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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琴之戚（7）
在南京开追思会，我们向陆文夫遗像默哀后一坐下，遗像便从白色幕布上落下。陆文夫先生真的走了。在我们学校讲演过的陈白尘、高晓声、张弦、艾煊、叶至诚都走了。
我说到的这些讲座几乎都是在一九八五年之前。而这个时间段正是中国文学走在社会前列的最好时期。我们后来对于八十年代的记忆在很大程度上是对这个阶段的确认。那时，我坐在台下，并没什么思考， 更多的是沉湎在对作家的崇拜和对文学的迷恋之中。而把自己与文学事业联系在一起，是当年无数大学生的选择。我觉得自己就是在听作家讲座的过程中完成了一个文学青年的塑造。作家的讲课和老师的讲课不同，前者洒脱，后者严谨，前者感性，后者理性。尤其让我们这些学生兴奋的是，老师课堂上提到的那些作家，现在就坐在我们的面前。文学不在课本上，在我们的生活中。对学生来说，总是既想吃鸡蛋，又想看下蛋的母鸡。
现在想来，当时我和同学就是把这些作家当作八十年代文学看待的。可是，就在刘心武讲座的一九八五年，我们读到了和我们听讲座时不一样的文学，这才知道了文学原来是多元的。给我们讲座的这些作家，差不多都是以现实主义创作为主的。其中的高晓声，在陈奂生系列之外，还写过许多可以称为现代主义的小说，但因为他的农村小说影响太大，这类被他自己看重、在今天读来也觉得重要的作品就被忽略了。直到前几年，读作家叶兆言《郴江幸自绕郴山》，我才知道了高晓声由此产生的落寞。
几年前，一位上海的“七后”女作家写了一部轰动一时的作品，我问陆文夫如何看待，他告诉我说，这是垃圾，在国外这样的垃圾不稀奇。又谈到我们省内的一位作家，陆老师说，那纯粹是瞎写。以文学的方式为这个时代留下自己的肖像，这或许是一个深藏于陆文夫、高晓声那一代作家、也活跃在我们内心的“宏大叙事”，尽管我或者我们未必愿意这样表达，但事实上无论用何种方式写作，写作者总处在与时代的关系之中。但如何看待和表现这个时代，几代作家是很有差别的。当年读陆文夫《围墙》时，对改革的前景是那样向往。我想，无论是陆文夫还是高晓声，对后来的改革时代一定充满困惑。我和陆老师的那次长谈，就感觉到他的困惑和惆怅，以及对当下的无能为力。
追溯知识分子进入一九八年代时的状态，我们不能不对那时的自信与单纯生发感慨。诗人徐迟在一九八年第一期的《诗刊》上发表诗作《八十年代》，他歌吟道：“我们将脱下旧衣裳，换新装对镜重梳妆。”如诗人所言，“我们”以及“我们”的“中国”都以新的“装扮”进入了称为“新时期”的时空中。“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知识分子如“木兰”一般。但是，这样一个状态在八十年代尚未终结时便分崩离析，“我们”以及“我们”面对的“镜子”，都已支离破碎。那位最早在诗中“对镜重梳妆”的杰出诗人徐迟，也在一九九六年跳楼自杀身亡。
我现在也常常在讲台前高谈阔论。但我觉得自己心里的底色和当年坐在台下时不同。
我对自己的学生说：我自己贴近或者疏远这个时代，视阈所及，仍然是混沌之中的光明与黑暗。贴近的景象是在眼前，疏远的光阴则在身后，而无论如何，我们置身于这个时代。当我给自己确立这样的写作者位置时，我意识到一个时代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只意味着困境，而一个写作者的原动力则是他内心深处生生不息的困惑。因此，不妨说，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是在困境与困惑的打磨中生长的。 txt小说上传分享
人琴之戚（8）
在别人看来，这或许是一个简单的道理，但我很长时间不能了然于胸。从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再到九十年代，我们关于文学的思想不断更新、翻新、创新，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获得了阐释文学与时代与历史的主动权和话语权，无论是作为“立法者”还是“阐释者”。作为一种困境的时代之所以形成，其实与我们自身的知识生产有密切关系。——这也是一种真相。我期待这样的不惑之惑，能够为我自己的思想与文字勘探出一条小道。
