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羌笛剑锋》全本阅读-第12节-木小说

　　公元前260年10月，秦“武安君分军为三，王蛇攻赵武安、皮牢，拔之；司马梗北定太原，尽上党之地。”公元前259年正月，“王陵攻邯郸，”此战，最后以“毛遂自荐”和“窃符救赵”两个故事结束。

　　公元前256年，秦“伐韩，取阳城、负黍，斩首四万。伐赵，取二十余县，斩首虏九万。赫王恐，倍秦，与诸侯约从，将于下锐师出伊阙攻秦，令无得通阳城。秦王使将军撂攻西周，赫王人秦，顿首受罪，尽献其邑三十六，口三万。秦受其献，归赫王于周。是岁，赫王崩。”周王室灭亡，新的纪年开始了，但属于秦。　。　想看书来

第十二章　　　战争的一点思考
其实，对于从战国初期的七雄争霸到最后只有秦国一枝独秀，很多人评论过，对于此我不愿多说啥话，因为从战国初期的秦国由于地处西北边陲，与之交往的基本全部是西戎，而且可以说从崤之战的失败开始，秦国对中原各诸侯的战争在战国之前都没有取得任何战果，然而有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商鞅变法后秦国对中原的战争却是胜多负少。老秦人还是那一群老秦人，在变法前中原各国都瞧不起的老秦人，商鞅给他们输入了什么？这才是我要说的关键。

　　公孙鞅是卫国人，最开始发迹的地方更是当时最为强大的魏国，但是他在魏国却不得志，做的不过是一个幕僚。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人，进入秦国就变成中原各诸侯王国的噩梦。我们可以把他的成功归结于秦孝公的恶逅求变，或者是公孙鞅的独到眼光。这些都没错，但我要说的是社会阶级实力对比的变迁潮流。“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真正主人”，我很相信这句话。从秦国的崛起来看，源头来自公孙鞅通过秦孝公的宠臣——景监的推荐后，公孙鞅实现了自己的政治抱负，并且这些社会变革得到秦孝公的继承人的不断坚持和推广。当然，这还是我所说的表象，更深层次的是社会阶级势力的变迁。

　　本来了解先秦历史最详实的资料应该属于《左传》等当朝人的著书立说资料，也包括太史公司马迁的《史记》，但是这些书籍给我们一个很大的视觉错误，那就是这些书籍基本都是一个人的著作，一个人的著作我认为最大的缺憾就是把自己的观点贯彻到整本书中，所选择的资料也这样，按照自己的观点任意删减历史的真实性。虽然像《战国策》、《吕氏春秋》等书籍是门客所著，尤其是《吕氏春秋》更是囊括了先秦时期诸子百家，但是它们不是史书，所有的资料都是为一个论点而集中，断章取义。所以，对于战国历史，我还是喜欢参阅司马光主修的《资治通鉴》。虽然司马光生活在儒家思想深得赏识的宋朝，但是《资治通鉴》是由诸子百家的优秀人才们共同编写的，也是诸子百家都能承认历史真实性的妥协结果，其中也许就是寥寥数笔，也能反映秦国走向政治中心的真实面貌。那么，对于公孙鞅进入秦国之政中央之前，《资治通鉴》就是这样描述的：“卫鞅既至秦，因嬖臣景监以求见孝公，说以富国强兵之术。公大悦，与议国事。”变法开始在遭到甘龙、杜挚等是西贵族们阻挠后，公孙鞅采取徙木立信的办法首先取得老百姓的信任。因为司马光还大发评论：“臣光曰：夫信者，人君之大宝也。国保于民，民保于信。非信无以使民，非民无以守国。是故古之王者不欺四海，霸者不欺四邻，善为国者不欺其民，善为家者不欺其亲，不善者反之；欺其邻国，欺其百姓，甚者欺其兄弟，欺其父子，上不信下，下不信上，上下离心，以至于败。”

　　我们再来看当时的社会基础：奴隶主贵族（旧势力）、土地拥有者地主（新势力）作为统治阶级的主要剥削两种受压迫阶级（奴隶和自由民）。可是，自由民不但可以租用张家或李家的土地（根据地租的高低选择东家），而且还能看到出人头地的希望，比如参军立功后封爵，也就是说能获得一定的社会地位，而然奴隶们的所有劳动被奴隶主贵族们剥削完不说，就是并丢老命挣回来的军功也得不到，因为这些军功属于奴隶主贵族。公孙鞅（我们还是称他本人的姓，这是对其本人的尊敬）变法不但打破了爵位的世袭罔替，还打破了土地只有奴隶主贵族们拥有的局面，通过土地国有化，国家也有一定的财政独立权，发动战争也不仅仅依靠世袭贵族们出力出人出钱出装备，军队的武装有了改善，这才是战斗力提升的关键。战国初期经过多年战争个，秦国人口剧减，土地的国有化吸引了大量其他国家失业自由民的涌入，为战争获得了新生力量。古代战争是没有绝对的胜利者，“杀敌一万，自伤八千”是古代战争的基本规律。秦国之所以敢在公孙鞅变法之后一百年时间基本年年发动战争，东征西讨，主要还是来自战争新生力量的输入，否则，老秦人早就被这种没完没了的战争自己打光了，更不要说威胁周王室的存在。当然，其他诸侯也不是吃干饭的，当他们看到秦国这种吸引人口膨胀式的国力增强模式后，也在想尽办法在进行自己的统治转变，问题就在于选择新旧势力对比力量上出现了问题：长期的战争让老百姓更多的希望和平。秦在公元前221年实现全国统一后为啥在短短的15年后灰飞烟灭，这也是老百姓期望和平没有实现后的一次发泄。这是后话。

