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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如人生,人生如戏,这话太老了。其实还可以说些“年轻话”——戏吸引人恰是因为不尽如人生,而人生的诡谲其实远非任何戏剧可比。现在回想起母亲带我看戏的种种情景,忽然憬悟:观戏的最大意义和乐趣,是在人生中镶嵌进一些“美丽的停顿”。
母亲带我看了戏,也熏陶出了我的文明习惯。母亲仙去二十年了。现在我进剧场不多了。但一旦去剧场观剧,我总是提前进场,中途绝不“抽签”。我最见不得那些未到幕落就站起来撤退的看客,我总是以真诚的鼓掌和仰望来对待演员谢幕,离开剧场回家的途中,我会回味那些最打动我的片断。
西方古典歌剧正式开幕前,往往会有好几分钟的序曲。多数西方电影的最后,是一边放映详尽的演职员表字幕,一边响起终曲,有时终曲会是一首很长的歌,像好莱坞大片《泰坦尼克号》的主题曲,就不是穿插在情节流动当中,而是放在最后字幕走动时,由席琳?迪翁深情唱出。许多中国观众还不习惯在电影院里静坐到全部字幕走完,欣赏完终曲再离座,有的影院甚至也不待拷贝彻底走完便停止放映;一些人士在家里看光盘,就更不耐烦听电影的终曲了。记得三年前我在巴黎蓬皮杜文化中心看一部法国电影,故事结束后黑底子的字幕走动了大概有五六分钟,但只有少数观众离场,多数人都静坐在座位上欣赏那伴随着字幕的终曲。我置身在异国他乡的那种情景中,忽然想起了母亲,想起了她虔诚地对待演员谢幕,我更加铭心刻骨地意识到:沉浸于艺术,是我们人生之旅中“美丽的停顿”。
二勇
那是去年春节前,村友三儿跟我说,村里老秦家有一副二勇。我不信。那玩意儿能经历半个多世纪的世道沧桑,保留到如今?
所谓二勇,是一种布制傀儡。它上半截是两个摔跤手面对面扯臂的形象,茁茁实实的。下半截呢,没被耍弄时就是空空的一条肥裤子。半个世纪前,我还是个少年,随父母从重庆来到北京,很快融入了新的民俗氛围,在东庙(隆福寺)和西庙(护国寺)的庙会里,都看到过民间艺人表演“二勇摔跤”。那表演的爷们自己穿一条跟傀儡的裤子一模一样的肥裆裤,彻底地弯下腰,把自己的两只胳臂套进傀儡的裤子,把头部隐藏起来,这样,那二勇就成为了两个揪扯在一起的摔跤壮汉。表演者变换种种技巧,自己的双腿和双臂巧妙地移动、磕绊乃至踢出躲闪,使观看者觉得就是有两位勇士在专心地搏斗。那傀儡的上半部虽然看上去就是假人,但是因为下半部的灵活运动,不断地颤抖摆动,也就以假乱真,让看客在真真假假的谐谑表演中获得极大的乐趣。表演完了,艺人从傀儡的裤子里褪出上半身来,一定是满头大汗,两条粗壮的胳臂青筋暴起。在他转着圈抱拳作揖的时候,会有一多半看客转身离去,但也一定会有一些看客往搁放在地上的傀儡身上扔钱。我那时也就把妈妈给我的零花钱,拿出二百扔下去——我说的是旧币,相当于现在的二分钱。现在的年轻人会哑然失笑吧?你那么抠门!但我记得很清楚,那时候在庙会里吃一碗炸丸子——过油的素丸子用滚水煮了撒上些椒盐,撇一勺稀释的芝麻酱,再撒上点香菜叶——很香啊,二百块钱一碗。
其实,那种一人演出呈现两人景象的傀儡戏,也不都是“二勇摔跤”。我后来还看到过几种类似的表演,比如“猪八戒背媳妇”,再比如“瞎子背疯”。——那傀儡的上半截是一个瞎子背着一个“疯婆子”的造型,所谓“疯婆子”,并不是得了精神分裂症的妇人,而是“疯瘫”(其实更正确写法应该是“风瘫”)即高位截瘫的妇人,为了表示其下肢瘫痪,还特意制作出了一双别在丈夫腰后的萎缩得不成比例的坏腿。和“二勇摔跤”不同的是,“猪八戒背媳妇”和“瞎子背疯”的表演者虽然也入套藏脸,但底下不是四条腿,多半用自己的腿脚表演丈夫的腿脚,而以自己的双臂表演媳妇的双臂。“背疯”把“疯婆子”乱指挥、瞎丈夫步步错的“洋相”呈现得淋漓尽致,有的观众笑得前仰后合,但我很不喜欢。这类民俗性质的表演,有精华,有糟粕,“瞎子背疯”拿残障人开涮,格调不健康。多年前,我写过《丑媒婆可以休矣》一文。现在我仍坚持自己的看法,就是我们现在组织民俗表演,比如跑旱船,应该删除那男扮女妆、唇边点着大黑痣、举着长杆烟袋锅、模仿三寸金莲移动艰难、摇摆扭捏的丑媒婆一角。
话说三儿带我到了老秦家,他家房子虽然改建过,正房里有一间居然还保留着砖炕,北墙根还保留着一个大躺柜,莫非那大躺柜里存着二勇?老秦见我急切地询问,觉得好笑,那算啥稀奇玩意?早该扔了!带我到东厢房堆杂物那间屋,从旮旯里揪出一样陈旧得不行的东西来,正是傀儡二勇!那两位勇士的造型,是辫子盘在头上,呀!该是晚清的遗物吧?老秦告诉我,那是他祖爷爷留下的,他爷爷还玩过。为什么能一直留下来?因为在讲究阶级成分的时候,他家成分好,没人来他家翻查,他们也几次打算扔掉,但总没彻底清理堆房,也就一直保存了下来。老秦说你喜欢这没用的东西你尽管拿走。我想起城里的一位朋友专爱搜集民俗旧物,就决定哪天带他来拜访老秦,收购了去。
但是,后来我忙来忙去,没顾上张罗这事。今年秋天带着我那位朋友来到我乡村书房温榆斋所在的村子,也没麻烦三儿,直奔老秦家。唉,你猜怎么着?老秦不在家,他媳妇告诉我们,那二勇已经被她拆了,铺在狗窝里了,那狗可是拉布拉多名贵品种,繁殖好了会有人一千两千地拿钱来买!
