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心国家大事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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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心国家大事的人们- 第4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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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时老穿的那套旧军装,暂时就打进行李包里了。它是六六年下半年大串联出发前,自己到张清华家的缝纫机上做的,不仅已有了补丁,而且肥大,当时哪敢想突出女性的线条,只担心冬天罩不上棉衣棉裤,象个解放军就行。

  要去营部了,出门前,她犹豫地接过女伴递上的“万紫千红”牌润肤霜,随即坚定地搽上了,让“白兰花”型的馨香幽然散发。她已好久不用这些东西了,冬天实在要用时,也只抹点没诱人香味的医用白凡士林。

  在原野上,在去营部的大道上,姐妹们忧郁地簇拥着吴玉兰,轮流分背着她那点简单的行李,伤感地手牵手慢慢前行。有人抱着同伴的肩,昂首向天幽幽地唱起了《十送红军》,一曲未完,大家的脸上便有了泪花,个别人又抽搭着要吴玉兰别走了。

  吴玉兰用手帕替伤心的女伴抹起了眼泪,自己也流泪了。泪水冲走了她心中的幸运感,真有点不想走了。

  一个硬性的小姑娘不满了:

  “不晓得哭啥子,又不是送葬!”

  几个大姑娘立即吼她:

  “送你的葬、你才要死咧!”“就没学过说人话。”“谁叫你来的?”“ 呸呸、呸!”七嘴八舌地。

  有个丫头赶紧扯大嗓门,昂扬而悠然地改唱起了《我们走在大路上》。

  大家立即跟着变慢了的调子唱起来,声音越来越大,缓慢的脚步不觉地一致了。在节拍改得随意而自然、但仍充满了幸福和信心的基调中,百感交集的吴玉兰,渐渐又恢复了走向美好明天、走向明媚天堂的感觉。她想,现在暂且分离,将来如果真的好了,一定要帮助这些曾相濡以沫的可怜姐妹们……

  在快乐的歌声里,大家抹干了泪水。刚才挨叱骂的丫头,虽然没参加合唱,但也平静地采集起了路旁的小野花。

  那不知名的小花太可怜了,浅草中,星星点点地,只有指甲盖大小,雪一样洁白,常被行人和牛羊的泥脚践踏。 

  清脆悠扬的歌声飘向四方。远处水田里,正弯腰忙着插秧的男女生产队社员们,纷纷立起身,清瘦地伫立在水中,惊羡地举手眺望这帮幸福的“女兵”,敬佩这些不顾性命地操心着国家大事的城市美女们。 。 想看书来

第二十九章
二 十 九   悟

  黄成从下汽车踏上家乡土地的那一瞬间起,就作好了束手就擒的准备。

  他衣兜里揣着助教大哥给的“护身符”,成天惴惴不安地呆在家里。

  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去,除了陈三娘和几个邻居老太太偶尔来陪母亲高兴高兴、说几句吉利话外,没谁来打扰黄成的坐卧不安。

  他曾想去交助教给他的“护身符”,后又作罢了,因他既怀疑它的效力,更觉得去主动投书很有点二次投降的卑贱。信中把他鼓吹成接受了深刻教训而有了正确认识的人,他内心很不以为然。

  信中所谓的正确认识,显然就是联派观点。他觉得助教这人有点书呆子气地主观,因为现在他确确实实地什么观点也没有了,说他是哪派都近乎嘲弄。他不知道自己才是个地道的蠢货:助教如此夸他,只是为了保护他。

  离开天安门广场后,黄成脑子里奇怪地变成了一片空白,与六六年秋天离开北京时的豪情满怀相比,完全成了两极端,他终于意识到了自己的极其渺小。

  见骨瘦如柴、但全身完好的儿子回来了,母亲高兴得脚下生风,开头那几天,草鞋都暂且不打了,成天进进出出忙碌,精心地筹办一日三餐,猪肉或鸡鱼,是对儿子每顿必有奉献(不知她去哪儿买的肉票,也不知要为儿子奉献到哪一年),而且烹饪方法顿顿力图翻新,尽力给儿子补养身体。

  她不敢对儿子问长问短,更不敢过问儿子今后的打算,生怕又把儿子惹烦了,只是惟恐节俭地大肆挥霍着这两三年积攒下的微薄积蓄。她认为;这点钱本来就是儿子没在家吃饭而省下的;现在终于有机会仍旧花在儿子身上了。她好象要哺养儿子一辈子。

  儿子没心思回生产队,母亲高兴,她盲目地希望儿子不再去那遥远的乡下当农民,更不要再*了,窃望儿子将来就在城里找点零工干过日子,城里不少没工作的人,不就是干零工一辈子供家养口的么。她还打算,末了再去借点钱添上,给儿子制一套新衣裳。

  平安地过了两个月,黄成开始在街上露面了,有时是买菜,有时是看街边的大字报解闷。群专部的人碰见他,或者老远就移开目光,或者假装无意地略微绕道,或者仿佛根本不认识他。

  他回来后不久,林场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便转移到林场总场附近的一个镇上去了,而且又严管起来,所以,那些泸州知青他一个也没碰见,这倒也省了一些嫌疑和麻烦。

