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地方后，他同领导老搞不到一块。六六年八月初，他学北京的红卫兵搞造反，贴了公司党支部书记的大字报，署名“毛泽东思想战斗队”。几天后，公安局就把他和公司里的一个采购员同时逮捕了，罪名都是“现行反革命”，因那采购员不久前从北京回来，给陈营长和其他一些人带回来了好多“首都的大好形势”。
其时，陈营长的两个男孩大的已六岁、小的三岁多。他那在县医药公司当门市部主任的老婆，既有不愁再嫁的姿色，又有很高的政治觉悟。在党籍与丈夫之间，她选择了前者，因为领导告诉她，如不考虑与反革命分子划清界线的问题＇比如离婚＇，就要考虑是否还当共产党党员和门市部主任的问题。她连忙给法院递交了离婚申诉，并揭发了丈夫在家中开黑会、妄图成立反革命组织的罪行。陈营长被押回单位接受斗争时，她还上台念了检举信。
谁知离婚判决书还未到手，《*中央关于无产阶级*的决定》下达，全国大*，陈营长和采购员双双光荣出狱。
陈营长回家后，收拾了些东西搬到百货公司四楼上，从此就没回过家。他几次去法院催离婚，法院一拖再拖，老婆也坚决不肯了。老婆说，那时是为了两个孩子，怕他们当反革命子女。他则常用写大字报的剩墨水练习写；“青竹蛇儿口，黄蜂尾上针。两者不为毒，最毒妇人心。”坚称老婆是比男人还有野心的“野心家”，一提起就咬牙切齿，不理睬老婆的任何“花招”，一心当着县里的革命领袖之一，全心身地大干着*。
六七年年初“二月镇反”时，为了确定抓不抓陈营长，有关人士开了好几次会，最终决定，因他是前次公开*了的“大人物”，不轻易动他，等运动后期再说。
在那凄风苦雨的“二月镇反”中，他成天呆在百货公司的四楼上，紧张地等候老天的判决。在玻璃窗后，他时刻观察着下面大街上的喧闹，目睹了许多使他胆战心惊的场面。
凡有名气的人物一旦被抓，都要戴着手铐或背着麻绳到街上来风光一下，有的还是艺术造型………“苏秦背剑”：一手从肩上一手从腰后在背上铐在一块，形象是鬼一样地狼狈痛楚，境遇是人人喊打。
有的人，上午还帮着公安局押着别人从楼下经过，振臂高呼“*一切反革命分子！”雄赳赳地很令人羡慕的左派模样，下午就被缚成只小鸡似的，让他人押送着，沮丧地在街上款款而行了。
那时候，与前段时间相比，整个世界好象又颠倒了。
他也颠倒了。才三十岁左右、平时很注意外表的他，为了减轻挨打受捆的痛苦和准备坐牢的衣物，也为了显得安分认命，内衣便使劲地穿厚，外面也多罩了一套旧衣，兜里塞满了牙膏牙刷毛巾等生活用品，满脸的胡茬，一扫昔日的帅气潇洒，变得臃肿朴实而苍老，显得十分地忠厚本分了。白天，他开着房门静候动静，晚上和衣而睡，以便随时就擒。每早晨起床后，他第一件事就是在屋中跪下，向墙上的毛主席像磕头，向已去世了的爹妈磕头，祈求他们保佑他。并发誓：无论什么大好形势，这辈子再不上当，再不干提意见和造反的事了。
然而不久，又是全国彻底大*！
“二月受害者”们，几乎全成了英雄。出狱后，他们的革命地位，大多数都超过了陈营长他们这样的第一次受害人。而两次都受*的，更成了最有权势的左派，后来成立革命领导班子时，他们在各级班子里就当然纷纷地掌了大权。而陈营长，这个全县第一个写大字报的造反派*，却在县上和本单位里都大权旁落，只是个配角。
于是，陈营长有时气愤地想，“二月镇反”时，他妈的还不如又关进去住两天！
后来，县里的武斗队正式成立，编制是一个团，他也只当了个营长。但他满意了，在战场上干得很敬业。他曾担心只让他当个连长或副营长，如那样，他就决心不干了。
队伍刚刚沦为流寇时，大家有点惶惶不可终日。后来就无所谓了，慢慢地，各人都找到了点麻醉自己的法子。
成群结队、三三两两的战士们，无聊地四处闲逛。有些人则不知从哪儿弄来的钱和酒票，常常迷糊在酒店里，不时就来一阵子“流浪，流浪，到处流浪……”的印度歌曲大合唱，吼得满街的人全把他们观望。志趣在于玩牌的人夜以继日地大干，各种形式和内容的赌博，本来就是聚集乌合之众和打发无聊日子的好办法，现在更可蓬勃开展了。忙于谈恋爱、搞女人或过姘居生活的人，却仍感到时间紧迫，惜秒如金地同对象黏糊在一起，不顾旁人的嫉妒或不齿。其中，陈营长的表现也很出色，每晚都在医疗室里居家度日到深夜，有时上午十点多钟了还在里面睡懒觉。营部医疗室按例总占有两间屋，过龌龊生活理想极了。
没多久，炽热的爱情慢慢变了味，医疗室里越来越多地有了争吵。
一天，人们又听见医疗室里热闹起来：
……
“老子是黄花女，你敢不负责？”
“没人采的。”
“是哪个找哪个？一天到晚跟着追，是哪个二流子？” 汪秀梅怒吼声直冲云宵。
