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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无缘听钱先生上课，但时常听到他的学生说先生上课如何。现在的导师带学生，和钱先生当年不太一样。每星期有好几个半天，他都要亲自授课。即使大病初愈，也不会停止。而且即使身体虚弱已极，一上起课来就精神焕发，滔滔不绝。他的一位高足在回忆文章里说：他上课几乎纯用老常熟方言，且语速极快，语调随感情而抑扬起伏。兴奋起来，还会拿几首诗文来吟唱。他虽为我们讲明清诗文，却常常旁征博引，涉及整个中国古代文化领域。先生授课从不用讲稿，也不开中药店，而是神思飞扬，纵横开合，挥洒自如，左右逢源。高兴时手舞足蹈，謦欬横飞，吟哦之声不绝，学生总是听得如痴如醉。
一个有学术大师存在的院系，它的秩序会建立在学术本位的基础之上。钱先生在世的时候，我们很少有人会说自己的学问如何如何。这就造成了一种敬畏学术的氛围，一种谦卑地对待学术研究的精神。学术本位的确立，有效地抑制住了大学的行政化倾向，也形成了文学院多元的格局，在这样的格局中，不可能只有一种声音。不必说学院的院长书记，以我的接触，钱先生在世时，历届书记校长以及分管学科的副校长，也都以崇敬的态度面对老人家。
钱仲联先生生于一九八年，二三年辞世。在九十五年生涯中，经历了晚清、民国和新中国三个历史阶段。这个将近百年的历史，也正是中国由近代到现代，由旧学到新学的转型时期。我以后学的身份看钱先生，犹如在当下看历史。钱先生这一代知识分子，是在中国社会大变动、学术大转型的历史中沉浮的，所以他们的学术生涯始终缠绕着现代中国和现代中国文化的基本问题。他们的格局之大，内心之丰富，处境之复杂，选择之艰难，似乎是我们这些后来者难以比拟和体察的。在为钱先生做九十大寿时，先生答谢的第一句话是：我是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是在党和政府的改造帮助下走过来的。钱先生此言犹在耳畔。读大学时，我们同学都知道，钱先生个性鲜明，但始终对院系的党总支书记保持尊敬，从未和哪位书记发生过争执，谨言慎行。我曾经关注过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思想命运与学术道路或者创作道路。我肤浅的印象和认识是，现代知识分子无论坚守什么样的信仰，选择什么样的道路，如果作为学者，他们维护中国文化与学术根基，传承中国文化与学术命脉的企图和努力是一致的。正因为如此，中国文化与学术才薪火相传，得以发扬光大。
作为一代大师，钱仲联先生是有血有肉的，他一样有凡人的喜怒哀乐。钱门弟子对此可能会有更为切身的体会。我还在读大学时，就听说钱先生对公共资源管理得十分严格，明清诗文研究室的老师，要领信封稿纸都必须经他之手。公家的东西不浪费，该是自己的也不推却。我记得一九九八年年底，我和当时的总支书记去看望他，行前关照办公室主任带好奖金和慰问金给钱老。我们告别的时候，钱先生照例送到门口。等我们回到学院，办公室的同志说，钱先生打电话来了，问领导是不是忘记了奖金和慰问金。我突然想起，钱先生送我们出门时，脸色不怎么舒展。我后来一直在想，一个不虚伪的人，最终才能成大气候。一九九九年钱先生生病住院，我和书记去看他，在把他从轮椅抱到床上时，钱先生对我说，这次我可能熬不过去了。他说话时的眼神非常迷茫，生与死的问题在晚年一直困扰他。
泰山其颓，哲人其萎。生者会从不同的角度去议论往生者。或许可以说，在一个时期内，一个学科的发展总是和一个或者少数几个学者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钱先生对中国古代文学，特别是对明清文学研究的贡献，已经成为学术史的一个部分。无论是在钱先生的生前生后，我们这所大学和我们学院是和钱先生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
一个院系，一所大学，也会风起云涌，一时多少豪杰，但尘埃落定之后，恒久相传、历久弥新的只是道德文章。——二七年秋天，在纪念钱先生百年诞辰时，我在致辞中如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