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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招生工作存在着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是，令人欣慰的是，通过这次考试，各地发现了大批优秀人才。中国科技大学录取了20名十三、四岁的新生，他们成了科大第一批少年班的学生。中央音乐学院计划招生130人，结果从17000名考生中一下子就挑选出300多人。用这个学院教师的话说：这些是他们无论如何也舍不得淘汰的考生，“水平超过了录取标准的音乐人才”。结果只得要求增加录取名额。1月30日、2月3日，中央音乐学院还举办了1977年考生汇报演出音乐会。在北京外语学院的口试中，英语口试得满分的有93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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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国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高考（5）
从考试成绩来看，1966、1967、1968年三届毕业生考得普遍比较好。当时的作文题是《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题目充满着浓厚的时代特征。2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三篇具有代表性的高考作文，即：《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考生是北京市密云县知青刘学红；《紧跟华主席 永唱〈东方红〉》，考生是安徽省利辛县上海知青刘建新；《紧跟华主席 永唱〈东方红〉》，考生是安徽省全椒县蒙古族青年罗元和。这三位考生都是“老三届”毕业生。从这三篇作文的内容来看，考生写的都是上山下乡亲身经历和遇到的事情。尽管内容是颂扬华国锋，但就其语言措词来说，写得相当生动。在那种“读书无用论”的环境下，能有这样的文笔确实不易。有人这样评价说：“青年中确实大有人才，涌现了一批内容健康、构思新颖、文笔优美的优秀作文。”《人民日报》在发表这三篇文章时还特意加了编者按说：
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行将结束。我们高兴地看到，实行招生制度的改革，广开才路，择优录取，为选拔各方面的优秀人才开拓了广阔的道路。通过这次考试，各个学科都发现了不少优秀的人才，充分显示了新的招生制度的优越性。尽管由于“四人帮”的干扰和破坏，使教育质量严重下降，但是许多青年为革命刻苦学习，仍然取得了比较好的成绩。这里发表的三位考生的作文答卷就是有力的证明。〔67〕
利峰在谈到这个问题时颇为感慨地说：这些“老三届”考得真好，所以，当时北京市委书记林乎加决定1978年扩招，建立分校。这一下子又扩招了16000人，比原计划超过了一倍。我们当时的感觉是，年轻人在变，整个国家都在变，在变好，人气向上，朝着理想的方向走。〔68〕
2月26日，华国锋在五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提到：“我国科学、教育、文化战线摧毁了‘四人帮’的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批判了他们炮制的‘两个估计’的反动谬论，激发了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开始出现了欣欣向荣的生动局面。”他还提出了“积极扩大招生人数，加快建设新的高校”的建议。
不久，###和计划委员会联合发出通知：鉴于仍有一批成绩优秀的考生未能入学，根据中央指示，各地应采取积极措施，凡能挖掘潜力的高校，均可在众多上线考生中再扩招一批新生。
据当年的一位考生回忆，他有幸成为一名扩招生。他说，最初的结果正是这样，发录取通知书时，我们一帮朋友全部榜上无名。平心而言，当年我并不觉得十分意外。世界之大，天外有天，北京本是藏龙卧虎之地，断不缺少高人。何况那年作文的试题《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也与我路数不对，整天与兔皮羊皮厮混，毫无战绩可言，文章不免空洞。主题如此，落选于是不能算沉重打击……看起来，北大的校门已经对我关上了。谁知事情竟会出现转机。因系第一次恢复高校招生考试，积压的人数太多，许多成绩优秀的考生，只为年龄偏大而取消录取资格，不免愤愤不平。后来与我同时入校的一位同学，便设法打听出各门科目的分数，不断上访，据理力争。依靠他们的努力，北京市破例创行“扩大招生”办法，由各高校在落榜者中，再挑选一批合格者。我有幸加入这一行列，才终于在1978年3月初的一天，踏进我向往已久的北大校园。〔69〕
