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信仰和知识之间是怎样的一种关系呢？有没有永恒的生命？当躯体的生命之火熄灭时，灵魂的余烟是否也散去了呢？这些都是在《生存还是毁灭》一书中被大胆提出的问题。这些问题也是本书主人公尼尔斯？布莱德及其犹太情人埃丝特，需要面对的难题。直到3年战争和一场霍乱大流行严重地影响了他们的生活。尼尔斯？布莱德与读者见面时是哥本哈根圆城的一名守卫的儿子；一贫如洗。突然有一天他成了孤儿，孤零零地一个人被留在了世界上。牧师杰普特斯？莫勒鲁普成了这个富有才华而又敏感的孩子的庇护者，并将他带回了斯克博格的家里。牧师的女儿鲍迪欧迅速对这个收养的兄弟产生了强烈的好感。不久，人们发现这个天生虔诚而又好问的尼尔斯希望像他继父一样做牧师。但是他在哥本哈根学习神学时接触到了新时代的无神观点。尼尔斯迅速投入到了对单细胞的研究之中，不再关心什么更深入的看法。现代科学用一种全新而又激进的眼光来看自然及人类的存在，这改变了尼尔斯的生活观和世界观。像霍尔伯格作品中的埃拉斯穆斯？芒特纳斯一样，尼尔斯回到了日德兰半岛，这个真诚地等待着他这个收养儿子的家里。他被当作异教徒迎接了回去。当他承认说自己不再想做牧师而是想当一名医生时，这一点被进一步证实了。当他与犹太姑娘埃丝特订婚后，那些旧的宗教体系彻底垮掉了。埃丝特和他一样是一个爱思考的年轻人。但与他不同的是，她完全相信灵魂的不朽。当尼尔斯？布莱德在战争中与死神亲密接触时，他更加笃信所有这些信仰上的想法了。在他回到家康复后不久，埃丝特得了不治之症。她临终之时，尼尔斯又回归了他强烈而又坚定的对上帝和永生的信仰，这也是他儿时的鲜明特征。在正统基督教的教义里，这是一个悲剧爱情故事的“美满结局”，但是这对读者来说完全不容易接受。尼尔斯的信仰转变相对于前面150页的内容来说显得比例失调。在这个部分我们看到了尼尔斯？布莱德走向成熟和现代观点的发展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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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叛奥斯特（2）
“相信我，我们对自我和情绪的掌握，不会比我们对那些使我们肉体和灵魂分离的物质的控制强多少。我们的各种情绪随着血液的循环而出现，这正是为什么我大胆地相信并断言，我们对情绪稳定性的把握并不比没受过训练的动物强多少。”
安徒生选择在1857年奥斯特去世6年后向读者给出的结论，看起来更像是直接放弃了以自然科学而非宗教为基础的生命观。但是如果我们再仔细地看一看小说匆忙完成的最后几章的字里行间，我们会发现它不仅仅是展现尼尔斯内心一系列矛盾的力量那么简单。小说最后的场景或许更应该被理解为表现出信仰和科学已经不再在尼尔斯内心争战，因为它们已经融合为对上帝在自然中的抽象存在和自然科学的具体存在的一致认可。与所处的时代实际相脱离的信仰是盲目的，尼尔斯得出结论。他从他死去的妻子埃丝特那里学到了这一点。在她的灵床之前他看到了圣光，从而了解到自然科学对人类的客观理解是如此的苍白无力。关于现代人类的孤立的知识，正如喜欢唠叨的尼尔斯所说的，它是“无止境的摸索，与时代脱节，其唯一的论据就是上帝；没有上帝这个问题就不能得到解决”。
这个观点与安徒生在1855年12月末写给亨丽埃特？伍尔夫的信中表达的观点完全一致。在新年来临之际———屋外大雾弥漫，冰冷刺骨———他谈到了他要在新小说里采用的“物质主义”的研究。作者的观点与那些没有生气的生命观信徒完全不同：
“整个虚假的系统已经被演绎到了极致，然而也还只是一个系统而已，对我而言它就像是一种绝望的存在。人类成了所有造物中的小小的一颗螺丝钉；神———甚至上帝———都消失了；多么可怕！不应该是这个样子！……对我来说，科学阐明了神的启示；我睁大双眼朝着别人盲目追寻的目标走去。上帝会容许被他自己赐予我们的感官所看见。自然和圣经之间的和平和和谐才是我所追求的。”
19世纪50年代后期，安徒生像他小说末尾的尼尔斯？布莱德一样，甚至比奥斯特更过分，想把自然中不知名的引导力量称为“上帝”，而不是仅仅称之为“自然中的神灵”。在这种意义上，在安徒生的父辈们一一离开人世的这段时期，上帝以更人性化的形象出现在他的生命里。奥斯特于1851年去世，在这10年间，安徒生的皇室和父辈支持者们，像乔纳斯？科林和英吉曼，也显然即将走到生命的尽头了。因此我们可以说安徒生只能靠自己了。从他19世纪50年代的困惑———也是尼尔斯？布莱德的困惑———中浮现出来的，不是对信仰或科学的抛弃，而是对两者的同时接受。这意味着他对老式信念和现代理性主义有了更坚定的双重信仰，在小时候他曾在他父母那一辈人中见到过这种信仰。从很多方面来说，这个一分为二的方法对安徒生都永远有效，尽管在19世纪50年代他已经不能像以前那样在文学中表现艺术了。但是在《生存还是毁灭》机敏的结局里这种情况得到了改善。尼尔斯？布莱德，化名为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为自己创造了一种全新的、务实的生命观，让他可以从容地面对生和死。