我十分沮丧。倒是我那朋友频频劝解我。他说“二勇摔跤”挺有哲理内涵的。细想也真是,人生、社会,说是双方争斗,其实往往是自己跟自己较劲。要想跟人和谐,先得自己协调好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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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好麻秸待踩岁
那天老友马君来我乡村书房温榆斋,一落座就高谈阔论。马君是个民俗研究者,他有一个观点我颇赞同,就是不能把所有民俗都博物馆化,有些民俗,应该在我们的生活里保持下去,比如踩岁。他认为以往的内涵就十分丰富,现在还可以注入更多的意义,推陈出新,成为除夕的一大亮点。
五十七年前,随父母初到北京,我还赶上过踩岁。那时我家住在一个大型四合院里,那是机关宿舍,虽然分住了很多家,却俨然一个团结和睦的大家庭。除夕夜,院里的孩子们从大人那里得到压岁钱以后,都纷纷跑到胡同里乃至胡同外的街市上,买到自己喜欢的耍货零食。记得我买的是可以在地上拖着走的兔儿灯和什锦冰糖葫芦。有的小伙伴买的是木制关公刀和糖瓜儿,或者是手提猴戏傀儡和体积十分夸张的棉花糖……年饭后已经放过几阵炮仗、礼花,子时将临又掀起一番放炮放花的高潮。但真到零点来临,则大人们纷纷嘱咐孩子们暂停放炮,全院的人们都集中到院落前边,从院子的二道门——一座精致的垂花门——到斜对着它的大门口,地上满铺着芝麻秸,大人小孩一齐踩岁。那芝麻秸被踩碎的破裂声尽管远不如炮仗响亮,但噼噼剥剥的十分有趣,而且与大人们“岁岁平安”的笑语和孩子们跳跃拍掌的欢声交织在一起,构成非常浓酽的过年喜气。
压岁完了踩岁,踩岁完了跟大人一起在家里守岁。那时候没有电视,连收音机也并不普及,但听大人讲各种掌故,对于我们小孩子来说,胜过看电影、翻小人书。屋顶挂下萧何不停地追韩信的走马灯,地板上停着被蜡焰照得雪白透亮的兔儿灯,记得母亲就坐在灯之间,告诉我踩岁其实应该写成“踩祟”,就是把坏东西踩掉轰走。她说,你们那么喜欢过年,知道“年”是什么吗?原来“年”就是个“祟”,是个没头没脸的大怪物,每过十二个月它就要跑来一次,必须把它撵跑,放炮仗的目的在于此;踩麻秸的目的也在于此;把它撵跑了,也就“过年”了。听了这样的解说,小小的心里,全然没有对“年”的恐惧,反而呆想:这“年”可别跑远了啊,它常来多好啊,我们随时可以“过年”,也不用再上学了,压岁钱领了可以再领。原来攒一套梁山好汉的“洋画儿”(即夹在香烟盒里的烟画)得费一整年的时间,每月过年那就很快能攒齐了!但是父亲偏乐呵呵地走过来纠正母亲,说把“年”当成怪物对待,那说法至少在明清以后就不时兴了;为什么要踩麻秸?一来芝麻开花节节高。花果熟裂抖出芝麻以后,那些“小铃铛”又让人联想起小元宝,而且芝麻秸不是圆形而是带棱的,风干后踩起来声音特别脆响,所以有“岁岁平安”的含义。二来麻秸挺直,一般总有一米多长,象征“长命百岁”。人们一边踩岁,也就一边祈祝自己一年更比一年好,能够长远地丰衣足食,“脆脆生生”地过好日子。
马君听了我的回忆,拊掌喟叹,说那是建国之初吧?他的父母当时也为新*主义的实现而欢欣鼓舞啊。记得那时候看国产电影,片头是工农兵的雕像在明快的乐曲中缓缓旋转,他哼出那乐曲的头几个音节,我随着延续。那乐曲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