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拘无束，在我家的瞭望台下的小土屋门前走来走去，或指点江山，或谈笑风生。
每当国内外宾朋从瞭望台下我家的小土屋门前走过时，都会投来一束束羡慕的目光。我领会那些羡慕的目光。那分明是在说：”这一户人家住在这里真是荣幸！”于是，我越发的暗暗自豪和庆幸了。
我家的瞭望台下的小土屋哦！又如同一面紫铜镜，映照着边境上的变迁！”
我家的小土屋背西门朝东。座落在界河岸边。被称作西北边境第一家。站在小土屋门前，可将边境小镇尽收眼底。
1962年中苏两国关系恶化，边境被划为 "；禁区”。海关关闭，外贸撤消，人去屋空。瞭望台下的小镇，一片荒凉孤凄。一条由瞭望台下的，我家的小土屋门前东伸的黄土路，由于几乎断绝人踪，也慢慢的与戈壁混为一色。边界上除了不多的边防军和兵团值班战土骑马挎枪来回活动之外，再无一个老百姓。
1963年边境小镇开始重新建设，新疆兵团的军垦战士开进了边境禁区。他们挖渠道，平沟塘，筑水库，垦荒地，修路架桥，植树造林，建设家园。经过30多年的不懈努力奋斗，终于建成了有祖国西北”小江南”之美称的现代化国营农场。
如今，从瞭望台上看去，百里边境，田成方，林成网，条条水渠载着萨吾尔山的冰峰雪水，在绿柳林中欢快地流淌。高山人工湖里，金鲤跳跃，小船飘荡。8万多亩自压喷灌农田，艳阳映照着雨丝儿，云騰雾绕，滋润嫩绿的禾苗。瞭望台下的新村，鸡鸣犬吠声，各种车辆的马达轰鸣声，幼儿园里儿童的戏闹声，学校里的琅琅读书声，边防军的操练声，广播电视的乐曲声，从绿树林中腾上树梢头，打几个旋儿，在蓝天白云下汇聚成一支欢快的协奏曲，响彻太空。
现如今，瞭望台下的边境小镇，充满了活力。
一座高入云端的边境瞭望台，取代了昔日的那个黑不溜秋的木架子瞭望台。瞭望台顶上 的五星红旗和嗒面上的八个红漆大字 "；提高警惕保卫祖国”交相辉映，在万绿丛中金光耀眼。
1990年，一条从瞭望台下的我家的小土屋门前东伸的沥青公路，取代了昔日的黄尘土路。1992年，随着边境口岸重新开放，银行楼，教学楼，海关楼，文化活动中心楼，各个单位的办公楼，边境贸易大楼，商业楼，居民住宅楼，如雨后春笋般在边境上拔地而起。说也奇怪，边境小镇几经变迁，光是邮电局就三迁地址，三建新房。边境居民几经侨迁新居。唯有我，虽然也由原来的黄泥巴小土屋，换成了宽敞明亮的、别墅式的小二楼。可变来变去，我们仍然住在瞭望台下。于是 "；瞭望台下有我家”，便成了我心目中永久的意念”。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土作家进城
土作家是当年人们对我的尊称。是充满时代气息、打着时代烙印的称呼。是工人作家、农民诗人、赤脚医生阵营中的一名小兄弟。由于我生长在农村，成天和土坷垃打交道，面朝黄土背朝天，偏偏有悟性，竟然舞文弄墨，竟然在社会主义中国的文艺百花园里探首伸足，竟然在一些报刊上有名、电台上有声。乡亲们敬佩有余，便送我一串带“土”字的光环∶土秀才、土记者、土作家。土者，字面上看是简单得没法再简单了。可是我的实践却深深体会到它的博大涵义。它包含着农民、农村、业余等等内容。
我进城的动机很简单。就是想把“土”字甩掉，做一名不带任何“副词”的作家。我知道茅盾先生的成名大作长篇小说<；<；子夜>；>；，是在大上海的小鸽子笼里写出来的；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中的许多人物的名字，是巴尔扎克从巴黎大街上的店铺招牌上摘抄下来的；世界级著名童话作家安徒生不但终生安居丹麦皇城，还经常走访世界各大名城都市。中外世界级名作家，几乎没有不住名城都市的。城市是作家们互相启迪的地方，是作家们增长见识、开阔视野、提高创作能力的大学校。
我之所以老了老了，都未能进城，我只想用一句成语便可以说明∶生不逢时。我比共和国年长8、9岁，亲眼目睹共和国的城镇居民一批又一批被疏散到农村或山区。全国所有的城镇，都有人口上山下乡。到了20世纪60、70年代，随着知识青年到农村去，那里是广阔的天地，大有作为；我们也有一双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口号响遍神洲，城镇市民走出城镇当农民、当渔民、当山民、当牧民便形成了时代潮流。那年月，甭说是北京、上海、武汉、南京等大中城市的城门关闭得紧紧的，只放市民出，不让农民进。就是乡村小镇子也是镇门把守得很严的。我生活工作过的那个边界小镇，人口不过7000余，也不让周围村庄的农民进镇落户定居。因为小镇上的人是城镇户口，吃供应粮的。在那种社会大气候下，乡下人莫说进城镇落户定居，就是住一夜旅社，都要有所在的公社大队出具的证明，否则寸步难行。
