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型，对于这样一个暴发户《左传》的作者心里怎么也不愿意。其实在《左传》里我还可以找出很多这样的倾向性，比如秦晋之间的交往，由于两个国家大部分边界相邻，发生冲突可能双方都有不足之处，但是《左传》中就很难找出晋的不对，而秦的不对比比皆是。由于《左传》描写的时代已经远远超出了我们的可查据的范围，天下独此一本，无法进行对比。也许就是这个原因，《左传》也很幸运地名列秦朝的禁书之列。
总之，经过崤谷战争后，秦国将进攻目标进行了该更，对东边的晋国采取防守的战略，而对西戎又一次列入主动进攻之列。秦军的装备虽然和中原霸主相比而言太落后，但是和西边的游牧部落而言还是有略胜一筹。胜利。胜利。终于将战火引导黄河中上游地区——洮河中上游流域，这远远胜过仅局限于渭河、泾河流域发展的时期，秦穆公的霸业时代来了。我想，秦国也许就是这个时候入蜀，因为蜀也是我国很少的几个春秋时期产稻的地方，天府之国，物产丰富，也是战争必须的后勤——军粮保障地。后来，李冰父子修建了惠及现在的都江堰，很少被战事连累的蜀地变成繁华属地。那么，和秦人出山前走不同路线的族人面对这样的现实，只好躲进白龙江流域的深山（其实在白龙江流除了山，还是山，只要不骚扰秦军，根本不用躲），而蜀人（立眼人）在四川撒下许多墓祠后又一次沿着祖先走过路回到岷江流域。古人从山上走下来是因为人口膨胀，走回去却很难再适应山上的生活。所以，在一次返回上山的蜀人就没有逃过失踪的结局（大部分），还有一部分蜀人坚持在原地居住，慢慢被潮涌而致的秦人淹没了。
秦人又一次因祸得福，但愿后来的事一直这样。
第九章 困惑中战争
齐桓公、晋文公、宋襄公、秦穆公、楚庄王五个人演绎的历史可以说是周王室自迁都以后面临的巨大考验，到了公元前591年，这五个人的光环都已随着五人的死亡而消失。齐桓公（公元前685——前643），姜姓，名小白，其兄齐襄公被杀后，由莒回国即位，任用管仲改革，选贤任能，加强武备，发展生产，助燕败北戎，援救邢、卫，阻止狄族进攻中原，国力强盛；晋文公（公元前697年——公元前628），姓姬名重耳，与周王室同宗，晋献公之子，因为晋献公立幼子为嗣，曾流亡国外19年，在秦国的援助下回国继位；宋襄公（？——公元前637年，于公元前650年——公元前637年在位），宋桓公次子，本名子兹甫；秦穆公（？——公元前621年）嬴姓，名任好，在位三十九年，谥号穆，秦穆公非常重视人才，其任内获得了百里奚、蹇叔、丕豹、公孙支等贤臣的辅佐，曾协助晋文公回到晋国夺取王位，出兵攻打蜀国和其他位于函谷关以西的国家，开地千里；楚庄王（？——公元前591年）又称荆庄王，芈姓，熊氏，名旅，或称熊侣，在位期间（公元前613——公元前591）非常重视选择人才，先后得到伍参，苏从、孙叔敖、子重等卓有才能的文臣武将的辅佐，在内政方面作了一些改革，赏罚分明，群臣和睦，百姓安居乐业，国力日益强盛，为取得霸业奠定了基础。在“春秋五霸”当中，以楚国的地域最大、人口最多，物产最丰，文化最盛。
纵观这五个人称霸诸侯的原因，不外乎是他们个人的魅力，而并没有形成真正的国力，虽有后来的继位者很难守住这个的霸主地位，而且这些霸主之国的建立是旧势力战胜新势力的结果，还带有结亲联姻带来的果实，比如像秦穆公在崤之战之后就是利用联姻的成果换汇三位被俘的将领，但是历史前进的步伐不是任何一个人能够阻挡的，尤其是楚国建立霸主更是让后来者兴奋不已，新势力成战的机会总要比旧势力固守的机会大得多。所以，五个人之后再也没有其他国君来超越这些人，公元前455年三家分晋战争开始，到公元前403年三家分晋的事实被周烈王认定，一个全新的时代来了，这就是我们称为“战国时代”的开始。
从公元前403年开始，秦与晋轰轰烈烈的战争结束，本来希望在三家分晋中得到实惠的秦国却发现自己的东边又矗立了一个更为难对付的敌人——魏国，并且新手魏国居然一点都不客气，率兵占领了河西地，秦国与魏国的战争开始了，而且这一打就再也没有停下来的意思，三天一小冲突，五天一大战，本来并不富裕的秦国就这样被拉入战争的泥坑，秦穆公称霸时代一去不回，恢复秦穆公时代的繁华富强就成为秦国国君的心病。这时候，周王室已经全然没有王者之气，东边是一片热闹的战争风起云涌，你方唱罢我登场，但在这场闹剧中一点也没有秦国的影子。由于秦国无法威胁魏国，战火经常发生在秦国土地上，同时东边诸侯的战事同时也带给魏国前所未有的机遇，商人和各国士子们纷纷涌入魏国，带给魏国先进的文化和大量金钱。这让秦国国君更加眼红，东扩的梦想离自己越来越远。