  在街上敢于和他打招呼或聊上几句的,几乎全是与他个人私交较好的、联派的同学,而且多半是从生产队偶然回来的,大家都上山下乡了,没什么派性成见了。

  黄成碰见过一次吴玉兰的父亲。那永远善意谦笑着的老人,迎面看见黄成后,高兴得眼睛一亮,更明亮和气地微笑着,停步等候黄成。

  老人想从黄成口中打听点女儿的消息,他以为黄成刚从外面回来,或许能知道一点女儿的情况。

  女儿每个月按时来一封信,总说一切很好要爸妈放心,具体咋个好法却很少写。

  这次已一个多月了,女儿还没来信,他很着急,担心有什么事。

  黄成佯装淡漠地转过脸,没看见似的走过去了,面对陈营长的这个“老丈人”,不知该怎么应对,更不知他要干什么,索性敬而远之。

  黄成在城里已孤寂地熬了两个多月,越来越烦闷。他惊奇地发现:一个人真正的家,原来竟是他的户口和要赖以糊口谋生的所在地,否则,哪怕是在自己从小长大的环境里,哪怕在亲人身边,时间长了,心里也没根没底。

  可是他又不想回生产队。经过这段时间的风雨后,把青春献给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热情和志向,已于不觉中消失殆尽,而且,他直觉得群专部在放长线钓大鱼,在等待自己的可疑举动,说不定出城就要被抓,那就更麻烦了。

  但最根本的原因是:自己是被捆绑抓出来的,回生产队去已没脸面了。

  他开始后悔:不该听助教的话赶回来,应该到前线去,今后和红派大队人马一块儿光彩地打回来,就不至于没脸面回生产队去了。

  家里呆不住,又不敢太自由地在街上闲逛,象从前那样在邮电局的报栏前打发时光么,也太抛头露面了,于是,他相中了新华书店。

  经过“破四旧”的提炼以后,书店里书,是非常地精华了,只有马、恩、列、斯、毛的伟大著作,《红灯记》、《沙家浜》、《红色娘子军》等京剧样板戏的剧本,《赤足医生手册》,《稻田养鱼法》等等。

  这就太好了,使卖书的和买书的都很安全,不买只看的人便更没危险,所以,在书店里,只要有字的东西,黄成都看,去努力理解,去消磨时光。

  为防群专部突然收线抓他,他不仅随身带着助教的信,在店内还尽量离门口远一点,以便有个思想准备和有时间表示配合,少受皮肉之苦。

  那天上午,书店里,在最靠里的书架前,他费劲地理解着《联共布党史》﹙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党史﹚,一男一女两个年轻的店员,正坐在柜台里的办公桌旁,边磕着葵瓜子,边小声地聊天,八、九个逛书店的人,在店里四处翻书浏览。

  忽然,店门外大街上热闹起来,有人奔跑着喊:“来了来了!”

  除了黄成,店内的人全纷纷往外跑,口里也跟着喊:“来了,来了!”

  原来,所有正常公民都知道今天要枪毙犯人,不知怎么搞的,就黄成这个半正常公民不知道。黄成莫名其妙,他拿着书,很有自知之明地只走到门口,连门槛也不越过,仅在人们身后踮起脚尖往远探望。书店门正处丁字街口的拐角上,且比街面高出三级台阶,在此眺望倒也方便。

  在人们的拥戴下,远处缓缓开来三辆无篷的解放牌汽车,车上的高音喇叭断断续续呼着口号。随着汽车的前来,“坚决*一切反革命分子—!”“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胜利万岁—!”等口号越来越响亮。

  刚才,在广场上开了个公判大会。现在车旁的追随者和街边的期盼者,不少是由各单位组织到广场上去助威或接受教育的,他们觉得不过瘾,大会结束后,又抄近路赶到大街上来看犯人被游街了,兴奋得像过节。

  仔细望去,好象各辆车上大有区别:第一辆是高音喇叭和全副武装的解放军战士;第二辆上,是被群专部背枪英雄们揪着的犯人们,他们是满街革命群众翘首盼望的主角;第三辆车上,又是持枪的解放军,仿佛还有穿警服的公安局的人。

  渐渐地,中间那辆车上众多的犯人越来越清晰了:被捆绑得结结实实的坏蛋们,前面三个、这侧四个,那侧有几个看不见。

  能看见的这七个,全是男性、白亮的光头。大概是不准他们学阿Q临刑时那样唱“二十年后又是一个”的戏文,更怕他们象我们的革命先烈们就义时那样呼口号﹙那我们岂不就同旧政权一样傻子了﹚,便给他们每人嘴里都塞进了布团,并用和织毛衣针一样粗细的铅丝勒住,在脑后拧紧,这样,他们就做梦也别想象牲畜们临死前那样,可恶地发出点哼哼,当前坚如磐石的新生红色政权,也就能在寂静中稳如泰山了。

  有人可能会对此高招有意见,这种爱放屁的家伙是不知足——

  怀疑*的张志新“出身音乐世家,参加过志愿军,读过大学,25岁入党,省委宣传部的干事,形象又是那么完美”的女人,而且还是没有观众或听众的秘密枪毙,不仅临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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