往生者讲述了他们的故事。在这个挤压的时代中，我们能否有自己的故事和讲述故事的方式，也许决定了文学的生死存亡。在真实的生活中，我们几乎都被格式化了，我们自己也用某种方式包裹、装饰了自己。我想多少年以后关于这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包括文学知识分子）的传记，比起哪个时代来都可能更显单调、贫乏与划一。我们没有自己的故事，没有事件也没有细节，冲突与越轨都会被适时地控制与调节。我一直觉得这是我们与我们时代的悲哀。然而，我又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我不认为这是我们的全部。我们的内心中应该还生长和挣扎着另外的生命迹象，而这种迹象可能更真实地残存和保留了我们与我们这个时代的秘密。倘若这只是这个时代的我们的一部分，那么，另一部分在何处？显然应当在文学中。比如说“*”时期的顾准，就留下了两种文字，也是他的两种肖像。我们读到了两个顾准，也由他的文字读到了知识者对同一个时代的不同解释，我们由此获得了对那个年代以及其中的知识分子思想历程的复杂认识。文学，是否有可能如此，把另外一种关于时代的讲述留下，也把写作者的另外一面留下？这种可能，取决于我们能否有自己的故事和讲述故事的方式。
令人烦恼和不安的是，我们在文学中似乎和各种各样的故事与讲述者相遇，故事不断被生产，甚至有些过剩，至少那么多的长篇小说让你眼花缭乱。但是，能够让我们读下去的越来越少了，能够让我们记住的越来越少了。我们并不缺少有才华的作家和批评家，可是，文学的写作者总缺少什么。我不清楚，写作者的思想能力从何时开始变得不重要了，世界观从故事中消失再次呈现了写作者哲学上的缺失和贫乏；写作者生活在世界之中，但写作者的写作是生活在对世界的认识之中。我不清楚，写作者的个人品格是何时从作品中消失的，是因为我们没有品格，还是因为我们无法呈现自己的品格？在讨论那些经典作家时，比如讨论鲁迅，我们从来不会无视鲁迅的品格。我不清楚，写作者的文字为何没有了自己的气息，文字应当是自己的血液中过滤出来的，它带着个人的体温性情。网络语言和报刊社论对一个真正的写作者不会构成干扰，可怕的是写作者的个人气息在文字中散失。
诸如此类的困境与困惑，让我明白，文学写作之所以重要，就因为它不再是一种职业，而是一种信仰。在这个时代，写作如果不能与自己的信仰、专业、人格、胸襟、操守与情怀融和在一起，文学的发展不仅会愈加困难，而且可能会失去它的独特性。
我在想，如果陆文夫老师还健在，我说出这些想法，他会有怎样的感受？
那些在一九八五年前后开始活跃并且影响一直持续到今天的作家，在十几年后，陆续在我们学校的讲坛上“闪亮登场”。这个讲坛叫“小说家讲坛”。八十年代和新世纪的这些讲演，差不多构成了一部文学口述史。
书里书外（1）
一九八三年的中国持续蜕变，文化转型给我们的学习生活烙上了斑杂的痕迹。*代表大会期间安排的文娱活动中，一场是在人民大会堂看电影，一场是在人民大会堂联欢。放映的电影是《魂断蓝桥》和《火烧圆明园》，这两部电影，特别是前一部，已经是电影观众再也熟悉不过的经典老片了。但在一九八三年，《魂断蓝桥》尚未在全国公开放映。在观看之前，带队的团省委老师告诉我们，放映这部电影是有关部门领导亲自批示的。说来也真是惭愧，这是我当年看的第一部美国电影。当《魂断蓝桥》的经典旋律响起时，我突然想到黄梅戏《天仙配》的旋律。这是个莫名其妙的联想。现在的学生已经无法想象《魂断蓝桥》曾经需要“特批”才能放映，当我说出这个经历时，我的学生无不诧异。
当时，通俗歌曲已经十分流行，“*”期间居于霸权位置的“革命样板戏”几无市场。在北京的几天，我们有不少会议是和全国青年联合会的代表一起召开的。代表中有不少当红的歌星和影星。只要两个会合在一起开，“学生”就会去找“青年”中的艺术家签名。在政协礼堂听报告时，许多学生代表都挤到唐国强、蒋大为、彭丽媛等明星身边。在这样的情形下，我们谁也没有想到京剧表演艺术家刘长瑜会以《都有一颗红亮的心》在晚会登场。也许是长久未闻这样的唱腔，也许是这段京剧不仅召唤了我们这一代人少年时的红色记忆，而且也与时代精神及代表的身份吻合，刘长瑜的演唱获得了经久不息的掌声。尽管在我们少年时没有“偶像”这样的说法，但刘长瑜以及她扮演的李铁梅是我们那个时代的一个英雄符号。刘长瑜穿着贴身的旗袍，和其他演员的装扮不同，这也是我第一次在画报和电影之外看到穿旗袍的女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