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判中对方问：“胡星在中国算什么级别的官？”
蒋平回答：“他是交通厅副厅长，在云南省算个中层干部。”
对方又问：“交通厅是干什么的？”
蒋平轻轻松松地说：“修路的。”
对方小心翼翼地问：“那我们能知道他的罪行有多严重吗？”
蒋平说：“我们初步查证他有受贿的嫌疑，但掌握的只是线索。至于数额有多大，只有法院审判后才能认定，我们来带他回去，就是为了搞清楚他有多大的问题。”
回答无懈可击，新加坡警察也表示理解。蒋平进一步说：“通过他E…mail的IP地址和网上订房信息可以确定，胡星就住在这里的莱佛士酒店。”奇怪的是，新加坡警察对此不置可否，只表示：按照新加坡法律，如果没有现行犯罪，新加坡警方不能拘捕胡星。
眼看着对方死守阵地一步也不肯让，蒋平只能使出“杀手锏”：“我们有瑙鲁国外交官的证明，胡星使用的是他人的护照，按照贵国的法规，请你们把他扣留下来。依照国际惯例，胡星应该被遣返至其假照出发地——中国上海浦东机场，同时，鉴于胡星以‘李力’身份办理了澳门投资移民，取得了澳门居住权，你们也可以将胡星遣返到澳门。”
李水发早有准备地回答：“瑙鲁驻泰王国总领事的函件我们也收到了，但这是一个个人函件。我们得通过我国外交部向瑙鲁国外交部求证后，才能采取相应的行动。”
蒋平急了：“你们可以不必等待瑙鲁国的证明，我来给你们证明。现在！”
此言一出，不仅新加坡警方4人愣住了，连中方几人都面面相觑：他哪来的瑙鲁国外交部的证明？
蒋平拿出两套户籍资料摆到桌上：“不就是证明他使用的护照是他弟弟的吗？
请看，这是胡星和胡波在中国的户籍资料：胡波1960年6月23日出生，与瑙鲁国护照上的登记一致；胡星1958年10月16日出生，你们可以查查看，护照上的照片是胡星。这些户籍资料都已经翻译成英文，按国际惯例进行了公证，是有效力的证明文书。”
对方没有想到中国警察有这么一招儿，一时没有回答。但他们很慎重，说要研究一下。新加坡警察礼貌客气，却处处打“太极”，眼看着谈判就要进入胶着状态，蒋平霍地站起来朗声问道：“请问各位，警察是干什么的？警察就是执行法律、打击犯罪的！我这里有中国公安部的通缉令、向国际刑警组织申报红色通缉令的文件、案件卷宗，而且全部都按照国际惯例翻译成英文、经过了公证。
我要特别强调的是，联合国的反*公约，我们两国都是加入国，胡星的行为放在贵国也是涉嫌犯法的，况且贵国的反贪力度举世公认。我们已经证明了他是嫌犯，是中国政府通缉的人，警察的职责不就是嫌犯潜逃以后把他捉拿归案吗？我们现在已经追到这里了，难道能够眼睁睁看着他逍遥自在，而我们却束手无策吗？作为同行，请你们设身处地想想我此刻的感受！你们也一定不愿意看到我空手而归！我相信，如果有一天你们到中国需要我们的警务协助时，你们也会有这样的心情！” txt小说上传分享
外逃高官胡星归案记（11）
对方显然没有料到蒋平会突然“动之以情”。沉默了一会儿，李水发说：“蒋局长（云南省公安厅经侦总队对外又称经济犯罪侦查局），你们的心情我非常理解，但是我们也有我们的法律。我们只能保证，如果收到瑙鲁外交部的证明，我们一定将胡星遣返回去；在此之前如果他离开新加坡，我们一定通知你们。
你带来的户籍资料我们会留下认真研究。”
这似乎是谈判的最大收获了。追捕组以证据说理开路，又以大义晓之、情感动之，可看上去对方仍无动于衷，大家都觉得有点失望。但蒋平觉得，他关于警察职责的那一段慷慨陈词还是引起了一点共鸣，在感情上，新加坡同行一定会有所触动。
胡星要离开新加坡了，追捕组却还未能申请边控就在追捕组与新加坡警察谈判的同时，云南警方对胡星的监控显示，胡星有要“动”的迹象。
自从来到新加坡，胡星已经换了3个酒店。他确信自己被跟踪，而且跟踪者丝毫不掩饰行迹。他“觉得走投无路，整天忐忑不安，寝食不宁”，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让他“惶惶不可终日”。胡波从加拿大传给他的消息更让他心惊胆战：昆明已经派人追到新加坡了！他在与胡波的通话中揣测：跟踪的人是新加坡警察或是中国警察？还是黑社会来敲诈？任何一种猜想都令他“惊恐万分”。
他对刘伊萍说，我已经买了机票，要回到我办护照的地方去，但是我可能走不掉；如果不能成功，我只能回来面对一切。
从新加坡警察局出来，新加坡华人唐先生请蒋平一行吃饭。唐先生仗义友善，在当地人脉广布。席间，蒋平正为上午谈判无果而食之无味时，唐先生热情地指点迷津。此时，专案组从昆明紧急通报：胡星已经买好机票，随时会离开新加坡。
