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这，可能皮肤科的大夫们不会苟同。因按传统疗法，头癣一定要剃光以方便搽药。也许现在有先进口服药，不用剃头，例如“兰美抒”等，但此药昂贵且服药期长，并不是普罗大众能负担得起的。
不管怎么说，我的头癣是按亲戚介绍的“土”办法治好的，至今几十年未见复发。我坚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2。“双料风湿”（1）
这是我要叙述的重点，因事关重要且故事情节感人，心得也特多。
1951年夏，一个特殊的偶然机会，让我跳进“东北商专”（后改名为“东北财经学院”）对外贸易专业，从此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我依仗自己年轻（16岁）身体好。在北国坚持洗冷水澡，殊不知东北的自来水特冷，冷到刺骨，如此锻炼，在东北第一个冬天，我就过不了关，得了“多发性风湿性关节炎”。四肢酸痛，肌肉萎缩，逐渐发展到走路、下蹲都困难。成为班上、系里乃至全校都出名的“关节炎”。
“祸不单行”、“无独有偶”。关节炎未好，19岁那年又多了一个心脏病。据医生说十七八岁得“风湿性关节炎”，到20岁左右最易并发“风湿性心脏病”，我果然被言中了。
由于疾病的内在规律，加上当时搞“肃反”运动，每天仅睡三四个钟头，快到运动结束时，我已被心脏病击倒。当时来势汹汹，心跳乱七八糟，平均每跳两次就好像停跳一次，上气不接下气，无法入睡。越是睡不好，心跳就越糟，形成恶性循环。有一天竟要去医院急诊几次。领导见我病成这样，乃让我公私兼顾，出差去上海宏仁医院（后改名为“上海胸科外科医院”，是当时全国最擅长做心脏手术的医院）做手术。但到了该医院，经检查认为我不属于适合开刀的“二尖瓣膜狭窄”，就建议我“回南方暖热地带生活和工作”。领导见医院建议，有意照顾我回南方休养。不久，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要先前因第一个五年计划需要而转行的外贸大学生归队。真是时来运转，很快组织就决定把我调回广东外贸部门工作。原单位办事很快，在办调动同时连同我的行李都一齐寄回来了。接办单位让我养好病再上班。我打从内心感谢组织的关爱，决心尽快养好病，提早上班报效人民。
诚然，“调回南方暖热地带生活和工作”，为我提供了养、治好病的外部条件，我是广东人，生于斯长于斯，这里的气候水土适合于我。
然而，真正治好我的病的，还是若干内在因素：
（1）首先在明确了我得风湿病的根源是在北方寒冷环境下，不懂得保护自己，得了扁桃体炎，未彻底治疗变成慢性扁桃体炎，而扁桃腺炎与龋齿一样是由链球菌和葡萄球菌引起的疾患，该二菌种在宿体内不断繁殖，并排出毒素经淋巴液和血液循环全身，身体的那一部分对它敏感（如关节、心脏、肾脏等），而被吸收进去，有关部分就发炎、起病变。故此，别小看扁桃体炎和龋齿，它们是大病的病灶和祸根！
既已明确扁桃体炎是引发我关节炎和心脏病的祸根，还留它干吗？我终于下决心把它割掉，尽管很痛，我还是乐于接受。扁桃腺摘除后，果然病情逐步好转，起码不再发展了。
（2）“动”——运动——体育治疗始终是治好我“双料风湿病”的根本。为便于叙述，下面我综合了几个动人的故事。
①马约翰的不朽教诲。
1954年春，我在北京五金矿产进出口总公司作毕业实习。那里的同志都很同情和关心我，介绍我去清华大学找马约翰教授，据说他对体育治疗风湿性关节炎很有研究。我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冒昧给马教授写了一封信。出我意料外，马教授接读后马上回信约我于当周周日上午10时到他家，信中还详明交通路线并附草图。我依时应约，见面后他简要了解我的病情后，即示我在他客厅用常态走20步路，接着问：“你感觉如何？”“痛！很沉！很累！”跟着要我像跳芭蕾舞那样吊起脚跟再走20步。我忍着痛照做。做完，他又问：“现在感觉又怎样？”“奇怪！感觉轻松了许多。”接着马教授高兴地指出：“道理就在这里，当你一反常态吊起脚跟走路的时候，你整个腿部肌肉处于高度紧张收缩状态，在高度紧张收缩过后必然是高度舒缓，而高度舒缓意味着血管膨胀，带来较多的营养和氧气修补腿部疾患；与此同时，较多的血流还带走了新陈代谢中产生的废物‘乳酸’，再通过排泄系统排出体外。正是这个‘乳酸’产生酸、麻、胀、痛、累等症状的物质。”
2。“双料风湿”（2）
基于这个道理，马教授要我立即丢掉带来的拐杖，回去再丢掉坐着大便用的“坐便凳”，“忍着酸痛走路，咬紧牙关上厕和上楼，这样你还有得救；否则，你很快就要残废的！”教授铿锵有力的金言玉语，句句击中我的要害，字字印入我的心窝。从来没有人那么深刻、那么及时地教训过我，使我终于悟出“要与顽疾对着干”的真理。这可以说是我生命历程的第一个转折点。
