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过去中国是亚洲文明的核心，日本要想实现东亚国际秩序的重构，就必须将中国这个老盟主从盟主的位子上拉下来。19世纪，欧洲用卓越的航海技术和强大的军事力量，在亚洲展示了其新文明的强大实力。这时的中国虽然仍旧处于中华文明国际秩序的中心，但是事实上这种中心地位已经发生了动摇。17世纪中期，经历了明清的改朝换代，从政治到思想文化的影响渗透到了周边的朝鲜和日本。思想文化上中国的地位有了不小的动摇，甚至在日本国学中也已经有否定中国的理论出现。到了近代，中国的中心地位多半是理念上的东西，日本想从东亚盟主中国那里夺得盟主之位，不仅要获得军事上的，还需要获得理念上的胜利。东亚盟主的交替，就是新旧文明的交替，是由停滞走向进步的历史观的革新。
1896年，日本学者竹越与三郎著《二千五百年史》，该书以1867年的大政奉还为新文明国日本的出发点，并以此为回溯历史的起点而叙述的日本文明史。书中日本以试图支配世界的近代欧洲文明的嫡系自居。这本书的初版是1896年，此时日本与中国正处在争夺朝鲜，为确立新的支配权而进行军事性对抗的时期。竹越与三郎将日本定义为新文明的嫡系，从历史上讲日本已经具备了走向文明国的条件，从文明史方面来说名东亚盟主交替的必然性。
竹越与三郎记述了自太古以来日本文明史的环境，他的文明史与后来从一国历史来追溯日本统一性起源的国家史叙述不同，他所观察的是人们在跨越波涛的移动和交流中在日本列岛混合而成的文明形态。竹越与三郎将目光聚集在发源于东地中海文明，跨越印度洋，经由南海诸岛流入日本的海洋文明。他将日本文明上溯为海洋文明对大陆文明的胜利，也是表音文字对象形文字即汉字文化的胜利。
竹越与三郎认为日本文字根本不是以代表中华文明的象形文字为国字，而是由腓尼基人在通过贸易与世界交流的时候，试图移植各国文字，来发明声音文字，之后便产生了拥有47个字音的“伊吕波”。由此可见，日本文字的产生是太古以来日本沿海人竞争的结果，是经由南海而来的人种的胜利，而不是###人种的胜利。
象形文字就像巨石一样欺压着弱小的日本文明，但是日本文明却屹立不倒，产生了平假名和片假名。虽然最初采用了象形文字中的些许文字，但是却没广泛应用到社会生活中。实际上，日本国民根本没有将中国文字当作日常所用文字的历史。
竹越与三郎描绘了表音文字胜利的蓝图：近代西洋采用了的拉丁字母就属于表音文字，而腓尼基文字及其文明是这一文字的源头。被西洋人应用的文字，被西洋人推崇的文明漂洋过海来到了日本列岛，阻止了象形文字—汉字文化的渗透，形成了日本国民文化的基础。日本就是欧洲文明在亚洲先进性的代表，成为亚洲盟主也是必然，这也是表音文字文明对中华象形文字文明的胜利。这番对文明史的叙述事实上只是将近代化和西洋文明等同起来，进行再次确认而已。
竹越与三郎的文明史事实上是仿照黑格尔东洋停滞性的逻辑，认为中国社会是缺乏精神内在性的社会。黑格尔认为中国缺乏属于精神的所有东西，比如自由的实体精神、道德心、感情、内在宗教、科学、艺术等等。他还认为汉字是缺乏精神自由发展的中国社会的文字符号，只适合中国的精神形成过程中静止的东西。
福泽谕吉的文明论和竹越与三郎的文明史的亚洲关系构图，都是黑格尔历史哲学的东方主义构图，规定了近代日本东洋学的东方视野。
近代日本文明论、文明史的定位都是与近代欧洲文明相关联，用黑格尔“东洋”概念的逻辑来眺望中国、朝鲜乃至整个亚洲。黑格尔的“东洋”概念就像一个紧箍咒，深深影响着日本人的亚洲视角。
黑格尔历史哲学的“东洋”叙事，是近代欧洲成立过程中，欧洲人对异质东洋的认知和体验，是理念化、综合性历史哲学的表述，它代表了站在近代欧洲文明上观察东洋的理念。黑格尔的“东洋”概念，是验证近代日本逐渐构筑起来的东洋观的根本参照理论。
新渡户的《武士道》就是针对来自黑格尔对东洋社会的专制性格规定作出的抗争与辩解。新渡户最早发现了来自东洋，以“东洋的专制”命名的对东洋社会性格的规定，新渡户在抗拒这种性格规定的同时，对东洋，或者是日本进行了重构。与福泽谕吉的《脱亚论》所展示的文明构图不同，新渡户在《武士道》中并没有贬低“东洋”，将除日本之外的亚洲国家视为“恶邻”。相反，在这本书中，他还列出了佛教、孔子、孟子的学说对武士道的不同影响，指明日本武士道严格意义上的道德教义，就是孔子的教诲，继孔子之后的孟子对武士道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但是福泽谕吉的《脱亚论》用文明国对非文明国这一两极对立的世界关系结构来规定日本和其他亚洲各国，特别是与中国、朝鲜的关系。在这种关系结构中，中国被规定为停滞于文明的边境之外，被近代化抛到后面的古老大国。