胡星就要从眼皮底下溜走了，而追捕组甚至还没有去移民局请求办理边控手续！
刚到新加坡时，大家分析形势认为，从种种迹象来看，新加坡警察似乎已经将胡星纳入视线范围，掌握了他的行踪。如果马上找移民局，警察局很可能就此甩手不管了。移民局只管着口岸，只要胡星待在新加坡永远不出境，移民局是没有办法的；而且，移民局只能监控HuStaneyB。的瑙鲁国护照，要是胡星还有一个其他护照，那就只能眼看他远走高飞而徒呼奈何了。因此追捕组决定还是依靠当地警方控制住胡星。
他们立刻赶到使馆与黄勇公使商量对策。黄说，早上会谈的结果他已经知道了，他已与新加坡外交部官员直接通话，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政府表示，现在已经证明了胡星使用他人护照进入新加坡，若新方还把他放走，这是对中国政府的不负责任。
这番话相当于口头照会，分量很重。可是从外交部传达到移民局，其间要耗费不少时间，哪里等得？这时唐先生忽然想起：他曾经有一个朋友来新加坡时，由于护照出了点问题，被人举报，在移民局被暂时扣押了48个小时接受调查。如果有人举报胡星，不是可以大大缓冲我们的时间吗？问题是，举报人必须是新加坡公民。唐先生说：“我来写信举报胡星！”
黄勇公使大喜，马上叫秘书打印出一封正式的举报信，唐先生签上名后，大使馆立即派人送往新加坡移民局。可是怎样让移民局马上受理、立即对胡星实施边控？唐先生又生一计：请他的一位和新加坡移民局熟悉的朋友直接找局长，先实行边控，再走程序。
外逃高官胡星归案记（12）
能做的只剩下等待了。追捕组又回到酒店里发呆。下午4时，唐先生举起手机给众人看短信：“胡星已被移民局列入黑名单，请放心。”心上石头落了地，房间里一阵欢呼雀跃。在大使馆、祖国侨民的合力下，“HuStaneyB。”这下插翅也难飞出新加坡了。
然而短暂的欣喜过后，大家又笑不出来了：根据新加坡法律，使用别人的护照将被处以两次鞭刑和3个月的监禁。3个月后，新加坡方面会不会把胡星交给中方还很难说，事情可能还是回到原点。让胡星被移民局扣留，实为下下策。
追捕组已经查明胡星入住的酒店和房间号，也掌握了他的手机号码，但目前唯一能做的却只有等待时机。根据消息，胡波回到加拿大以后大病一场，近几天已经出院，如果他再次飞来新加坡“拯救”其兄，再带来一本新的护照，怎么办？
值得庆幸的是，可以确定整日跟踪胡星的人是新加坡警察。早上新加坡警察对胡星住处信息完全不感兴趣，恰恰暴露出他们已经监控了胡星，这至少说明他们对此案的重视。这是中国的外交努力、公安部的交涉以及追捕组的辛勤工作取得的一大成果。
你的出逃很不明智，起码不够男人2月17日，中国农历大年三十。昆明传来消息，胡星又跟刘伊萍通话，称自己马上要离开新加坡，“如果顺利，20号再联系。”追捕组紧急跟黄勇公使商量：不能让他离开新加坡，也不能让他被监禁3个月。蒋平提出：“去找胡星谈，打消他继续逃亡的念头，劝他跟我们回去！”
这个设想太冒险了。谁去谈？怎样谈？谁能预料到会发生什么问题？胡星在新加坡警察的控制之下，不能贸然前去找他。还有，万一打草惊蛇，他跑了怎么办？
谈话中他做出不测之举怎么办？哪怕他喊叫一声，中国警察就涉嫌在新加坡执法，这可能导致外交争端，谁负责？
正在反复研究中，这时昆明又报来一个重要线索：胡星在拨打云南省委有关领导的电话，但没能接通。他想干什么？是想试探跟踪他的人是否中国警察，想讨价还价，还是想投降？
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蒋平说：“我去找他谈！”他认为，胡星此时已经购买了再次逃离新加坡的机票，并且已经和刘伊萍作了告别，不太可能轻易投降。
给省委领导打电话也许只是想探探虚实、摸摸底，或是虚晃一枪、麻痹一下中国警方。但是，蒋平细致地分析了胡星的心理状态：他的出逃虽蓄谋已久，却是在措手不及的情况下仓促上路，没有携带太多现金，又在英国和香港屡屡碰壁，狼狈不堪，如丧家之犬。在新加坡又被不明底细的人跟踪数日，更是惶惶如惊弓之鸟，感到了极大的不安全，无形罗网似要扑面而来。他备感孤独无助、前途黑暗，已被逼到角落里。“劝降”有风险，但并非毫无胜算。
蒋平拨通了省政法委孟书记的电话，请求同意给胡星打电话。孟书记只问了两句话：“使馆同意吗？有没有把握？”听了蒋平的分析推理，他果断地指示：“打！”事后回想，蒋平感到，孟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