　　我们还得落在公孙鞅变法当中。在上一章中我说到了公孙鞅变法中的一项重要内容：秦国县制行政区划。为啥说县制行政区划有许多隐形的重要意义？其一，县是中央派往辖制地方的基本管理组织，从中央把管辖权下发到地方便于组织地方居民生产生活，无论应付突如其来的战争，还是应付古人无法独立应对的自然灾害，这种管理组织总是在第一时间代表中央出现在老百姓中间，让老百姓在第一时间感觉到统治者就与他们站在一起，共担灾难，同甘共苦。这种亲民统治政治走向很重要，直接影响到王与民的感情。其二，这种基本管组织形式便于形成小型的地方中心，并与王权所在地——都城形成互补。春秋时期的鲁国士大夫们所建的割据都城只是一种分裂王城势力的表现，因为那种城市是在士大夫们为王出钱出人出力出军队的条件下，一旦一个士大夫成势，取代王城势在必然。而秦国在公孙鞅变法之后形成的城市规模都比较小，并且自己并没有财权，所有的财政收入全部纳入中央王权的控制之下，即使是军队，虽然也由地方县丞管辖，但是军费开支权却在中央，这样就使一旦地方军队想做叛乱之事，被中央卡住咽喉的局面是很不好受的。在这一点上，虽然朱元璋建立了一系列比较完善的法律制度，但没有卡住诸侯王的咽喉，导致自己的指定王位继承人——孙子被已经封王的叔叔赶出南京城。其三，小型地方中心的存在更符合老百姓生产生活需要。虽然封建地主们倡导的是自给自足的上产生活方式，但是无论哪一一个人家也无法实现所有生产生活资料全部都有自己创造，尤其是像盐、铁等生产生活资料，那是深受区域性限制的。既然如此，怎样才能实现满足所有生产生活资料的供给，唯有小型的区域中心——城邑中通过交换来实现，也就是商品流通。所以说，公孙鞅变法虽然出发点是促农抑商，但是隐形的小型城邑增多，在不自觉中就给商业发展带来了便利条件。

　　我们再来看秦国的兴兵问鼎战争。既然公孙鞅变法已经给秦国统一中原奠定了基础——财力（来自中央筹划）、兵力（涌涌不断的自由民进入），而且还改造了武器（秦国出现了弩弓，一次可连发三到五支箭），战争的主动权毫无疑问就落在秦国自己手中，剑锋所指，具成为秦国铁骑揉虐的地方。所以，我说：公孙鞅为出自陇西大山的老秦人铸造了最锋利的剑锋，这是中原诸侯们最不愿承受的。在这样的情形之下，苏秦的纵横之计只是高谈阔论，根本不堪一击。当然，战争作为一把双刃剑，即使最锋利的剑锋天长日久也会变钝，但是在中原各诸侯谁都想坐上最高统治指挥地位的情况下，他们之间所发生的战争无疑就是给老秦人的剑锋镀上了一层坚固的外壳，直至公元前256年，两位高寿统治者对决。当然这也是一种无奈的选择。

　　周赫王，胡延，公元前314年即位，公元前256年被囚禁至秦，同年郁郁而终，享受没落王权59年；秦昭襄王，赢则，又名赢稷，公元前306年即位，公元前250年将上升势头正猛的秦国交给儿子赢柱，享受盛世秦国56年。其实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可笑可悲，一边是积极通过落实变法强国而盛世凌人诸侯，而另一边却是墨守成规，苟延残喘，看诸侯眼色行事的形式上的共主。但在先秦人均寿命也就是40多年的情况下，能统治帝国长达50年以上的两个人肯定都是高寿，也不知道这两个人在地下阎王处相遇时到底啥感觉，两位寿星会不会一笑浼恩仇？也许，胡延在阎王处看到我们的公孙鞅还会大发雷霆，但这确实是我们无法知道。看别人一步步蚕食自己的王位这样的事，在我国历史上上演了好多次，但这一次确确实实是开创历史先河的第一次。面对历史我们无语，也只有笑一笑罢了。

第十三章　　　纵横天下
公元前255年，我们的一位老人——胡延在另一位老人——赢则的打击下已经郁郁而终了，带着他对周王室最深沉的怀念和留恋，也带着他的遗憾和眷恋，但是他确实是无能为力，自周鼎自公元前770年东迁移来，无论说是苟延残喘，还是自己还希望在最后一搏之中表现一下自己的男儿血性，虽然结果早在515年以前就定好的，最后一搏即使是无济于事，但最终还是回光返照了一次。这个时候，赢则秦昭襄王应该也是高龄，已经在位52年，也算是已经“临朝而叹”的年龄了，但是他并没有忘记把周鼎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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