在秦国与魏国争得你死我活的当头，公元前362年，一位年轻的秦国国君继位，21岁的赢渠梁看到的秦国是人口大量流失，而东来的路基本被魏国全部封闭，百废待兴，国力根本无法与中原的赵、齐、楚、燕、韩，而秦国也因偏僻，被视为羌戎不与交往，何去何从成为秦国急需解决的社会问题。这种屈辱的现实深深刺痛这位年轻国君的心。
战国初期，各路诸侯的心胸已经不再满足于称霸，也就是说社会潮流已经从“霸天下”转变为“王天下”。周王室的光荣一去不返，像孔夫子倡导的“礼治”已经没有人吸引力，虽然此时，鲁国还将周礼奉若神明，还在梦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幻想中挣扎，可是很士大夫们的态度已经将鲁国的国君不当一回事，城市已经一个建立起来，其繁华程度已经亚于鲁国都城，当然中原诸国都存在这样的问题，可是对都城威胁从来没有像鲁国这样压抑。当然带来这一局面的是铁制生产工具推广。生产力的发展作为推进社会发展最直接，也是最强大的动力源，旧势力再也没有回天之力，尤其解放奴隶的呼声越来越高。所以，旧的诸侯王国就变成了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堡垒。
“霸天下”这是齐桓公、晋文公、宋襄公、秦穆公、楚庄王个人努力的结果，在生产水平比较均匀的情况下，用武力解决问题就成为最简洁的方式，谁拥有的军队势力越大，谁拥有卓越的军事指挥人谁就拥有发言权。可是在“王天下”的大环境中，军事力量只是决定战争胜负的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国家势力，秦国与魏国的战争怪圈其实就是因为秦国国力不及魏国，所以战争在开始之前就注定秦国无法取得战争的发言权，即使拥有再高名的军事指挥家也是无济于事的，这个怪圈越来越怪，最终导致战争损失越来越大。这就好比两个人打架，即使两个人的身体条件相差无几，身后站有几个帮手的人肯定会打胜，这就是军事所说“势”；如果一方手中拿上刀，即使另一方有四五个人站在后面摇旗呐喊，他也注定会失败，这是因为这个人手中拿的是战斗工具，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武器”，这也是生产工具；还有一种可能，一方人高马大，我想这样即使另一方也有四五个人也会注定失败，因为你没挑战对方的实力，也就是国家中的“经济”。我们把“霸天下”时代看作两个身体条件差不多人打架时代，谁后面站的人越多，谁的胜算就越多；而到了“王天下”时代，敌对双方就变成了两个身体条件不一样的人打架，站在后面的人已经不是决定打架胜负的关键，而是身体条件。我国著名的军事指挥家孙膑和庞涓就是在斗经济和斗军事势力的环境中诞生的优秀人才，也是兵家“王天下”理论的奠基人。但兵家注定不能造就一个国家实力，它只是应用这种力量。
所以，齐国会失败，魏国也会失败。
秦与晋作为联姻构筑起来的联盟国家，自公元前628年崤之战之后，秦国与晋国之间的战争到底进行了多少？下面我将《史记——秦本纪第五》中记录的摘录下来。
公元前627年，穆公“复使孟明视等兵伐晋，战于彭衙。秦不利，引兵归。”
公元前620年，“晋赵盾欲立之”，“秦以兵送”赵盾“至令狐。晋立襄公子而反击秦师，秦师败。”
公元前619年，“秦伐晋，武城，报令狐之役”。
公元前617年，“晋伐秦，取少梁。”
公元前615年，“秦伐晋，取羁马。战于河曲，大败晋军。晋人患随会在秦为乱，乃使魏雠（chou）馀详反，合谋会，诈而得会，会遂归晋。”
公元前601年，“晋败我一将”。
公元前549年，“救郑，败晋兵于栎。”
公元前546年，“晋悼公强，数会诸侯，率以伐秦，败秦师。”
公元前455年，三家分晋战争开始，秦晋之好再不存在。
公元前419年，“晋城少梁，秦击之。”
公元前381年，“秦以往者数易君，君臣乱，故晋复强，夺秦河西地。”
公元前361年，“与晋（魏）战于石门，斩首六万。”
公元前359年，“与晋（魏）战于少梁，虏其将公孙痤（cuo）。”
公元前358年，秦国新君赢渠梁即位。270年间，大战12次，秦国越战越贫穷，越战人口越少。痛定思痛的秦国新君赢渠梁似乎看到了这种天道，一道《求贤令》情神并茂，声称：“宾客群臣中只要能出奇计使秦国富强的，我将加官进爵，并共享国家。”这道求贤令果然吸引了很多东方学子，其中也包括后来让秦国富强的奇才——商鞅。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第十章 变法下的亡灵
赢渠梁的《求贤令》我已经找不出来原来的版本，只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