福泽的文明论和竹越文明史式的关于日本与亚洲关系的构图，是作为欧洲近代文明亚洲嫡系得日本所涉及的构图，是黑格尔“东洋”概念逻辑中的一个构图，同时也是在亚洲最早实现近代化的日本形成的东方主义的构图。这种构图不仅规定了近代日本学术上的东洋学视野，同时也规定了由黑格尔到马克思，再到日本马克思主义者观察东洋社会的社会学视野。
福泽谕吉在《脱亚论》中显示出来的日本的世界战略，即面对欧洲的世界霸权，以日本为盟主的亚洲防卫性的重组这一世界战略，在20世纪30—40年代的日本，以“东亚协同体”和“东亚共荣圈”论的形式得到了展开。
针对黑格尔的“东洋”概念提出抗辩的《武士道》，终于经过福泽谕吉的“脱亚论”和竹越的文明史的推广，将日本的武士道精神带到了中国、朝鲜乃至整个亚洲和世界，让全世界的人们认识、了解了日本的武士道。让那些不明白“东洋”，尤其是日本的西洋人，终于明白没有宗教的教化，以武士道精神为主的道德教化同样在日本人心中根深蒂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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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武士，一个阶级的构成（10）
四、暴力：精制文化下的“武士”与“刀”
日本社会中黑恶势力很猖獗，庞大的暴力组织经常在社会中制造事端，搞得日本社会乌烟瘴气，从某种程度上说日本的暴力组织更残忍。日本国家是险隘的、固执的、甚至是极端的，日本的暴力分子也承袭了这个特点。
虽然日本文化源自中国，但中国文化中很多东西都没有在日本盛行，日本总能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例如历史上汉人缠足的习俗、科举中的八股制度和中国晚清人吸食鸦片的坏习惯都被日本摒弃了。日本将中国的优秀文化与日本的经典文化相结合，例如茶道、歌舞伎等，从而形成了独特性的日本文化。
因此世界人一直认为日本是一个美好的国度，看到身穿和服，脚踏木屐，深鞠90度恭的礼貌的日本人，人们都以为日本是一个秩序井然的社会，到处都樱花般灿烂，到处都是国旗上太阳照射的光芒，殊不知在这光芒和灿烂背后有多少黑暗和丑恶。
在人类发展的进程中，暴力事件从未停止过，一战、二战这样的世界性战争暂且不说，单是那些潜伏在各个国家中的暴力组织就对世界安全造成了极大的威胁，时刻威胁着各国的社会发展和人们的生活，而且这些暴力组织和暴力活动极有可能引发战争。德国发动的法西斯战争就是最好的证明，在希特勒这个极度暴力的人的带领下，一个庞大的暴力组织引爆了世界性的战争，杀害了很多无辜的人，在人们心灵上留下了阴影。
日本的黑社会组织被称为“暴力团”，其成员被称为“压酷砸”，也就是我们通俗意义上的流氓，“暴力团”这个团体是被日本政府承认的，日本政府允许黑社会组织存在的行为让人很是费解。大概也是由于这个原因，日本“暴力团”发展得异常庞大，在全日本“暴力团”大概有3380个，所有的压酷砸加在一起大概有86700多名，其中65％的成员是属于日本社会的三大“暴力团”—山口组、稻川会、住吉会。日本“暴力团”在东京都分布得最多，“暴力团”数量大约有720个，占到整个团体的％左右，“压酷砸”大约15800人，占总人数的％左右。由于大量“暴力团”和暴力分子的存在，日本东京都的治安是日本最差的。
在日本，有势力的“暴力团”都是分别霸占一方的，其中势力最大的是山口组。山口组自盘踞在关西—东京的西边（也是村上春树的家乡）。它自上世纪60年代开始发展，是日本发展最快的黑社会组织，直到今天，山口组仍然是日本最大的黑社会组织，在全世界的黑社会组织中也是排前几名的，在香港回归之前，它只能在亚洲排第二，当时全亚洲最大的黑帮是香港的“三合会”，号称“14K”，虽然我们的香港比日本还小，但在回归之前的香港的地下组织是相当地繁荣的，高峰期有20000多人。还有台湾的竹联帮，与同时期的山口组不分伯仲。山口组有10000多名成员，这个“暴力团”在日本称霸，它组织中的成员所到之处人们对他们都敬而远之，由于山口组成员的襟前饰物是菱角形金针，而且很多人的身上都有刺青，因此很容易辨认。人们若是在公路上遇到他们要让他们先过，若是在商店遇到，人们都会给他们打折或者干脆就不收钱了，普通的人都躲他们远远的，怕惹上是非，即使是有身份、有地位的人轻易也不招惹他们。山口组的恶名可谓举世皆知，而且气焰极度嚣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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