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日本有的东西如今也一样不少，即：从前只经营和服衣料的三越布缎庄，挂着写有“开往板桥”的牌子的御茶水桥的铁道马车，浅草的商店街，武藏野的景色，隅田川的游泳场。即使在战后风潮中，布缎庄的门帘为狮子所取代，铁道马车变成了无轨电车，游泳代之以海水浴，可是日本精神丝毫不会发生改变，就像即便富士山脚下布满了烟囱和输电线，富士山顶还是依然如故。
不过那却是极其可悲的事情。在我看来，总觉得所谓的民族性格以一种根性遗留下来，而且对外来的无谓的模仿亦为时过早，对将来亦丝毫无益。中国经历了极度的贫穷与奴隶化，而日本幸免于此，正因为如此，在重建上需要另一种艰辛的努力。
东京观光写成如此模样，实在抱歉。
原载日本《新文明》杂志1951年11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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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中日友好
一
今年春天，我不幸接受了做中国文学课讲师的差事。事情赶到这一步，我虽然为自己不胜任这一工作而深感愧疚，可是又别无他法。
似近且远，似远且近的在日本的中国文学课。
这次我到日本后，很快便见到了《四世同堂》、《虾球传》、鲁迅的研究以及《金瓶梅》的新译。而且，自那之后，又陆续有丁玲女士的几部作品以及《白求恩医生》、《原动力》、《引力》、《新儿女英雄传》、《李家庄的变迁》等著作的译本问世。
紧接着，我又与身为中国文学专家的众多前辈以及朋友见上了面。未谋面的诸位先生出于惶恐还未拜访。尽管文献、学者如此众多，可是不知为什么，中国文学对于日本人整体而言却是极其疏远的。
其缘由倒也是明显的。
日本古代采取“中国文化一边倒”的态势，而明治以来，转为“西欧文化一边倒”，从而将以往用在“中国一边倒”上的力气倾注到了西欧上面。
不过对于业已搬来的中国文化，并未全盘扑灭，不仅在汉学者和东洋史学领域那里继续保留，而且还将其留在了忠君爱国教育及诏书之中。因此，古老的中国文化，只有其表面部分还与日本人的生活保持着某种关联。
明治以后，日本采取“西欧一边倒”，一方面进行文明开化、富国强兵；与此同时，现在的中国成了他们蔑视的对象，没有了了解的必要，这样一来，中国现今的一切就与日本的大众隔绝了。对中国的社会、中国的新文学，除了“浪人”所介绍的魔都、鸦片之类的猎奇事物以外，便别无所知了。
对西欧文化的倾倒，其结果是，从十一年前的偷袭珍珠港之后，日本又被列强给一脚踢了出来。然而，现如今，说来也怪，就像从前我国那些宁可割掉自身某个部位，遭到旁人唾弃，也要去当个宦官的人一样，被踢出来的日本依然毫不死心地哭着喊着想要再度追随列强，从而置大众于鲁迅所说的“想当奴隶而不得”的境地。
在这种现状下，中日难以实现友好。而且，以这种接受姿态，我一个“彼国之人”，担任讲师，讲授中国的民族文学，此事实属不易。
昔日布朗登氏作为外籍讲师，像是留下了极多业绩，而对中国文学的接受态势一开始似乎就与西欧文学迥异。不过，我暗中了解了前任冰心女士的讲课情况，听说其介绍新中国，颇为公正客观，又很热心，说是这回要离开日本，于是轮到了我头上。这就是前面所说事情之缘由。
在日本的此等环境中，向日本大众传授表现中国人民被压迫的苦难、三十八年革命的艰辛以及此次终于站立起来的伟大力量的文学——在我看来，需要更大的人物方可。
以前，也曾有过请鲁迅来日本讲学的念头，只是一来鲁迅自身可能也不便前来，再者日本方面时机亦不十分成熟。就此次之事，要报答抬举我上大学讲台的诸位之厚意，我期待着能按照中国人民的意愿，派送最好的讲学者过来。然而，当今的日本领导层，不愿看到日本民众与中国人民修好，不希望他们了解中国革命的历史、人民的生活及其文化，不希望中日互助合作。若他们执意捂起眼睛不瞧中国，那么我的这一理想还远不能实现，我也只有和愿意认真研究中国的学生一道，排除种种障碍而前行。
回头看一下日本的报纸和杂志，分配给中国文学的篇幅也是少得可怜，在大报上评论中国文学的也很少见。然而，我知道这样一个事实，即前面提到过的各种翻译作品，虽没有广告和宣传，也非常畅销。这是我们在中国曾经经历过的情况，在半殖民地状态下，好的出版物自己就会传播开来。
日本必须重新起步，才能回归亚洲。我也产生了与学生一道忍耐前行的念头。
二
我时刻都与疾病为伴。因而小则影响到与朋友交游、旅行，大则导致一时无法回国。不过，时隔多年再次来到日本，虽说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让我备感亲切的东西还是相当不少的。
就连如今已成为市区的武藏野，也还留有两三棵光叶榉树。那是从前的杂木林。在武藏野的北部有一片黝黑的土地，地里晒着成排的萝卜，稍微走远些，会看到农家的屋檐上挂着柿子干。这些景致虽然不起眼，可是对于以前在日本居住过的人来说却十分亲切。