此后我真的“忍着酸痛”和“咬紧牙关”，身体力行地学走、练腿，逐渐恢复了腿肌和力量，为进一步体疗，奠定了基础。
②卓大宏的丰功伟绩。
1956年底，我被调回广州养病，一天见华南医学院（后改名中山医学院）附属一院贴出公告，谓有一批刚从前苏联学习医疗体育的年轻医生回来成立“医疗体育科”，欢迎就诊，这对我来说简直是“天大喜讯”。它完全符合马约翰教授的教导，也完全迎合我心中的向往。我决定应诊，不料当时主管我治疗的内科主任坚决反对，他说，我的病应绝对卧床休息，决不可接受医疗体育，否则，死得更快！然而，我决心已定：“我宁可动着死，也不愿静着被折磨死！”在争持不下的情况下，最后以我签字“责任自负”了结。
到医疗体育科后，接待我的年轻负责医生、现在已是蜚声国际鼎鼎大名的康复医疗专家卓大宏医生，他详细了解我的病情后鼓励我说，前苏联著名心脏病学家莫什科夫有句名言：“心脏病人最大的危险不在于运动，而在于停止运动；但心脏病人的运动必须在医生指导下循序渐进地进行。”接着又为我竖立起一个活的榜样。他说：“当代奥林匹克5000米长跑记录保持者Nurmi（努米，又译称‘鲁米’），就是你的同病（也是在20岁前染上风湿性心脏病）。但他经过刻苦的循序渐进的医疗体育，取得了良好的代偿功能，因而他同样可以创造奇迹！”
这是继马约翰教授后又一个扭转我生命进程的恩师。他们语重心长的教诲给了我无穷的力量。从此，一把重夺健康的烈火在我的心中熊熊燃烧！
医疗体育科见我决心大且有运动基础，视我为该科开诊首批“培训”的苗子，选派了一位最佳体疗护士专门辅导我体疗。按规定每次体疗前后都要作心脏、肺活量等的检查，合格后再进行体疗或放行回去。第一阶段只教一个动作，即双手开合配合深呼吸。要求动作要慢，呼吸要深，做完再慢慢走回家。这样做了约一个月，病情体态都有明显好转，该护士再教授24式简化太极拳。在学打过程中同样强调双手开合配合深呼吸，动作要慢，这样打了几个月。卓医生见我病情大有好转，乃让我到外面学全套太极拳，定期回去检查。
经打听，我拜当时广州武术协会理事长傅永辉为师。花12元用了一个星期时间（每天两个小时）学会杨氏88式全套太极拳。每天坚持早晚各打一次，每次约15分钟。
如是，半年下来，我的病情和体质都有了飞跃进展，且不知不觉打上了瘾。
经过全面检查，卓医生认为我已接近正常人，宣布我“解放”，从此在坚持打太极拳的前提下，可逐步增加慢跑、快走等运动量稍大的项目。
1959年春，单位见我身体日渐康复，决定派我到上海作为广州口岸代表参加全国纺织品出口统一经营，吃住办公都在外滩，为我继续体育治疗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每天早上进行约一个小时的运动，先打太极拳，继而环绕外滩慢跑。后逐渐感到运动量不够，遂增加篮球、足球和举重等项目。至此，我已完全脱离病态，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业余运动员。
③美妙的误会。
1962年初，单位决定调我回广州。行前我持当年挂号证到“上海胸科外科医院”（原名：上海宏仁医院）做检查。不料一场“美妙”的误会发生了。接诊医生在听完我的心脏后，突然板起脸孔十分严肃地说：“你为什么要冒充病人？”莫名其妙！“我没有冒充！也没有必要冒充！”“如果医生有怀疑，我可背出当时的病情……”经我这么一说该医生仿佛若有所悟似的说：“如果你说的是真的，那是奇迹！你当时的（心脏）病情很严重，如今你是运动员的心脏：每分钟跳65…66次，而且跳得很有力、很有规律……你是怎么治好的？”“是运动，是医疗体育。”“请你写份详细资料给我们研究……”“资料我会写的，但写给中山医学院医疗体育科卓大宏医生，是他救了我的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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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乙肝上身
老天爷真会捉弄人，明知我和我的“亲爱的”在爱情长河中苦苦游了五年，好不容易才进入洞房。早不来晚不来偏偏在这个时候封我俩为“乙肝”，真是名副其实的“同病相怜”了！而且明知“乙肝”要戒*欲的。“色”“欲”对初婚的恋人来说，不能不算是一项“基本*”。老天爷，你怎么连“基本*”都不尊重？
起初我连续拉了五十多天的肚子，查不出原因，最后出现肝区肿痛，肝大两指，疲惫异常，才被确诊为“乙肝”。
我知道这是一种不好治的顽疾，而且预后不好，有可能演变成肝硬化或肝癌。社会上一些庸医和“专家”讲座鼓吹什么“包医”、“包转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