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此，胡福明并不否认，他在回忆这篇文章的写作经过时还特意提到了孙长江的修改情况。他说过这样的话：第一，把文章梳理了一下；第二，对文章的观点作了分析发挥；第三，使文章精练了，去掉了一些重复的词句。
不过，胡福明也承认，“文章也不是十全十美的，修改也不是无可批评的，不但今天看来，有可修改之处，在当时，我对几点修改，也有自己的看法。”但整个说来，孙长江在文章的修改上，“花了很大功夫，提高了文章的质量，作出了贡献。这是不容抹杀的。”尽管如此，文章的主题、基本观点、主要内容和主要材料，“没有变化，没有增加重要论点”。对此，胡福明作了几点说明：（一）“唯一”二字，据我所知，是杨西光加的。文章题目，经过几次变动。我最初定的题目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后来，我改为《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以后我又把“一切”二字去掉。最后，杨西光加上“唯一”二字，成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二）“科学无禁区”这个论断，来自周扬。（三）我在修改文章的过程中吸收了杨西光、马沛文、王强华、孙长江、吴江提出的意见。〔40〕
中央党校的人又是怎样看待这个问题的呢？据沈宝祥说，胡福明于4月14日、15日改了一次。由于他急于离京，没有来得及把讨论的观点全部反映出来。马沛文、王强华后来根据杨西光和会议讨论的意见接手修改，“才把上述观点基本体现出来了”〔41〕，这就是4月20日的修改稿。第二天，稿子送给了孙长江，由他继续修改。在随后的两天里，马沛文、王强华、杨西光又讨论了一次，并作了修改，然后再把稿子送给孙长江。经过4月20日、23日、24日连续三天的修改，文章“增加了内容”，即：文章的结构由三大段变为四大段；突出了邓小平关于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观点；阐述了理论联系实际的关系；加重了结尾部分的分量。
2。 一个常识性问题引起的讨论（7）
在此期间，杨西光曾两次到中央党校同吴江、孙长江交换过意见。此后，孙长江以胡福明的文章和这次谈话的意见，还有他们自己写的文章为基础进行修改。经过这次修改，文章“质量上有了提高”，而且“对原来的稿子做了不少删削，约一半多段落是重写的，对真理和社会实践作了定义式的简明界说，使逻辑和文字叙述以及定论都更加清楚，更加精确。”此外，文章还举了毛泽东1958年修改《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按语个别提法的例子，“使文章的论据增加了分量”。最后一段写得更加有力，提出要反对躺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现成条文上，指出共产党人要有责任和胆略，研究生动的实际生活，研究新的实践中提出的新问题，“这就使现实问题的针对性有了加强”。孙长江在修改时还加了小标题，“使主题和表述更加鲜明”。〔42〕
作为当事人之一的孙长江，在文章发表6年之后给《光明日报》社和总编辑写了一封信，讲了修改这篇文章的一些情况。他说，1978年3月间，吴江根据胡耀邦的意见，在向中央党校副校长马文瑞汇报后，指定我为《理论动态》写一篇文章，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题。这时候，《光明日报》也想搞这个问题。杨西光得知上述情况后，请人告诉我，他们有篇同类文章，希望帮着搞。4月中旬，杨西光派人接我到报社，讨论那篇稿子。胡福明在场。4月21日，《光明日报》王强华把胡福明根据大家意见修改后的文章小样送给我，同时也送给了吴江，题目是《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吴江看完小样后，认为文章写得有勇气，但理论和逻辑性较差，叫我尽量把两个稿子捏在一起，吸收胡文的好意见，题目还用我们原来的。我搞出一个稿子，由吴江修改、补充，然后送给胡耀邦审阅。但他认为，文章“基本上重写了”。〔43〕
孙长江在信中还提到了署名的问题。他说，尽管文章基本上重写，但在落款上还是写了“《光明日报》社供稿，作者胡福明，本刊作了修改”。吴江考虑到修改后的文章吸收了人家的稿子，也就表示同意了。但是，后来有人提出，文章实际上已经重写了，整个过程胡福明都没有参加，而且其中有些是领导同志的意见，因此，再用外稿作者的名字已经不恰当了。经过再三斟酌，删去了“作者胡福明”这句话，改为“光明日报社供稿，本刊作了修改”。
从以上几位当事人的回忆来看，这篇文章在正式发表之前，经过了几个人的修改。所以，胡福明认为，“这篇文章成为集体创造”。虽然《理论动态》在发表这篇文章的时候，将胡福明的名字删掉了，但承认文章由《光明日报》供稿，而《光明日报》提供的稿子就是胡福明的文章。因此，从《光明日报》的角度来说，它认为胡福明就是文章的作者。6年之后，《光明日报》举行了一次优秀理论文章评奖活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被评为特别奖，胡福明作为文章的作者参加了颁奖大会。《光明日报》为此致信吴江、孙长江：“本报最近举行了优秀理论文章评奖活动，并于本月十日举行了授奖大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荣获特别奖，奖金一千元，其中七百元奖给作者胡福明同志，三百元奖给参加文章修改的你们二位……”〔44〕