从前叫做麹町、现在成为首相官邸的那一带，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应该就是过去的中国公使馆，不用说，现如今昔日的景观已经荡然无存。
在那座中国公使馆发生过一件滑稽透顶的事儿。那是在民国元年之前一年，十月革命意指辛亥革命。因其发生于1911年10月，故而作者称其为“十月革命”。——译注的消息一传到留学生当中，欣喜若狂的学生们就都涌向那里。公使降下大清帝国的旗子，器物被毁，大大的枝形吊灯被打落下来。公使馆内属于治外法权，故而公使没有叫日本警察来。当时的公使和学生都相当了得，身在本乡地名，位于东京都文京区，区域内有东京大学。——译注的学生中有因拿不出5分钱的电车费而走到麹町者。
其次难忘的是“二十一条”。我们看到这个消息，都为此事的极度荒唐而震惊，大家都议论说这简直是用一纸文书将中国沦为附庸。我们闯入公使馆，责令公使拍电报，这时在公使馆门外，近卫联队的喇叭手三十人左右，吹着喇叭围着公使馆转来转去。我们还当是吹喇叭练习呢，过后才知道那是在对公使馆进行威吓。不由得为日本军阀那拙劣的把戏而大感惊讶。当时虽说好像已经有了国际法，但似乎还不知道拘留学生这一手。那个时候学生很是厉害，根本不把公使当回事儿。
贪赃枉法的军阀及官吏一见在国内要被抓了，就会逃奔到日本来。他们这些人身居豪宅，养小老婆，最怕被学生发现。殊不知学生根本不屑理会他们。
国家、社会、个人，中日两国虽然比邻而居，可是迄今为止还谈不上相处融洽。不过当我们接触日本的自然风物及日常生活时，会产生各种愉悦之感。对此，我在明治文学中读过很多，然而此次却发现，如今这方面的随笔以及描写不是很多。从前我们国家因外国的压迫一度失去了很多闲情逸致，我怀疑这可能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吧。
原载日本《群像》杂志1951年3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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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第的高材生——日本
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实行了文明开化、富国强兵的政策。在此之前，印度已经沦为殖民地，中国以英国强行输入鸦片为开端，已经陷入半殖民地状态。此时，日本发动了甲午战争（这场战争毫无开战理由，甚至没有任何借口），结果将沙俄帝国以及德意志帝国引到中国，造成中国战败。
看到日本的强大，印度人从中受到了鼓舞。中国尽管败给了日本，却甘愿向日本学习近代文明（我也是那个时候的留学生）。然而日本却错行了政策，没有为中国的维新即中国的革命助一臂之力，而是趁机与袁世凯及张作霖挑起很多事端，招致了侵略的恶果。
其结果，这次战争使得中国内地众多的民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饱受了战争之苦。残废军人、战争###乃至混血儿，这些如今日本所有的一切也遗留给了中国。
而中国人却并非要与日本清算这笔账。对投降时的诺言，日本近来有些出尔反尔，就连这一点中国人也没有责备日本国民。然而日本由于自己逃避媾和，自觉不仗义，故而尽量诋毁中国人，说什么“竹帘子”，其实是在自己的面前放下了一道帘子，实在不地道。
然而中国人对此却不愠不恼。中国很是同情现今的日本。对此也许人家会说：“多此一举。我们日本今后要成为独立国家，再度成为亚洲强国。我们对内要确立国民道德核心，兴建皇宫，采取自卫措施，对外亲善友邦，接受援助指导。同情之类纯属多余。”
尽管如此，中国还是要同情。中国目睹日本的一切现状，都是自己所曾经历过来的。中国在处于半殖民地状态之时，自己的港口驻扎着外国军舰，自己的市郊埋伏着外国军队。在外国人家中或者店里做工薪水高。官吏腐败，街上卡巴莱Cabaret， 指带有歌舞表演的餐厅或夜总会。——译注生意红火，高级汽车穿行；不管检察官如何抓，以公事名义挥霍公款者依然层出不穷。也就是说，从前中国有的如今在日本都有。中国人知道甘于这种状态绝非到达独立国家之路。正因为如此，才同情日本人。
不客气地讲，日本和德国，都是由于一度逞暴而被先生淘汰的高材生。乃至于被排在了脏兮兮的殖民地人民之后。哪怕通过努力重新赶了上来，若再盛气凌人地排挤或者蔑视其他学生，还会遭到先生的教训。况且先生从一开始就决不允许日本再度成为强国。
中国人由此同情日本；不仅同情，而且还伸出手来期待着早日与之一道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