陈营长庄严地拉着脸走出来。他暗自发誓，绝不让儿子落入这泼妇之手。
他气愤部下和战友们。每当他狠下心来要教训这狂妄的母老虎时，乱拍马屁的他们就要及时赶来讨好劝架，好象她真的是营里的第一夫人了。这不要脸没人要嫁不掉的货，有人劝时更嚣张，大哭大闹地披露一些令人难堪的情史，想从舆论上压服他。
他居然没意识到，有的人去劝架，是假装关心或讨好，其实是去看热闹，去幸灾乐祸。
谁都明白，在各县市头头大会上，前线总指挥提到的军风纪问题，八成也包括了陈营长。
会后的第二天上午，陈营长拿定主意去了团部。团政委和副团长都不在，只有团长抱着被子坐在床上。陈营长向团长要求把他或汪秀梅调到第一营去，并暗示第一营正好缺医生。团长问那么三营的医生怎么办，他很有把握地说，本营第三连的高中毕业生吴玉兰勤奋好学，在一般医护上早已能独挡一面。
他满脸的沮丧和忏悔，从前总刮得像鸡蛋般光溜的下巴上，早已变成了森林。
比陈营长还颓唐的团长，披衣坐在被窝里静听着。这个被偏头痛和胃病折腾着的病夫，这个胡子巴茬的老头子，谁会相信他是个麾下有好几百条枪的“文攻武卫”团长？谁能想到他原是个县委书记兼县武装部政委？
这两三年，他命途多舛。六六年夏天，他按上级要求，在县内亲自领导了“破四旧”；秋天，也是按上级安排，又亲自给全部受害人员彻底*。因他是县内最大的罪魁祸首，便没完没了地接受批斗，并被碰断了一条肋骨。他自认罪有应得，转变思想紧跟形势，努力地要和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保持一致，心甘情愿地坚决支持造反派，不料又来了个“二月镇反”，堂堂县委书记，竟同造反派一块锒铛入了狱！正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时，又被人很不情愿地放出了牢房。此后，不管刮什么风下什么雨，他两派都不沾边，不反对也不支持了，也没权力和没资格反对或支持了，但两派却都把他当成了革命斗争对象。他们上批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刘、邓、陶”，中批大西南的“土皇帝李井泉”，下面批斗的，就是他这个看得见抓得着的县里最大的“走资派”。
为了标榜本派的革命品质，以示牢牢抓住了斗争大方向，两派竞赛般地轮流批斗他，都说他是国民党兵痞，义愤填膺地控诉他是国民党军队里的班长，一点不提他打过日本鬼子，更忘却了他后来在解放军和志愿军部队里杀敌立功，还当过连长、营长。好象他是从国民党军队里直接跑过来当县委书记的。
后来，红派在县里占了上风，把联派撵出去了，准备成立革委会时，因为中央要求领导班子要“三结合”＇革命干部代表、军队代表、革命群众代表相结合＇，首先要有老干部参加，便把他解放出来，让他当了个象征性的“县革筹”主任。因此，武斗队正式成立时，也荣誉性地要他当了个挂名团长。
尽管他几乎没去办公室上班，也不上前线，然而，在联派打回来的头天晚上，红派还是将他从家里抓出来，不由分说地塞上了汽车。与他同时上车的，还有那块“县革筹”大红牌。
陈营长突然光临，使团长非常为难，因为真正管事的是副团长和政委，虽然几个营长曾一度想把他俩改选掉。但他又不敢怠慢陈营长。他蹙着眉，表明此时正不得不对付着体内的折磨，苦笑而多皱的脸，谦卑地表明着他是个无用的傻子，一个废物！
陈营长静候着团长的意见，团长却卑怯地抬眼望着陈营长，活像在等候陈营长的指示，尽量平和地延长着沉默。
好长时间过去了，政委和副团长一个也没回来，陈营长坐在团长床前的小凳上，双肘撑膝，抱着低垂的头，好象汪秀梅把他害惨了。
“小汪同志同意么？”团长突然从冥冥的沉思中醒过来，好象自言自语地问。
“她不走我走！”陈营长倏地站起来，吐了口唾沫，站定在屋中。
又沉默了一会儿，团长看着陈营长脚上的脏鞋建议：“跟政委和张团长都说说，想法调到上面来吧，一营的医生看政委他们咋个说。”他也希望陈营长能中止胡搞，因影响有点大。但有一点他不太舒服，即陈营长点名要那个三营的卫生员。那丫头很好的，可别去被带坏了。他瞥了陈营长愁苦的老脸一眼，又觉得自己是神经过敏。
“你跟政委他们说说就行了，老领导帮个忙。”
陈营长不愿再去找比自己年轻的政委和副团长，他估计他俩不大会反对。副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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