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辅导员”这个岗位是指那些专职从事学生思想工作的人，业余的则称为“班主任”，每个大学的情况不同，但只要讲“政治辅导员”，大学里的人就知道这是什么身份。因为这个岗位的特殊，政治辅导员的身份，也有很难界定的一面。可以像行政人员那样定级，后来也可以评职称，编制是教师的一种，这又比其他行政人员优越。可以评职称，是因为八十年代中期大学行政化的势头尚未出现，做业务教师好像比其他岗位更具吸引力，用这样的办法既可以稳定政治辅导员队伍，也可以提高政治辅导员在学生中的威信。这都是强调这个岗位的重要。从八十年代中期到九十年代初期，学生思想起伏，时有*出现，政治辅导员的工作也因此显得重要。后来行政人员也可评职称，但不是教师系列，是管理系列。在一般的观点中，这两个系列的职称“含金量”不一样。其实，这并没有解决这个岗位本身的困境，辅导员队伍是否稳定，不在于体制赋予其什么重要功能，而在于大学体制中它究竟应该处于怎样的位置。
能够在党务行政系列不断升迁的总是少数，就个人而言，或许你已有副教授、教授的头衔，但这与学术水平没有太大的关系。在这个系列中，评上教授、副教授的，自然也有不少思想政治工作方面的论著，但只要考量大学思想政治工作的状况，我们就知道多数论著其实并无理论与实践的意义，它只是符合职称评审条件的某种指标而已。我就是在这样的状况下走进辅导员队伍，又走出辅导员队伍的。
送走一九八二级学生，系里给我重新安排工作。“你把这一届学生带好，我给你磕头。”系党总支书记找我谈话时如是说。我新带的这个年级，一九八五年入学，据说是“*”恢复招生后最难管理的两个年级之一。我在带八二级时，和八五级的一些同学有些接触，已经感受到这一届同学和我这一代大学生的差别，用传统的说法，调皮捣蛋的学生特别多。偶尔和学生会干部去宿舍楼查卫生状况，这个年级的男生宿舍总是最脏的，很多学生喜欢踢足球，床上、脸盆里散乱着臭袜子和衣服，而不少女生宿舍的桌子上也从来不缺瓜子壳。别的年级男生宿舍很少有女生，而这个年级的男生宿舍常有做客的女生。系科不赞成男生到女生宿舍，但没有明确不赞成女生到男生宿舍，所以班主任很难管理。当时，我还年轻，像学生模样，如果去女生宿舍看学生，也会被管理宿舍的人拦在门外盘问，后来我只好带上工作证，这样可以自由出没。传闻中，这个年级的一个女生，一次在操场从口袋里掏香烟时，竟然掉下一只避孕套！这一传闻传了许多年，有一天当传闻中的这个女生站在我面前时，我的感觉特别复杂。
领导说，把这样的差班交给我，是考虑我思想比较解放，可能与他们容易磨合。此时的我，思想观点也确实处于转型之中。当时我们还不习惯区分个别行为和思想品德的差异。而我自己在八十年代初期的成长背景中，已经基本完成了自己思想方法的转型，我更多的是以宽容的眼光来看待他们。我由这些学生的表现，看到了自己过去分裂的自我。我们是在传统的尺度规范下成长的，先有这个前提，才有后来遭遇到的变革，在变革之中，我们逐渐打破了一些陈规，因此和变动中的秩序没有对立、尖锐的冲突。而我此时面对的学生不同，那把传统的尺度在他们身后，不在他们身上，他们首先习惯的是变革，不是既有的秩序，于是我们看他们，总以为他们脱序。我的这些想法被视为“异端”。在学校关于学生思想工作的研讨会上，我常常毫不掩饰地发表自己的这些想法。后来有人提醒我，你的这些想法并无不妥，但不适宜在会上说，这样让领导很为难。这个提醒尽管善意，但反而让我和我的学生一样“逆反”。学校分管学生工作的几个部门都集中在东吴大学时期的一幢红色小楼，我很少踏进那幢楼。暑期学校通常组织政治辅导员去外地考察，我也从来不报名参加，因为我听到了太多在窑洞或者什么地方通宵打牌的故事。而我则选择去北京、上海、南京的图书馆去查资料，当时，我的兴趣集中在写一本中国当代散文史的书。熟悉我的人都知道，我在当时的政工系统中是非常不合群的。将近二十年后，我意识到，我当时的不妥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后来的人生。。 最好的txt下载网
初为人师（2）
