶剑英不能工作，还不过瘾，2月16日，他们又搞了个中央第三号文件，通知全党全军：1975年7月，叶剑英、邓小平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两个讲话是“有错误的”，“停止学习和贯彻执行”。同时下令封闭军事博物馆的“历史综合馆”。因为这个馆是叶剑英批准开展的，有人竟诬告它“紧密配合了右倾翻案风”，“树立邓小平”，“不适当地突出了叶剑英”，等等。为了搞乱军队，摧毁“长城”，他们采取“打进来，拉出去”的手法，插手军队，诋毁几位老帅和高级将领，到处“放火烧荒”。“四人帮”所进行的这一系列罪恶活动，不只是明目张胆地罢掉叶剑英、邓小平对军队的领导权，而且要一笔抹煞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历史功绩，否定我军的光荣传统，其险恶用心在于搞乱军队，篡夺党对军队的领导权。
“四人帮”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并没有放弃继续迫害周恩来。他们明白，要篡党夺权，必须清除此人的巨大影响，要深入“批邓”，必须揪出这个老“后台”。于是，他们动用舆论工具和政权力量，极力干扰、破坏人民的悼念活动，同时对刚刚故去的周恩来极尽造谣、诬蔑之能事。
对于“四人帮”的倒行逆施，人们再也不能忍受了！4月4日，清明这一天，首都人民长期蕴藏在心底的愤怒如火山般爆发了！人们走上街头，同连日来从全国各地奔来的百万大军涌向了天安门广场，庄严沉痛地悼念周恩来总理，愤怒声讨祸国殃民的“四人帮”。人民英雄纪念碑前，草坪栏杆上面，苍松翠柏枝头，到处是花圈，挂满了悼念的洁白花束。人们聚集在那里发表演讲，朗诵诗词：“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哀思念总理，誓言动天地。鬼蜮欲出乱，九天有霹雳！”许多诗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