5月12日，###负责人就1977年高校招生制度改革的有关情况再次回答了记者的提问。这位负责人说，由于广开了才路，恢复了被“四人帮”剥夺的广大青年报考大学的权利，为选拔优秀人才提供了广泛的基础。去年全国共录取了万人，超额完成了招生任务。在万人中，属于扩大招生的有60，000多人。据他介绍，各地录取新生的质量普遍较高。据四川、甘肃、湖南、浙江、江苏、安徽、天津、河北、黑龙江等22个省、市、自治区的统计，在录取的新生当中，工人、农民、解放军战士、复员军人占80％，党团员占74％，工人、贫下中农、军人、干部、知识分子的子女占87％。这些新生的文化水平比较整齐，知识基础较好，为提高教育质量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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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国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高考（6）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邓小平强调政审“主要看本人的政治表现”，可是，仍有一些考生因为家庭历史问题而无法录取。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长期受“左”的思想束缚。河南省郑州二中15岁的考生竺稼就是其中的一位。据他说，1977年学校推荐他参加了高考，被西安外语学院法语专业录取。接到录取通知书后，他激动得热泪盈眶，决心为革命学好外语。怀着一腔热血，他告别了亲人和同学，高高兴兴地来到学校报道。谁知，刚跨进校门，他便得到消息：从德智体各方面衡量，你在西安外语学院学习不适合。当天，学校给他买了一张火车票，让他返回郑州。“我茫然回到家中，难过极了。”但他很快就得知，自己被退回的主要原因与外祖父有关。他的外祖父很早以前被人民政府镇压了。他无论如何也弄不明白，他连外祖父的面都没有见过，父母也从来没向他提起过。“如果这事也要影响到我的话，那我的命运岂不是在娘肚子里就决定了吗？一个死了二十七年的坏人，为什么要和我这十五岁的孩子联系在一起呢？我祖父是老汽车司机，历史清白，从小抚养我长大，为什么政审时不联系我的祖父，却要联系我根本不知道的外祖父？况且我的父母历史清白。根据党的政策，我母亲也不应背家庭出身的包袱，难道我这十五岁的第三代应该背吗？”〔70〕
愤懑不平的竺稼给有关部门写了一封信，反映了自己的情况。所幸的是，有关部门在查清事实后，很快做了处理。不久，竺稼被郑州大学英语系录取。
还有，安徽的一位考生也经历了类似的遭遇。4月24日，这位考生的家长给《人民日报》编辑部写了一封信，她在信中充满激情地写道：
要不是打倒了“四人帮”，做梦也想不到我的孩子能上大学！编辑同志：在这大雪覆地、寒风凛冽的夜半三更，我披衣伏案给你们写信。我的思绪像波涛一样翻滚，翻来覆去怎么也不能入睡。为什么？因为我的大孩子今天接到了高考录取通知书。不，绝不单纯是这层意思。更重要的是因为，党中央关于认真落实干部政策的一系列指示，在我身上具体落实了。
党中央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制度的特大喜讯传来了。我的大女儿从小学到中学，学习成绩一直很好。原班主任特地写信来要孩子抓紧复习，准备报考；好多朋友争相报信，鼓励孩子准备应试。我的孩子也夜以继日刻苦钻研，准备让祖国挑选。
文化课考试结束了，初选被录取了，体检也合格了，我们全家人该是多么高兴啊！可是，政审开始了，全家都为我的问题没有最后解决捏了一把汗。政审结束了，但没有一点音讯。过了一段时间，听说又来搞我的外调。这时我的心啊，真是“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我爱人说：“完了，又叫你的问题给‘卡’住了。”我翻阅《人民日报》上一篇篇关于落实干部政策的文章，把《干部工作者应有的品质和作风》那篇文章，读了一遍又一遍，心潮澎湃，热泪盈眶，暗暗地想：“党报上的句句话，都说到咱们心眼里去了，可是下面会不会这样做呢！”我焦急！我担心。昨天晚上，我们全家度过了一个难以忍受的漫漫长夜。
今天一早，我爱人去市招生办公室查询。招生办公室的负责同志热情地接待了我的爱人，语重心长地说：你们孩子文化考试成绩优秀，我们又进行了认真负责的政审，发现你爱人过去犯过错误，后来单位党组织又作了平反结论，但是至今上级党委未批。大学党委和省招生办公室又责成我们重新了解。我们找了你爱人单位党组织，了解了你爱人的全部历史和一贯表现，由于“四人帮”的干扰，致使你爱人的问题长期拖下来，未能解决。后来我们又打长途电话请学校来人详细汇报了情况。经学校录取和省招生办公室批准，你的孩子已被录取到中国科技大学微波技术专业。从你孩子的身上可以看出共产党政策的正确。你们得感谢共产党，要不是打倒了“四人帮”，恐怕你们连做梦也想不到吧！我爱人激动得泪如泉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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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国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高考（7）
4月26日，《人民日报》为此发表了题为《高考政审必须坚决执行党的政策》的评论员文章，直言不讳地指出：长期以来，“四人帮”利用血统论刮起了一股父母有问题，儿女受连累的妖风。父母出身不好，或父母亲属有某些政治问题的青年，即使本人表现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