几位当事人在回忆文章写作与发表的经过时都肯定了胡耀邦的作用。胡福明在他写的回忆文章中说：耀邦同志审定了这篇文章，对文章的发表起了“决定性作用”。〔45〕沈宝祥透露，文章给胡耀邦审阅了两次。一次是在4月底或5月初，另一次就是5月6日。这天下午，胡耀邦把《理论动态》组的成员叫到家里开会。临走前，孙长江来找沈宝祥，让他带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清样。同去的还有冯文彬、吴江、孟凡等。去了之后，沈宝祥把文章的清样交给了胡耀邦，想请他先看一下。胡耀邦接过稿子后埋头看起来。大家在一旁静坐。过了一会儿，胡耀邦看完了，就对大家说，我认为可以了。只是有两处需要修改一下。一处是第6页，原稿写的是：“不断提出新的观点和理论”。胡耀邦认为还是不提“新的理论”为好，建议改为“不断作出新的概括，把理论推向前进。”另一处是文章的结尾，胡耀邦提出增加一句“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态度”。此时，沈宝祥就坐在椅子上，迅速记下了胡耀邦的意见。第二天，他将记录整理后送给了孙长江。随即，孙长江又对文章作了一些文字上的修改。〔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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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一个常识性问题引起的讨论（8）
文章为什么要先拿到《理论动态》上发表，然后由《光明日报》转载？因为，按照常规，发表如此重要的文章必须送审，而一旦送审，肯定通不过。所以，只有在《理论动态》上先发表，第二天再由《光明日报》转载。尽管如此，《光明日报》社的人还是考虑了可能出现的各种后果。第一，《光明日报》可能会撤换一批人，但不至于停刊；第二，相关人员可能当不成编辑了，但也不至于坐牢。〔47〕
5月10日，《理论动态》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第二天，《光明日报》在第一版下半部，以通栏标题发表了这篇文章，并署名“本报特约评论员”。
文章一开始就指出：检验真理的标准是什么？这是早被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解决了的问题。但是这些年来，由于“四人帮”的破坏和他们控制下的舆论工具大量的歪曲宣传，把这个问题搞得混乱不堪。为了深入批判“四人帮”，肃清其流毒和影响，“在这个问题上拨乱反正，十分必要。”文章在引用马克思的一段话后说：一个理论，是否正确反映了客观实际，是不是真理，只能靠社会实践来检验。这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一个基本原理。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是“唯一的标准”。这是因为，辩证唯物主义所说的真理是客观真理，是人的思想对于客观世界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因此，“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就不能到主观领域内去寻找，不能到理论领域内去寻找，思想、理论自身不能成为检验自身是否符合客观实际的标准，正如在法律上原告是否属实，不能依他自己的起诉为标准一样。”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必须具有把人的思想和客观世界联系起来的特性，否则就无法检验。人的社会实践是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实践具有把思想和客观实际联系起来的特性。因此，“正是实践，也只有实践，才能够完成检验真理的任务。科学史上的无数事实，充分地说明了这个问题。”
文章还考虑到这样一种情况，即：“有的同志担心，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会削弱理论的意义。”文章认为，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凡是科学的理论，都不会害怕实践的检验。”相反，“只有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才能够使伪科学、伪理论现出原形，从而捍卫真正的科学与理论。”这一点，对于澄清被“四人帮”搞得非常混乱的理论问题，“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文章有针对性地指出：革命导师“不仅提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且亲自作出了用实践去检验一切理论包括自己所提出的理论的光辉榜样。”革命导师这种尊重实践的严肃的科学态度，给我们极大的教育。他们并不认为自己提出的理论是已经完成了的绝对真理或“顶峰”，可以不受实践检验的；也不认为只要是他们作出的结论不管实际情况如何都不能改变；更不要说那些根据个别情况作出的个别论断了。“他们处处时时用实践来检验自己的理论、论断、指示，坚持真理，修正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