改草开放的开天巨斧砍开了中国城乡的“柏林墙”。农民进城形成的民工潮冲开了城市关闭了年深日久的城门。我终于看见了乡下人进城的署光。我迫不及待地跑进了城。我之进城是和民工进城有所不同。民工进城是挥洒汗水的；我之进城是耗费心血的。这就注定了我是进城早了些。于是我便看到了“署光”在送走黑夜迎来白天的“转换点∶署光来临的时候，还有许多地方存留着黑夜的残留物。由于我的迫不及待“赶了早集”，所以那些黑夜的残留物，都让我碰上了。不仅如此，我还碰到了由黑夜转向白天的“怪异”。也就是说城市的城门虽然被冲开了，但是长久以来形成的“城乡差别”并未一朝一夕之间全部消除。它们还要做顽强的抵抗。那抵抗的部位，恰恰是人每日三餐不可少的粮食。粮票的取消，标致着粮食定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但是，却又冒出了“吃粮人价格多等制”。哇！瞧啊！吃粮人价格等级就象一部“长长的阶梯”。什么人吃什么价格粮，真可谓三六九等啦！国家干部吃“低价”粮、城镇户口吃“平价”粮、个体商户吃“中价”粮、进城打工的吃“议价”粮、我在城里吃“高价”粮。不平等的吃粮价格会说话，它告诉我∶城里不欢迎我！于是我便撤出了城市，退回了边界小镇。
退回边界，经过修整，其实是等待时机，卷土重来。这一次我走了一座中等城市。市区租不到住房，一位朋友带我到郊区，走进一片杂乱无章、狼籍遍地的村落，朋友直奔趴在村边的一间小屋。那小屋黑瓦顶子黑墙壁，远看象只黑乌龟，近看还象只黑乌龟。尤其使我受不了的是那些垃圾，那些五颜六色，脏兮兮、臭哄哄的垃圾，堆积如山，比那间黑乌龟似的小屋子还高！都10月份了，绿头苍蝇嗡嗡乱飞。我跟在朋友身后走进小屋子，一看，哎呀！这还能住人吗？整个屋子就象一个煤窑，阴冷又潮湿。朋友拉灯，灯不亮；朋友开水，水不来。朋友自言自语地咕嘟了一句什么，就气急败坏地冲出屋子，屋外已经站了许多人，他们就象罗汉堂里的泥胎塑像，一个个蓬头垢面，衣衫褴缕，有的一手叉腰，有的双手反剪，有的抱腕胸前，那脑袋的摆法更是姿态百出，但无论怎样架势，每一颗头颅上的两个灯泡都在放光，就象一群饿狼看到食物那样的放着光。朋友仿佛是狈，仿佛是他们一伙的，一点也不惧怕他们。朋友冲他们吼道∶电呢！水呢！罗汉群里有几个“泥胎”嚷嚷道∶用电？用水？拿钱来！不先拿钱，就想电灯亮，水自来，哪有那么便宜的事！朋友又吼道∶电线谁掐的？！水是谁搞的？！有两个“塑像”答话了。一个说∶电线连着我屋里，要亮先拿伍块钱来。（80年代的伍块钱至少值现在50块！）声音不够洪亮，却很坚决。另一个说水管子和他家共的，要水也得先交钱。我看着面前的“尊神”们，心中暗想∶啊！这些人也许就是书上说的小市民？和这些人住在一起，不等于和妖魔鬼怪住在一起。宁可不进城，也不受这份罪！朋友无可奈何地骂了声“王八蛋”！我们便走了。
路上，朋友拣起一块红砖，便借题发挥，说这一块红砖可以卖五角钱，说在城里，光捺破烂都能发财！只要人肯吃苦，城里遍在黄金。我却不屑一顾，气得朋友骂我∶农不农，秀不秀！不管你了！
又耐心地等了10年。我从报纸上看到，城市里不但有商品房出售，邮电局还可以出租信箱，方便城市里的暂住人口。这全是为乡下人进城大开方便之门。我又进城了。和老伴租了一套漂亮的小套房先住下，又在街头报摊上买回几份小报，一张一张地翻看。终于找到一家小报招聘记者。按广告上的地址，找到了那家小报编辑部。我第一次见那“猪栏”式的办公室，一间大房子里，用一米来高的板块隔成许多包箱式样的匣子。一个匣子装一个人。匣子里面的人处于半明半暗状态中。匣子里面的人都很年轻，有事没事都把脑袋埋在匣子里面。装作没看见我。我逮住了身边匣子里面的年轻姑娘，高声说∶我是看了贵报招聘启事，来应聘记者的。那位姑娘立即求救似的高叫
了一声∶主任！有人应聘来了！很快，一个胖乎乎的轻年小伙出现在我面前。为了叙述方便，我不妨称他一回主任。主任首先很客气的说∶大爷您请坐，您为什么要应聘我们报纸记者？我说搞了一辈子农村宣传报道工作，如今想到城里发展发展。主任问我年岁几何？但他立即诡秘的笑着说∶呵，您还年轻。语气里明显地含着讽刺。那正是冬季，主任说大街上冰原，路滑，您滑倒怎么办？我说出了事儿就和“文责自负”一样不找你麻烦。主任又笑了。这回他笑得让我难为情，他说老前辈我看得出来您很有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