1857年夏，带着他新小说的丹麦语、德语、英语的3个版本，安徒生又进行了一次欧洲长途旅行。除了慕尼黑，所有他喜爱的大城市都被列入了行程，包括一个不太熟悉的目的地布鲁塞尔。进行这次“大旅行”的部分原因是1856年夏天安徒生收到的一封信，信的开头是这样令人惊讶的称呼：“我亲爱的、尊敬的汉斯！”
“汉斯”———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没有人这么称呼他了。安徒生立刻写信告诉爱德华和所有其它科林家族成员，这个令人惊讶的亲密称呼来自查尔斯？狄更斯：
“在他的国家，用名来称呼最亲密的朋友是一种习惯；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一直被称为汉斯？克里斯蒂安，从来没人只叫我汉斯，而他却写‘亲爱的、尊敬的汉斯！’多令我惊讶的称呼啊！”
自从1847年第一次访问了伦敦后，安徒生就经常收到狄更斯的来信。狄更斯这封意外的来信是向安徒生道歉的，因为在伦敦的时候他没能抽出时间接见一个持有安徒生的介绍信的丹麦人。他感到很抱歉。他是在法国度过1856年夏天的，这封信正是在那里写的。同时，狄更斯还在信里向安徒生发出热情的邀请：
“而你，我的朋友———你什么时候才能回来？从你最后一次访问我们，至今9年（正如你所提到的）已经过去了。这9年并没有使你在我们英国人心中的记忆有所减退。相反，与你第一次看到他们相比，你为更多的英国人所知晓，为更多的英国人所爱戴……亲爱的安徒生，再次收到你的来信使我欣喜不已。我向你保证，我对你的敬爱不是言语所能完全表达的，尽管在从这里到哥本哈根的途中我已经用了很多的纸张。永远爱你的，查尔斯？狄更斯。”
背叛奥斯特（3）
这个时候正合适，因此在1857年4月狄更斯再次发出邀请，代表他整个家庭———他的7个儿子，2个女儿和凯瑟琳夫人———邀请安徒生到他位于伦敦至多佛途中肯特州的新居———盖兹山庄。在他给安徒生的邀请信中，狄更斯还表示，如果想在这个城市过夜的话，他将腾出位于伦敦布鲁姆斯伯里的房子。狄更斯还说在6月份和7月份他将有更多的空余时间，因为那时他的系列小说《小多里特》将已经完成，他期待着和这位来自丹麦、仍然带着孩子气的客人一起打板球和进行其它的户外活动。在他们心中，仿佛这将是一个真正快乐的夏天：
“你离开英格兰时（1847年）在布劳德斯泰尔斯所见到的两个小女孩现在已经长大了，我最大的儿子也已经20多岁了。但是我们还有处在各种年龄段的孩子，而且他们都非常喜欢你。来到这个家庭你会发现，这里全是爱你、崇拜你的朋友，最矮的只有3英尺高，最高的有5*9郾9英尺高。一定要记住这一点。你不必要再考虑去瑞典了，你得来看我们。”
对安徒生来说，这个计划再合适不过了。带着皮包里新出版的《生存还是毁灭》的丹麦语、英语和德语的版本，他再次准备进行穿越欧洲大陆的旅程，结识更多的新朋友，介绍他自己和他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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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查尔斯？狄更斯失和（1）
在从加莱前往多佛的旅途中，安徒生受到晕船极度痛苦的折磨，这样的预兆，也许应该使他察觉到前方等待着他的是什么。
当安徒生再一次站在坚实的土地上、到达肯特的希格哈姆站时，他发现，尽管10年前查尔斯？狄更斯一大早就亲自为这位丹麦作家送行，但这次狄更斯甚至连辆马车也没给他的这位客人派———这又是安徒生没有注意到的不祥之兆。狄更斯只是让信号员拎着安徒生的旅行箱和帽箱，与安徒生一起走到盖兹山庄。第二天一早，没有人把安徒生满是尘土的衣服拿去洗涤，这也是一个不祥的迹象。狄更斯的长子拒绝为这位新到的客人刮脸，甚至他最小的儿子，又叫“普劳恩”的5岁的爱德华也毫不客气地对这位陌生人大叫：“我要把你从窗户扔出去！”类似这样的事情不一而足。
从各方面来看，安徒生来得都有些不太凑巧。就在他来的前一天，作家道格拉斯？杰罗德去世了，狄更斯曾在他的病榻前向杰罗德的朋友和同事许诺，要尽力帮助他的妻子和孩子。他马上着手安排了几场戏剧表演，他和艺术界众多的朋友以及他的女儿玛米和凯蒂都要参加。表演中有一场以冰山为故事背景、名为《内心冰冷》的浪漫剧，还有一场小型滑稽剧在7月初的首场演出中为