现在看来，我的那些想法并无高明之处。这可能与自己的阅读有关，而自己的专业又在中国现当代文学领域，承担了众多“先锋”思想的文学影响了我自己做学生思想工作时的思路与方式。八十年代文学中的话语资源，和我承担的工作其实存在话语冲突。在学生个性觉醒，文化的选择已有多样化端倪时，我们只强调主体价值的一面，忽略了选择的多样性，而主体价值又在整合之中。即便现在，我们在面对学生时仍然存在着我在八十年代的困惑。尽管有些规定和制度已经发生变化，调整也多。我在的这所学校，从禁止恋爱到不提倡恋爱再到前两年不仅允许结婚而且同意学生请产假，这是一个怎样的跨度。但是，在深层次上应对学生思想问题的方法还承袭了八十年代变革、争议中妥协的那一套方案。我们处在“现代化”进程之中，但我们又同时背负“革命传统”，而现代化史和革命史之间，价值系统是有差异的。我的想法在文学研究中是正常的，而在思想工作中则被视为非常。这样的落差因为学校的格局显得突出，如果是在别的大学，也许不会视为问题。一九八八年三、四月的“蛇口风波”也波及到我们学校。学校有关方面为了统一思想，组织了一次大型的座谈会，辅导员、“两课”教师都参加。这类会议通常是资深的老师发言，根本不需要我这样的青年教师说什么。但在听了三位老师发言后，我有些憋不住了，特别是有位老师说出“蛇口哪里像社会主义”这样的话。第四位老师要发言，我说你等一等，我先讲。我说：我非常奇怪，如果离开改革开放的环境，离开学生的思想实际，我们能讨论什么？我认为，在我们这个时代，用一个人塑造一代人的做法已经不可能。这样的时代过去了。我只说了这样两句话，会场突然死寂。随后，会议的发言完全朝另外一个方向进行。主持人总结时说，有些辅导员的想法是很危险的，要端正思想。
虽然我坚持自己的想法，但主持人的话还是让我难堪。那时，我已去过多次寒山寺，可从未注意过禅宗公案里寒山与拾得的一则对话录。许多年以后，在“三讲”活动之余，我陪教育厅和学校领导到郊外的一处寺庙参观，无意中发现一面墙上书写了这段对话：
拾得曰：世间有人，笑我骂我，诽我谤我，辱我打我，嫉妒我，中伤我，非礼我，以及种种不堪我，当如何？寒山子对曰：只是听他任他，忍他让他，躲他避他，漠然他，不理他，一味由他。再待几年，汝且看他。
我们一行人都面壁良久不语。
“疏导”这个词，在八十年代中期的大学是使用得比较多的，“对话”是后来才出现的。我记不清楚这个年级是怎样稳定下来的，我又是如何与他们和谐相处的。在价值观上，我始终不会放弃自己的坚持，但在尊重学生的个性、对待生活琐事上，我宽容待之。
逃课，在大学里是常有的事情，因为没有实行完全学分制，逃课便是违纪行为，累计课时达到一定数量就是旷课，轻则给予警告，重则留校察看，甚至开除。这个年级让老师和系领导头疼的问题之一就是逃课学生多。课代表点名无效，班长点名无效，任课老师点名也无效，系领导说你去点名吧。我去了，有些效果，逃课的同学赶紧找我检讨。但这也不是办法，我不可能经常去点名。我开始听课，查点名簿，发现只有少数几门课常常有逃课的学生。有一门选修课，任课老师几乎每周来找我反映缺勤情况，希望我整顿。我去听了一节课，对系领导说，如果我是学生，我也想逃课，但我是听话的学生，我会约束自己不逃课。可是，不是所有学生都听话，怎么办？可见，学生缺勤的原因，与老师的上课有关，而不只是学生的问题。我建议领导也要找任课老师谈话，检查老师上课的准备情况和教学质量。这位老师非常敬业，在我教学科研之初，也曾给我关心，但我不得不说他的知识结构陈旧了。这样的情况在现在的大学也不是个别的，学生能够选择的课程太少。我虽然这样对领导说了，但在教室面对学生时，我还是强调纪律，强调学生对老师劳动成果的尊重。我同时也婉转地说了，我们老师也要提高教学质量。我问同学，难道你们每次都要让我来点名吗？有几位同学事后找我说，既然你认为老师的教学质量也要提高，我们就不逃课了。想必是领导也找任课老师谈了，他再也没有向我反映学生的缺勤问题。多年以后，这位老师走完了自己的人生道路，我在他的灵前鞠躬时，想起二十年前这件小事，我有些责备自己当年对学生管教不严。
初为人师（3）
谈恋爱的同学，在当时被戏称为“地下党”，因为学校不允许，谈恋爱的学生往往是“偷偷摸摸”。我在带毕业了的那届学生时，就已经碰到因谈恋爱而产生的棘手问题。某天有位女生班干匆忙找我，要我跟她一起到医院去，说某女生肚子痛住院了，医生让我去。班干领我到了妇产科，一个中年女医生严肃地对我说：你是她的班主任吗？我说是。你知道她出问题了吗？我说不知道。你的学生怀孕了。你要好好教育。这样的事情在一九八六年的大学，当是严重的问题。医生的一番话几乎让我觉得自己都有些问题。这位女生平时性格温和，成绩优秀，无论如何让我想象不出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